通常聂赫留道夫每次都要等着大家喝完茶，吃过晚饭之后才跟卡秋莎单独说话，这次他心中也是带着一样的想法，于是坐在克雷里佐夫的身边，跟大家一起聊天。
“我常常出现这样的一种想法：现在我们一起并肩作战，但是‘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不是为了他们才不怕艰难地走在这条路上的。但是事实上，我们与他们素不相识，且也没打算来认我们。而他们，比我们更糟糕，他们反而还仇恨我们，把我们视为他们的敌人。这才是最可怕呢。”
“这点很好理解，”诺弗德沃洛夫听了他们的谈话说。“群众总是只屈服权力，”他用尖刺的声音说道。“政府掌握着权力，他们便屈从于政府，仇视我们。将来我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就又会屈从于我们……”这时忽然从屋外传来了一阵骂声、铁锈声、叫嚷声交织在一起。有人又挨打了，有人在喊：“救命呀！”
“看看他们这些暴君吧！我们和他们之间能根本没有什么可以交流的？”诺弗德沃洛夫坦然地说。
“你说他们是暴君。可刚才聂赫留道夫还讲到这样的一种举动，”克雷里佐夫气呼呼地说道。接着又讲了马卡尔如何舍身忘我危险搭救一个同乡的故事。“这就不是暴君会做出来的了，而是英雄壮举。”
“你也杞人忧天啦！”诺弗德沃洛夫讽刺地说他。“我们理解这些人的思想和准备干什么是很困难的。你说他是慈善心肠可能他还羡慕那个苦役犯呢。”
“你为什么总是看人家身上的阴暗面而看不到阳光的东西呢？”玛丽娅·帕甫罗芙娜突然大声地说。
“他根本不存在，怎么能看的到？”“一个人舍己为人，怎么能说根本不存在呢？”“照我看，”诺弗德沃洛夫说，“如果我们想干自己的一番事业，首先就是不能胡思乱想，要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去认清事物。应该尽我们的所能为人民群众来办事，却不要对他们有什么过高的期望。群众是我们进行革命的主要对象，但是只要他们一天像这样循规蹈矩，他们就一天不能加入我们的队伍，”他开口说道，就像在发表演讲一样。
“那发展过程的中心是什么呢？”克雷里佐夫激动地说。“我们说我们反对暴政以及欺横霸道，但是难道这不正是最重要的吗？”
“这哪儿是什么暴力呀，”诺弗德沃洛夫冷静地答道。“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人民应走什么样的路，而且我可以为他们指出这条路来。”
“但是你怎么就知道你指的那条路就是可靠的呢？难道这不正是以前出现的宗教裁判所和大革命的屠杀的那种暴力吗？他们当年也认为依据科学是惟一的一条正确的出路。”
“他们出了错并不等于我也是错误的。况且，在思想家的空想同真正的经济学的理论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呢。”诺弗德沃洛夫的巨大的嗓音震颤着牢房。只有他自己在演讲，其余的人都已默不作声了。
“总是争论个无休止，”玛丽娅·帕甫罗芙娜在他刚停顿下来说。
“那您是如何看这件事的呢？”聂赫留道夫问玛丽娅·帕甫罗芙娜。
“我觉得阿纳托里说的对，不该把自己的观点地加在人民头上。”
“噢，你怎么看，卡秋莎？”聂赫留道夫微笑地问她，等她回答，却又暗暗地担心，唯恐她会说出一些惊人的话来。
“在我看来人民总是被人欺压的，”她说道，脸涨得通红，“人民太受欺压了。”
“对，米哈伊罗芙娜，说的对，”纳巴托夫附和着，“人民受到欺压太多了。应该不再让他们受欺压。我们的所有事业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这是有关革命主题的一个古老的话题，”诺弗德沃洛夫说，接着沉默无声了，愤愤地抽起纸烟来。“我无法和他交谈，”克雷里佐夫轻声地说，他也不再作声了。
“还是别说为妙，”聂赫留道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