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华盛顿诞辰的活动时，在同学们演出的一场假面剧中，我扮演了谷物女神。我还记得，那天我穿着一身相当好看的服装，头戴一个用绚丽秋叶编织的花环，脚上和手上缀满谷粒和果子。然而在这些花团锦簇热闹非凡表面之下，我心灵深处却满溢哀伤困惑。
庆祝活动的前夕，学校的一位老师又问起那篇小说。我告诉他，莎莉文小姐曾和我谈到过杰克·费罗斯特和他优秀的作品。不知为何，我说的某些话却使她错误地认为我想起了康贝尔小姐的小说《霜仙》。虽然我反复解释她会错了，可她还是固执己见地把这一错误结论告诉了安那诺斯先生。
一向对我悉心关怀的安那诺斯先生对这位老师的话偏听偏信，认为我欺骗了他。从而对于我无辜的申辩毫不理会。他认为或至少感觉，莎莉文小姐和我有意剽窃别人的作品，以博得他的青睐。而后，我被带到一个由柏金斯盲人学校的老师和职工组成的“法庭”上，去接受问询。
他们把莎莉文小姐给支开，在“法庭”上，他们一再查问我，使我感到是在强迫自己承认有人给我读过康贝尔的小说《霜仙》。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无不让我感觉到极大的不信任，而且我也感到安那诺斯先生正在以批评的眼光盯着我。那种感受实在难以言传。我心乱如麻，结结巴巴地回答他们的提问。尽管我知道这完全是一场可怕的误会，却仍然无法排解自己内心的痛苦。
最后盘问结束，让我离开时，我觉得头晕脑胀，完全没有心思去接纳莎莉文小姐的安慰和朋友们的鼓励。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头痛哭了一场，也许很少有孩子哭得像我那么伤心。我感到浑身发冷，心想，或许活不到明天早上了。这么一想，倒使我沉静下来。今天想起来，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年纪较大的时候，一定会使我身心俱毁的。幸好在这段忧愁的日子里，遗忘的天使赶走了我大部分痛苦和悲伤。
莎莉文小姐从未听说过《霜仙》这篇小说，也未曾听到过康贝尔小姐的那本书。于是她在贝尔博士的帮忙之下，仔细调查了这件事。最后发现，霍布金夫人在1888年有一本康贝尔小姐的书《小鸟和它的朋友》，恰恰是那年夏天，我们和她正好在布鲁斯特一起度假。霍布金夫人已经找不到那本书了，不过她对我说，当时莎莉文小姐外出度假，为了陪我消磨时光，她经常从各种各样的书中找些有趣的故事念给我听。虽然她同我一样，不记得念过《霜仙》这篇小说，但她可以肯定她曾从《小鸟和它的朋友》这本书中挑选小说给我念过。霍布金夫人解释说，她在卖掉布鲁斯特的那所房子之前，曾处理了许多儿童读物，包括小学课本、童话故事等等。《小鸟和它的朋友》大概也在那时给处理掉了。
那时候，故事对并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但是故事中那些新奇古奥的拼词，却让我这个没有任何其他娱乐的孩子有点着迷。虽然当时讲故事的情景我现在一点儿也回想不起来了，不过我得承认，当时我曾努力尝试记住那些生词，好等到老师回来后，让她讲解给我听。
莎莉文小姐回来后，我没有跟她提起《霜仙》这篇小说，大概是因为她一回来就开始阅读《方德诺小爵士》，使我脑子里顾不得去考虑其他事。但霍布金夫人确实曾给我念了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在我以为自己忘掉了很久之后，它却不期然地浮现在我脑海里，以致我根本没有觉得它是别人思想的产物。
在那些苦恼的日子里，我收到了许多向我表示同情和宽慰的来信。康贝尔小姐更是亲自写信鼓励我：“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写出自己的作品，可以让许多人从中得到鼓舞和帮助。”
不过，这个美好的预言却一直未曾实现。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做文字游戏了，我总是心惊胆颤，害怕写出来的东西不是自己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哪怕只是给妈妈写信时，我都会被突如其来的恐惧所折磨，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念每一个句子，直到万分肯定确实不是那些书中读过的句子。如果不是莎莉文小姐坚持不懈地鼓励我，我大概再也不会去碰笔和纸了。
后来，我找来《霜仙》看了一遍，再对比我那时写的一些信，结果发现我所用的字句和观点，与那本书有很多雷同之处，例如1891年9月29日写给安那诺斯先生的信，感情和语言与康贝尔小姐的著作如出一辙。而我写的《霜王》那篇小说，像其他很多信一样，从其中的一些段落和用词不难判断，当时我的思想里，这个故事无处不在。
在信中，我假想自己是莎莉文小姐，向自己描述金黄色的秋叶：“呵，夏日流逝，用什么来安慰我的寂寞，惟有那绚丽多彩的秋叶。”而这恰好是康贝尔小姐那篇小说中所用的句子。
把自己喜欢的句子同化，而后拿来当作自己的想法一样再用字句另写出来，这种情况在我早年的信件和初期的作品中常常出现。在一篇描写希腊和意大利古城的文章中，套用了一些现在已经遗忘出处但是生动又富于变化的描述。我知道安那诺斯先生十分喜欢古迹，对意大利和希腊更是倾心向往。因而我在读书时，便特别注意地从诗集和史书中摘录能令他欣赏的片断，而安那诺斯先生在称赞我的这些描写古城的作文时也说：“饶有诗意。”
可我不明白，他居然相信一个又盲又聋的11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不过，我也曾认为，不能因为作文中有别人的词句，就被看成一文不值，这至少能够说明我已经学会自如运用清晰生动的文字，来表达我对美好富有诗意的意境的向往了。
早期作品只不过是思维锻炼，像所有孩童一样，是经模仿和吸收，渐渐学会把思想用文字表达出来。只要是书中能引起我兴趣的东西，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记在脑子里，再只取专化为自己的东西。
史蒂文森曾经说过，开始写作的人，一般都会下意识地摹仿自己最喜欢的作品，然后才会以一种惊人的吸收力来转化它。即使是伟大的作家，也要经过多年的反复练习后，才能在思维文字的广阔领域里纵横驰骋。
也许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走完这一过程。其实，我常常不能分清有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哪些是我从书里学得的，书上的东西已融汇为我思想密不分的一部分。因此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像我学缝纫时，常常用破碎布拼凑衣服的感觉，虽然是整合了各式各样、七零八碎的布片，有柔滑的绸缎和美丽的天鹅绒，然而最多最突出的却仍是粗布头。
同样，我的作文尽管也反映了我的一些粗糙的幼稚的思想，但其间也会夹杂着别人闪光的思想和相对成熟的思考，这些都是我从书里得来并记在心里的。我认为，写作的一个难题是，当自己所想到的东西，还有些紊乱没有成形，仍旧处在感情和思想的边缘时，如何用所掌握的语言来把它们表达出来。写作就像是摆七巧板，我们脑子里先有了一个轮廓，然后用语言把它组织出来。但有时想出来的词不一定放弃，就算这样，我还是反复尝试，因为我明白，既然别人可以成功，我也一定能成功，怎么能大概呢？
史蒂文森说：“人若非有与生俱来的天份，那他一辈子也创作不出什么东西。”虽然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人，但我还是盼望有那么一天，我的拙笔能有长进，可把自己的思想和经历自如地表达出来。我就是凭着这种希望和信念而执着努力，战胜了《霜王》事件给我带来的挫败和痛苦的。
从另一方面说，这桩不愉快的事件，对我也有正面的影响，它迫使我认真地思考有关写作的一些问题。惟一令人难过的是，它使我失掉了安那诺斯先生的深切友谊。
我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生活》以后，安那诺斯先生在写给麦西先生的一封信中说，当初发生《霜王》事件的时候，他就相信我是清白的。他说，当时那个“法庭”是8人组成的：4个盲人，4个眼睛没毛病的人。其中4人认为我当时心里清楚有人给我念过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其余的人则相反。安那诺斯先生说，他当时是站在后一种人一边的。
但无论如何，不管安那诺斯先生站在哪一方，当我走进那间屋子，发觉里面的人对我抱有怀疑态度时，我感到有一种敌对的气氛，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后来发生的事果然如此。在这以前，也正是在那间屋子里，安那诺斯先生经常放下手里的工作，把我抱在膝上，陪我玩上一阵子。我感觉得到，在那事件发生以后的两年中，安那诺斯先生相信我和莎莉文小姐是清白的。只是后来不知出于原因，他改变了看法。柏金斯盲人学校为什么要查问这件事，我也不很了解，甚至连“法庭”成员的名字我也不知道，后来他们也不和我说话。当时我痛苦得无法顾及其他事情，只是心里忧惧，一个问题也答不出来。事实上，当时我几乎没有想我该说些什么以及人们对我说了些什么。
我把《霜王》这件事的始末，原原本本写出来，因为它对我早期的生活和教育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影响，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误解，我尽可能如实地叙述了所有有关的事实，既不想为自己辩解，也不想怨尤他人。
事件发生后的那年夏天和冬天，我回到了家乡和亲人团聚，重逢的快乐让我把所有的忧愁都扔在了九霄云外。夏去秋来，地上铺满了深红色和金黄色的秋叶，花园尽头的棚架上葡萄累累，在阳光的照射下渐渐变成了酱紫色。我正是在这时准备着手写回忆自己生活经历的文章的，就在我写《霜王》那篇小说一年以后。当时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仍然心里不安，总是被那些可能不完全属于自己的念头所折磨，只有莎莉文小姐了解我内心的惊惧疑惑。我不知为什么变得非常敏感，总是不愿意提及《霜王》。有时在对话中，一种深层的意识在我的脑海中滑过，我轻声地对她说：“我不确定这是否是我自己的。”有时候，我写着写着，就会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又是跟别人很久以前的作品相同，该怎么办？”一想到这儿，我的手哆嗦不止，这一天什么也写不下去了。即便是今天，我有时也会有同样的焦虑和不安。那次可怕的经历在我心灵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创伤，其含意我现在才开始理解。
莎莉文老师一直安慰我，并且尽可能地帮助我，使我能重拾往昔的自信，她鼓励我替《青年之友》写一篇《我的生活介绍》的短文。当时我只有12岁，写这样的文章有相当难度的。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似乎已经预见到了将会从这次写作中有所得益，否则我很可能写不出来的。
我非常谨慎，但却坚持不懈地写了下去。莎莉文小姐在一旁不断给予鼓励并指导。她知道，只要我坚持写下去，就能找回信心，发挥自己的才能。在《霜王》事件发生之前，我像其他孩子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后来变得忧闷少言了，总是思考一些看不见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才渐渐走出了那一段不愉快的经历给我投下的阴影，经过磨练，我的思路比以前更清晰了，对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世界博览会
一八九三年，我生活中的几件大事是，克利夫兰总统宣誓就职时，我去华盛顿旅行，随后又去游览了尼亚加拉瀑布并参观了世界博览会。我们是在三月份去尼亚加拉的。站立在瀑布边的高崖上，只觉得有如烈风奔起，大地随之震动，此时此地的心情难以言传。
许多人都感到奇怪，像我这样又盲又聋的人怎么也能体会尼亚加拉瀑布的壮观景致。他们老是这样问我：“你既看不见波涛汹涌澎湃，又听不见它们的怒吼呼啸，它们对你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很显然，它们对我的意义重大极了。正像“爱”、“宗教”和“善良”不能论以斤两一样，它们的意义也是无法尽述的。
这年夏天，我、莎莉文小姐和周贝尔博士一道，参观了世界博览会。我小时候的许许多多的梦想，仿佛都在刹那间变成了美妙的现实，这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曾经我每天都在梦想着周游世界。而那一刻，世界各地人民创造的各种奇迹都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用手指去触摸每一样展品，细细感受这些人类勤劳智慧的结晶。
我很喜欢去博览会的万国馆，如同是《天方夜谭》一样，充满了各种令人耳目一新的事物。那里有布置着欢乐神和象神的有趣市场，再现了书本中的印度。那里有开罗城的模型，有金字塔和清真寺，还有有序前行的骆驼，再过去是威尼斯的环礁湖。每天晚上，在城市和喷泉夜灯的照耀下，我们乘一叶轻舟，徜徉湖中。我还上过一艘北欧海盗船，以前在波士顿时，我曾登上一艘兵舰，不过最吸引我的是这只海盗船，因为这只船上只有一个水手，他统领一切，不论是风平浪静还是波高浪急，他都勇敢无惧，百折不挠。他一边呐喊“我们是海上英雄”，一边使出浑身解数与大海抗争，表现出顽强的意志和勇猛的精神。与此相对应的是，现在的水手则完全成了机器的附庸。“人只对人感兴趣”这也许是人之常情吧！
距离这艘船不远，有一个“圣玛利亚”船的模型，我也细细观赏了一番。船长领我参观了当年哥伦布住的船舱，舱里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沙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