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忙得应接不暇，可是生活上仍感不宽裕，有一阵子连女仆的工资都支付不起。于是，莎莉文老师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车站后，回家时顺道去买菜。这时，在家的我就得打扫、整理整个屋子，然后到花园里摘花来插，或者去启动风车贮水，还不能忘掉把风车关掉等等。我的工作量非常重，偏偏这个时期的稿约、信件又比平时还要多。
1906年，由州长推荐，我担任了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每次开会时，莎莉文老师总是坐在我身边，以手语向我传达会议进行的情形。我的感想是，每位委员都喜欢做很长且没有意义的演讲，那些远离实际的质询、回答等官样文章更叫人身心兼备，因此在担任此职四五个月之后，我便提出辞职了。
但是，真正有心为盲人谋福利却又必须要透过团体的力量不可，只有通过团体才能唤起舆论的注意与援助。因此我不得不必须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参加如医师公会或诸如此类的公会的会议。为此，我必须加倍努力练习演讲的技巧，以期在面对所有人时更具说服力。
鉴于此，我曾先后向多位老师学习表达的方式方法，可惜效果都不尽如人意。就在此时，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他着力于研究音乐理论，对人类的发声机能很有研究，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请他帮忙。“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帮你提高什么程度，不过对我而言，这也算是一种研究工作，我们就来试试看吧！”怀特先生毫不犹豫答应我的请求。
于是从1910年起，怀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我家里并住下来，星期日才回去。他呆在我家的这段时间也就是我上课的时间。
在我10岁时，莎莉文老师曾带我去找郝拉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学习发声法。他为了让我了解声音响起所造成的振动，就抓起我的手紧贴在他脸上，然后慢慢发出类似“删”的声音，并要我尽可能去模仿。就这样不停的重复练习，但是由于我太紧张，好不容易发出的声音显得很杂乱。
“把你的喉咙放轻松些，舌头也不要太用力。”他耐心地指正我，应在练习发音前先使发声器官良好地工作才对，而且应该从年纪不大时起就不断地练习，如此我的声音肯定会练得更美妙，同时也可记住更多的单字。因此，我希望聋哑教育能提前教导聋哑儿童练习发声。
怀特老师原本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可是越教越有意思，竟连续教了我3年之久，而且其中两年的夏季几乎一直住在连杉。
怀特老师的训练方式是开始训练发声器官，然后练习发音，到了练习最后才教节奏、重音及声音的音质、音调。如此，经过3年刻苦练习之后，我终于十分吃力地可以在大众面前开口讲话了。莎莉文老师与我首先在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做尝试性的演讲，那是一次十分困难的实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非常害怕。我站在讲台上总是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早就准备的讲稿已经在喉头上打转，偏偏无法发出声音。最后，终于鼓起了足够的勇气，用尽全力喊出来，此时我自己感觉犹如大炮发射一般，可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我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终究，我是一个坚强的人，虽说做得十分吃力，但还是把预计演讲完成了。从讲台上走下来后，我控制不住，哭出声来，懊恼地说道：“说话对我而言真的太难了，我有点不知深浅，做不到的事总归是无能为力。”
不过，其实，我并没有因此真的灰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气去进行更刻苦地练习。现在，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我的声音不是很动听，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正常说话对我的工作进展帮助很大。至此，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一部分。
鼓起勇气上台演讲
刚学会说话时，我还有一些害怕出外演讲，因为总是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不过，每当我演讲时，总有来自各个阶层的听众，也有穷人，乃至于盲、聋、哑等身体上种种有残障的人。我只要想到有许多听众跟我一样是不幸的人时，就想方设法安慰、鼓励他们。
由于我与老师非常受人们欢迎，因此我们才敢于开始到各处去演讲。
莎莉文老师是一位与生俱来的演说家，她生动的描述，常令听者深受感动，特别是在听完老师如何苦心教导我的过程后，每个人都非常感动。莎莉文老师的演讲一般都需一个小时左右，这时我就静悄悄地坐在她的一旁阅读随身带来的盲文书籍。
老师讲完就轮到我，有人会来带领我上台。我首先用我的手指放在老师的口唇上，向台下的人证明我可以通过老师的嘴唇的动作知道她在讲话的内容，然后我就开始回答听众们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通常，我都乘机向他们表示，只要有信心并且持之以恒，人类的潜能往往能达到某种我们估计不到的程度。同时，我也说明人类应该互相帮助的道理。
令我头疼的是，自己虽然经过一段时期的巡回演讲，可是在说话的技巧上并没有很大进步。我自我感觉发音不十分准确，最后导致有时听众们根本不知我在说些什么。有时，说着说着就会冒出怪声，或者单调而且低沉。我不停地努力想改善，但无论如何都无法发出清脆悦耳的音色来。
每当我想着重说明某句话，让听众们都能听清楚时，我的喉咙更是不跟我合作，舌头也变得不正常，几乎发不出声音来。这时，我当然又紧张又着急，可是越急情况就越糟，自己弄得十分狼狈！在这种情形下，我总会想到自己的演讲是多么差劲，而且相信只要现场有一点声响，我的声音就会被彻底掩盖，因此感到十分难受。也因为如此，当我感觉场内有人来回走动或场外有车子驶过的声音时，就无法控制情绪变得焦躁起来。
令我感动的是，听众们总是保持着足够耐心地从头听到尾。每当我的演讲结束以后，不管听懂多少，总是报以最热烈的掌声，有些人还特地上前来鼓励我。
我的演讲不可避免是十分笨拙，不过莎莉文老师的演讲特别精彩，她一般大多是向大家讲述教导我的过程，由于她的口才很好，因此每个人都听得十分起劲，有时连我都被老师的演讲内容所感动，以至于忘了拍手。
开始，我们只在新英格兰及新泽西州附近演讲，后来就不断地扩大范围到较远的地方去。
1913年，我们前往华盛顿演讲。当我们抵达华盛顿时，正好赶在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前几天，所以联合通讯社便拜托我将总统就职典礼的宏大场面报导给读者们，于是我得以亲自经历了典礼的全部过程。
典礼举行的当天，是一个不太晴朗日子，阴天是阅兵最合适的天气。这一天，华盛顿市区内特别热闹，大家都往高处跑，希望能找到一个欣赏阅兵的最佳角度。行进中的军队，气势恢宏，兵士个个都精神抖擞，令观众也为之振奋不已。军乐队走在了最前面，奏着激昂的进行曲，一切是那样的热烈、欢欣，我当时止不住想着：“希望这些可爱的年轻军士们千万不要被卷入残酷的战争中，他们只要身着干净的军服，向着总统敬礼就好了。”
令人意想不到，没过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反对战争，但是我却无能为力！是的，我怎么可能有能力去阻止呢？
怀念贝尔博士
我在华盛顿的演讲归根结底是安排在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之前或之后，已经记不起来，可是永生难忘的是，当时贝尔博士和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最美好快乐的时光。
其实那一次在华盛顿，并不是我首次与贝尔博士一起站在讲台上，早在我10岁时，就曾与贝尔博士共同出席聋哑教育促进大会了。
对于没有和博士打过交道人而言，一提到贝尔博士，大家就立刻想到电话的发明者，或者致力于聋哑教育发展的大慈善家。可是对我自己来说，他却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好朋友。真的，贝尔博士与我成为朋友的历史最为长久，感情也最好。要问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贝尔博士，可能因为他在我的整个生命中比莎莉文老师出现得更早。当时的我仍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他却对我伸出了友谊之手让我感受到温暖。也由于贝尔博士的帮助，安那诺斯先生才会把莎莉文老师介绍给我，因为博士从一开始就非常赞赏老师的教导方式，他曾经十分佩服地对老师表示：“你对海伦的教育方式，我认为可以作为所有教育家们弥足珍贵的参考资料。”
贝尔博士对聋哑教育的热心可以说是无人不晓，这种热心还是源自遗传的呢！原来贝尔博士的祖父正是口吃矫正法的创始者，而他的父亲梅尔·贝尔先生则发明了聋哑教育上非常重要的读唇法。梅尔·贝尔先生非常幽默，他从不为自己作出的对聋哑人有利的贡献而沾沾自喜，反而十分平静地对儿子说：“这种发明一点都不赚钱。”
贝尔博士则严肃地答道：“可是这种发明却比电话的发明更重要。”
贝尔博士更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父子间感情深厚良好，知者都十分敬佩羡慕。博士就算只有一两天没有见到父亲，就会说：“我必须去看看我父亲了，因为每次跟他聊天都会有所启发。”
博士那幢典雅美观的住宅正好空落于波多马克河入海口的河畔，风景优美。我曾见到他们父子二人并肩坐在河边，抽着烟，望着过往的船只，十分轻松自在。偶尔有较独特的鸟声传来时，贝尔博士就说：“爸，这种鸟声如用记号来代表，那用哪个比较合适呢？”于是父子二人展开了入神的发声学研究。他们父子分析各种各样的声音，然后将之用手语表达出来。也许是因为由于他们专门研究声音，因此父子二人的发音都十分清楚准确，也极为悦耳，倾听他们的谈话可以作为一大享受。
不仅对父亲，贝尔博士对母亲也是非常孝顺。在我认识他时，他的母亲听力障碍十分严重，眼看就要聋了。
有一天，贝尔博士亲自驾车带我和莎莉文老师到郊外去玩，采了各种各样漂亮的野花。归途中，贝尔博士突发奇想要把野花送给母亲。他俏皮地对我们说：“咱们就从大门直冲进去，给我爸妈一个惊喜。”
话是这么说，可是当我们下了车，将要迈进大门时，博士忽然抓住我的手，告诉我：“我的父母好像都在睡觉，请大家安静点，悄悄地走进去。”
我们三人都踮着脚尖悄悄地向前走，把花插在花瓶里又返回大门口。当时，他的父母安详沉睡的神态给我的留下印象十分深刻。两张并排的安乐椅上，博士的母亲倚在椅子的靠手上，因此看不到脸，只见到一头银发，而他的父亲则仰头靠在椅子背上，神态端庄，好像一位威严的君王。
我为自己能结识这样一家人而高兴，而且常常去拜访他们。老太太喜欢编织，特别擅长花草的图案，她抓着我的手，一心一意地教我。贝尔博士有两位女儿，年纪与我差不多，我每次去的时候，她们都把我当作亲人一般看待。
贝尔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有很多知名的科学家常常是他邀请做客的对象，如果我正好也在场的话，贝尔博士就会把他们的对话挨个写在我的手上。贝尔博士以为：“世界上的事情没有绝对的难易，只要你用心去学习，一定可以学会的。”我认真倾听，非常投入和高兴，也不管是否真的听懂了。
贝尔博士是一个十足的雄辩家，只要他进入房间，短短的时间之内，就一定能够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每个人都非常高兴听他讲话，这是他不同寻常的魅力所在。虽然如此，贝尔博士并不会因为自己的吸引力就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他人，而是非常虚心，对于不同的意见，总是可以很客气地说：“是吗？或许你的想法是对的，我要再好好琢磨一下。”
只有一项是他十分坚持的，就是在聋哑教育上，他坚持口述法比手语法更好，理由是：“当一个聋哑者以手语来表达时，肯定会引来一般人不正学的目光而产生距离，也因此使他们很难达到普通人的知识水准。”也许有人比较反对这种意见，但相信每个从事聋哑教育的人，一定都十分敬仰贝尔博士在聋哑教育上的伟大贡献。他没有任何野心，更不打算谋取任何回报，只是抱着科学的态度，大力推广聋哑教育事业。他曾自费从事各种研究，还曾在一段时间内创办过学校，英国聋哑教育促进协会就是他发起创立的。靠发明电话而得到一笔钱，他把这些钱用来作为聋哑者的奖学金。为了帮助聋哑的孩子们能像正常人一样发声说话，贝尔博士尽了最大的心力。
贝尔博士原籍在苏格兰某一偏远地区，但移居美国已经很久，所以可以当成真正的美国人了。他热诚开朗、忠厚善良、待人亲切，因此深得朋友们的尊敬和爱戴。
在平时的一般聊天中，他常把话题引导到与科学有关的方面去。有一次贝尔博士告诉我们，从他年纪还小时就想在海底铺设电缆，不过在1866年此梦成真之前，他失败了无数次。当时，我只有12岁，所以把他的话当成神话故事般听得着迷，特别听到他说人们将可通过深海里的电缆与遥远的东方通话时，留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贝尔博士曾经带我到首次实现应用电话在日常用途上的那栋建筑物里面去，他告诉我：“假如说没有助手汤玛斯·华生的帮忙，可能发明的电话不会像现在这么完备。”
在1876年3月10日，贝尔博士通过电话对在另一个房间工作的华生先生说道：“华生，我有事，请你马上赶过来。”
人类历史上首启用电话时所说的就是这句话。突然听到这句话的华生，当场大吃一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