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想过了，福尔摩斯先生，我觉得刚才误解你的意思了，这很鲁莽。你的确有权知道事实真相，不管事实是什么，对这点我尊重你的意愿，但我与邓巴小姐的关系与这个案子真的没有关系。”
“这应由我决定，对吧？”“是的，我想是这样。你就像一个外科医生，你要先知道一切症状，然后才能确诊。”“完全正确。确实，一个病人如果不告诉医生真实病情，他就是别有用心的。”“也许如此。但是，福尔摩斯先生，在别人毫不客气地要某人回答和某个女人有什么关系时，大多数人总是心存戒备的，尤其是俩人之间有真情实感的情况下。每个人在他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些私人的空间，不愿被别人所知，而你突然冲进来，所以我一时很难接受。你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你要救她，我可以理解。既然墙已推倒，我也不便隐瞒什么，你就随便问吧。你想知道什么？”
“事实。”黄金大王稍微犹豫了一下，如同平时整理思绪时的表现。他那冷酷而布满深皱的脸显得更加忧郁而阴沉。
“我可以长话短说，”他终于说道，“有些事情说起来真是有苦难言。挑重点说吧。我是在巴西淘金的时候遇见我妻子玛丽亚·品脱的，她是一个马诺斯官员之女，艳若桃李，当时我们很热烈，即使今日冷然回顾，我也认为她当时是一个少见的美人。她的性格深沉丰富，热情似火，坚贞不渝，易于冲动，这种热带性格、气质与我所熟识的美国女子截然不同。总之，我爱上了她并娶了她。经过几年的生活，浪漫的诗意渐逝，我才认识到我们完全没有共同语言。我的爱冷却下来，如果她也如此，一切都好办，但是你知道女人的本事吗？不管我怎么样也改变不了她对我的感情。我冷淡她，甚至如某些人说的那样残酷对待她，因为我知道如能破坏她的爱或使它变成恨，那对我们都有好处。但她一如既往，仍然深爱着我，如同当年在亚马逊河岸一样。我用尽了心机，她依然那样地崇拜我。”
“邓巴小姐出现了，她应聘成为我们孩子的家庭教师。你一定在报纸上见过她的照片，也是公认的美女。我不想装做虚伪、高尚，我承认与这样一个女子在一座房子里生活，经常接触，不可能不对她产生强烈的好感。你责怪我吗，福尔摩斯先生？”
“你这样想我不怪你，但如果你向她表白，那你就不对了，因为可以说你是她的保护人。”“也许是这样，”这位富翁说，但福尔摩斯的话显然又激起了他眼中的怒火，“我不装得很高尚，恐怕我这一生都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而我最需要的就是爱这个女人，拥有她。我就这样告诉她了。”
“哼，你真的做了？”福尔摩斯一旦生起气来，那样子是骇人的。“我告诉她，如能娶她，我一定娶她，但我目前还不能。我说我有很多钱，只要她能快乐，我可以做任何事。”“慷慨得很。”福尔摩斯嘲讽地说道。“看，福尔摩斯先生，你应该明白我的目的是请教你探案问题的，而不是道德问题。我没有征求你的批评。”
“正是因为这位年轻女士才使我接手此案的，”福尔摩斯厉声说，“我认为她被指控的罪状绝不比你所说的事更坏。你企图侮辱一名寄人篱下的弱小女子。你们这种仗势欺人的人就应该受点教训，叫你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你们收买来解脱你们的罪过的。”出人意料地，黄金大王竟然不动声色地接受了这个训斥。
“如今我自己也觉得是这样。我感谢上帝，我的计谋没有成功。她绝不接受钱财，本来打算当即就要辞职离开的。”
“为什么没走呢？”“首先是有人靠她生存，放弃职业、置他们于不顾在她是不可忍受的。而且我发誓绝不再骚扰她的安宁，她才答应留下来。第二个理由是她心里非常明白她对我的影响力，并且知道这种影响力比世上任何别的都更强有力。她是物尽其用，想利用她的优势做善事。”
“她是怎么做的？”“这个，她知道我的业务。福尔摩斯先生，那是非常庞大的业务，其庞大也不是一般人所能设想的。我可以建设也可以破坏，但通常我惯于破坏，不仅是毁坏个人，还可以毁坏集团、城市，甚至国家。办企业是一种极其残酷的竞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向来全力以赴。我不会喊痛，更不在乎别人喊痛。她则有她自己的看法，或许她是正确的。她认为一个人的额外财富不应该建立在一千个人忍饥挨饿的基础上。她是这样看的，我相信她的目光能透视过金钱看得更长远。她认为我肯听从她的话，通过影响我的思想和行为，可以为大众做善事，所以她最终决定留下。后来就发生了那件事。”
“你是怎么解释这件事儿的？”黄金大王沉默了一会，两手托腮，沉思不语。“我只能说，这件事对她极为不利。女人也的确拥有自己的内心生活，超越男人的理解。最初，刚一出事，我吓了一大跳，我甚至认为她是因失去了理智而做出这样的事。我脑子里有一个想法，不管真假与否，我要如实告诉你，我妻子无疑是嫉妒心极强的女人。世界上有一种妒嫉是针对精神关系的，它比对肉体关系的妒嫉更可怕。虽然我妻子没有理由妒嫉我和女教师的关系，我想她确实感到这位英国姑娘对我的言行施加着一种她所不及的影响力。虽然这是一种好的影响，但也于事无补。她发疯似的恨着邓巴小姐，她血管里始终流着亚马逊悍妇的血液。她可能想杀死邓巴小姐，也许是用枪威胁她离开我们。二人可能发生扭打，枪走了火，我妻子就被自己打死了。”
“这种可能我早已想过，”福尔摩斯说，“这可以说是惟一摆脱蓄意谋杀的解释。”“但她对此完全否认。”“否认并不等于证据，一个受了惊吓的女人也许会糊涂地手里拿着枪回了家，甚至可能把它和衣服扔在一起。这一切她都不知道，当枪被查出来时她可能矢口否认以示清白，因为面对实证，有口难辩。你凭什么来推翻这个假设呢？”“邓巴本人。”“也许吧。”福尔摩斯看了一下表，“也许我们今天上午就可以获得必要的许可证，这样当晚就可以到达温切斯特。虽然我不能保证使你满意，但等我一见过这位年轻女子后，我一定会在此事上做出判断。”
在取得官方许可一事上稍有耽搁，当天并没有去成温切斯特，而去了汉普郡奈尔·吉普森先生庄园雷神湖地区。他本人没有陪我们同去，但他给了我们萨金特·科文特里警官的地址。他是最初检查现场的地方警察，是一个面色白皙、高高瘦瘦的人，神态有点诡秘，似乎知道许多不敢说的东西。他还有一个毛病，有时突然把音量放低，似乎在说什么重大事情，其实都是平平常常的话。但透过这些表面毛病，他很快就可以表明他的正派与诚实，他不是那种自以为傲慢而不愿承认自己能力有限需要帮助的人。
“不管怎样，我希望你来，也不愿苏格兰场派人来，福尔摩斯先生。”他说，“苏格兰场一插手，成功了，地方警察也没有荣誉；失败了，我们却成了替罪羊。而我听说你这个人很公道。”
“我向来匿名，”福尔摩斯对大为宽心的警官说，“即使我解决了疑难，我也不愿我的名字被公诸于众。”“我可以肯定你非常大度，你的朋友华生先生也如此。那么，福尔摩斯先生，咱们边往那边走，边说一个问题，我不想别人知道。”他向四处张望着，仿佛不敢说似的，“你不觉得这案子可能对吉普森先生本人不利吗？”
“我想过这点了。”“你没有见过邓巴小姐。她各个方面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人。吉普森先生可能想使邓巴小姐代替他妻子的位置，他们美国人更愿意用枪的。手枪可是他的。”“证实了吗？”“证实了，那是一对手枪中的一支。”“一对中的一支？另一支呢？”“他的武器五花八门，与这支完全一样的目前还没有找到，但枪匣是装一对枪的。”“如果真的一共有两支，另一支总应该能找到吧！”“我们把枪都摆在他家里了，你可以去看一看。”“以后再说吧，咱们还是先去看现场。”
从这里走半英里路，也就是穿过了秋风萧瑟、布满金黄色衰败的羊齿植物的草原，我们看到了一个通往雷神湖的篱笆门。顺着雉鸡禁猎地的一条小路来到一块空地上，土丘顶上那座弯弯曲曲、半木结构的住宅映入我们眼帘，都铎王朝风格和乔治王朝建筑风格平分秋色。在我们旁边有一个狭长而生满芦苇的小湖，中心部分最窄。一个石桥穿过湖面，湖的两翼有一些小池沼。警官在桥头停下来，告诉我们说：“吉普森太太的尸体就在这儿。”
“尸首没有被移动过吗？”“没有，他们一发现就把我找来了。”
“谁去找你的？”“吉普森先生。在有人大呼出事时，他和别人一起从宅子里跑出来，是他告诉别人在警察到来之前不许动任何东西的。”
“他很明智。我从报纸上得知枪与伤口的距离很近。”“是的，很近。”
“是靠近右太阳穴吗？”“枪口就在太阳穴边上。”“尸体是怎么倒下的？”
“仰面。没有打斗挣扎的痕迹，一丝痕迹都没有，也没有武器。她左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张便条，是邓巴小姐写给她的。”
“手里攥着？”“是的，我们很难扳开她的手指。”“这一点非常关键，这证明不是在她死后有人故意放的条子。”听说，纸条写得很短：
我将于九时到达雷神桥。
“是这样吗？”“是的，福尔摩斯先生。”“邓巴小姐承认是她写的纸条吗？”“是的，她承认。”
格·邓巴
“那么这件事她如何解释？”“她准备在巡回法庭上进行辩护。她现在什么也不说。”
“这个案子的确复杂得很。便条的用意非常含糊不清。”
“不过，”警官说，“如果让我说，我认为在整个案情中便条的含意是惟一明确的。”福尔摩斯摇了摇头。
“假设一下，纸条真是她写的，它当然是在一两个小时之前收到的。值得怀疑的是为什么死者手里还攥着纸条呢？她在会见中总不用去看条子吧？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嗯，它确实有点怪。”“我需要坐下来安静地考虑一下。”说完他就坐在石栏杆上。同时他那警觉的灰眼睛向四周不停地看着。突然，他跳起来，冲到对面栏杆跟前，掏出放大镜查看起来。
“真奇怪。”他说道。“是的，栏杆上的凿痕我们也看见了。是过路人凿的吧？”
石头是灰色的，但露出白色的缺口，只有六便士硬币那么大。仔细辨别，可以看出是猛击之类的痕迹。
“只有猛烈的撞击才能出现这样的结果。”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说。他用手杖使劲敲了几下石栏，却丝毫没有留下痕迹。“果然是猛击造成的，而且选在一个奇怪的地方，是在栏杆下方，而不是上方。”“但这里离尸体至少有十五英尺。”“不错，是有十五英尺。可能与本案毫无关系，但还是值得注意。好吧，这个地方也没什么值得看的了。你说，附近没有发现脚印吗？”
“地面像铁板似的硬，福尔摩斯先生。不可能留下任何痕迹。”
“那我们走吧。先到宅子里去看看你说的那些武器，然后到温切斯特去，但我现在最想见的就是邓巴小姐。”
我们到他家时，吉普森先生还没回来，却见到了上午来访问过我们的那位神经质的贝茨先生。他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领我们看了他雇主的那些可怕的多种多样的武器，这些都是主人冒险生涯中积累的东西。“吉普森先生有不少敌人，凡是了解他个性的人对此都不会感到奇怪。”他说，“他每天睡觉时床头抽屉里总有一支子弹上了膛的手枪。他性格狂暴，我们大家都怕他。我们过世的夫人时常被他吓坏。”
“你看过他对她大打出手吗？”“那我倒没看见，但我听见他说过相当卑鄙的话，那是残酷和侮辱的言词，与动手不相上下，甚至当着佣人的面儿。”
“这位黄金大王在个人生活方面似乎缺少手段，”当我们走在去车站的路上时，福尔摩斯这样说，“你看，前前后后咱们掌握了不少事实，但我眼下还是无法定论。贝茨先生显然憎恶他的主人，我从他的话中得出的事实却是：发现出事的时候吉普森确实是在书房里。八点半晚餐结束，到那时为止一切都很正常。发现出事的时间是在夜里，但事件却是在条子上写的那个时刻发生的。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吉普森先生自下午五时从城里归来后曾到过户外，而邓巴小姐却承认曾和吉普森太太相约于桥上会面。除此以外她一言不发，因为她的律师劝她保留自己的辩护等待开庭。我有几个极重要的问题需要问她，不见她我放不下心。我只能承认，除一点外，这个案子对她是非常不利的。”
“哪一点，福尔摩斯？”“就是在她衣橱里发现手枪。”“什么！”我吃惊地说，“我一直以为这是对她最不利的证据！”
“不是，第一次读到这一点时我便感到有些奇怪，现在熟悉案情之后更觉得它不同于其他证据，我们目前需要的正是不能自相矛盾，只要是自相矛盾就说明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