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总戴一顶头巾式女帽的老苏珊·杜布妮吗？我记得她。”“她也记得你。那是在前几天一当时你认为最好是到南美去。”“啊，既然你知道，我也不用向你隐瞒了。我发誓，福尔摩斯先生，世界上没有哪个男人像我爱弗朗西丝女士那样忠贞，虽然我是个野小子——但我并不比别的年轻人坏，但她洁白如雪的心不能受到丝毫侵犯。所以，当她知道我做过的事，就不愿理我，虽然她也非常爱我，也正因此她一直保持着独身生活。几年后，我在巴伯顿发了财。这时候，我想我也许能够找到她，让她受到感动。我听说她至今未婚。在洛桑我找到她，并尽了一切努力，没想到她的意志随着年龄增长反而更坚强了，等我第二次去找她，她已经离开洛桑了。我又追到了巴登，没过多久，我听说她的女仆在这里。我是个粗人，脱离那种生活方式不久，所以当华生医生询问的时候，我实在无法控制。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告诉我，弗朗西丝女士现在怎么样啦。”
“我们正在调查。”福尔摩斯以极其严肃的声调说，“能告诉我你在伦敦的住址吗，格林先生？”“到兰姆饭店就可以找到我。”
“我看你最好回到那里等着，我们一旦有事可以找你，好不好？我不想让你空抱希望，但你要相信，我们为了弗朗西丝女士的安全，做什么都在所不惜。现在没有别的话要说了。我给你一张名片，以便于和我们保持联系。华生，你收拾一下行装，我去拍电报给哈德森太太，希望我们明天七点半钟能吃上一顿美餐。”
当我们回到贝克街的住房里时，桌上有一封电报。福尔摩斯看完电报后惊喜万分。他把电报递给我，上面写着“有缺口或被撕裂过”，拍电报的地点是巴登。“这是什么？”我问道。“这是答案。”福尔摩斯回答说，“你是否记得，我问过一个好像与本案无关的问题——那位传教士的左耳，你没有答复我。”“那时，我早已经离开巴登，根本不能询问。”
“对。正因为如此，我把写有同样问题的信寄给了英国饭店的经理，这就是他的回信。”
“这能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要面对一个极其狡猾、极其危险的人物，亲爱的华生。牧师施莱辛格博士是南美的传教士。他就是享利。彼特斯，是在澳大利亚发迹的一个最无耻的流氓——在澳大利亚已经出现了这些道貌岸然实质肮脏卑鄙的人物。他的看家本事就是利用孤身妇女对宗教的感情去诱骗她们。他那个所谓的妻子是个英国人，叫弗蕾塞，是他的得力帮手。我从他的一贯方式上看破了他的身份，还有他身体上的特征证明了我的怀疑——一八八九年在阿德莱德的一家沙龙里发生过一次格斗，他在这次格斗中受了伤。这位可怜的女士居然落入了这一对恶魔似的夫妻手里，华生。说她已经死了，很有可能。即使没有死，无可怀疑地也是被软禁起来了，已经不能和杜布妮和别的朋友取得联系。她根本就没有到达伦敦，这一点是可能的，要不然就是已经经过了伦敦。不过第一种可能未必能成立，因为在欧洲有一套登记制度，外国人要想骗倒大陆警察是不容易的。第二种情况也不可能，因为这帮流氓不大可能在伦敦找到一个地方轻易地把一个人软禁起来。我的直觉告诉我，她是在伦敦，但我们目前无法说出她在什么地方，所以只好采取当前的步骤，养足精力，耐心等待。晚上，我将顺便到苏格兰场去找我们的朋友雷斯德谈一谈。”
无论是职业警察，还是福尔摩斯高效的小组，在伦敦数百万的茫茫人群中寻找这三个人无异于海底捞针，他们无任何形踪，好像就没存在过。登广告试过了，没用。线索也追过了，一无所获，对施莱辛格可能常去作案的地方也做过调查，但一无所获。把他的老同伙监视起来了，可是他们不去找他。一周就这样毫无效果地过去了，突然黑暗中出现一丝光明。威斯敏斯特路的波汶顿当铺里，有人典当一个西班牙的老式银耳环。典当者是一个脸刮得很光、个子十分高大的人，一副教士模样。据了解，他用的是假姓名和假地址。没人注意他的耳朵，但据推测肯定是施莱辛格。
满脸胡子的住在兰姆饭店那位朋友为了打听消息，来了三次。当他第三次来的时候，离这个新发现还不到半个小时。在他那魁梧的身上，衣带渐宽。由于焦虑，他好像逐渐在衰弱下去。他经常请战说：“我能不能做些什么啊！”最后，福尔摩斯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他开始当首饰了，我们应当把他抓起来。”“这是不是说弗朗西丝女士已经遭遇不幸了！”福尔摩斯极其严肃地摇摇头。
“也许她现在被看管起来了。很清楚，放走了她，他们就会自寻死路。我们要作好准备，也许会出现最糟的情况。”“我能做些什么呢？”“那些人认识你吗？”“不认识。”“如果他再找别的当铺，我们必须一切从头开始了。但是，他得到的价很公道，当铺也没有向他问什么，所以如果他急需现钱，他或许还会到波汶顿当铺去。我写张条子，介绍你到店里等候。如果这家伙出现，你负责盯住他，看他老窝在哪儿。不能鲁莽，特别不准动武。你要向我保证，除非有我的通知和许可，否则不要随意行动。”
两天来，尊敬的菲利普·格林（后来得知，他是一位著名海军上将的儿子，这位海军上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曾指挥过阿佐夫海舰队。）毫无音信。第三天晚上，他冲进我们的客厅，浑身发抖，雄劲的躯体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兴奋得直颤动。
“我找到他了！我找到他了！”他喊道。他激动得连话都说得非常不连贯。福尔摩斯安慰他几句话，把他推到椅子里坐下。“来吧，从头到尾讲给我们听。”他说。“她是一个钟头以前来的，这次是他的老婆来的，她拿来的耳环是一对耳环中的另外一只。她是一个脸色苍白长着一对老鼠眼睛的高个子女人。”“正是她。”福尔摩斯说。“她离开当铺后，我一直跟着她。她向肯辛顿路走去，我跟在她后面。福尔摩斯先生，她径直走进一家承办丧殡的店铺。”
我的同伴愣住了，“是吗？”他语调颤抖难以掩盖内心的焦虑，虽然脸上冷静苍白。“我也进去了，她正和柜台里的一个女人在说话。似乎听见她说‘已经晚了’或者类似的话。店里的女人在解释什么。‘早就该送去了。’她回答说。‘时间得长一些，要与众不同。’她们后来停止了说话，注视着我。我只好随便敷衍几句就离开了商店。”
“你干得相当不错，后来呢？”“她出了商店，我躲进一个门道里。她四周张望着，好像有所怀疑。然后她叫来一辆马车坐了进去，幸亏我也叫到一辆马车跟在她后面。她在布里斯顿的波特尼广场36号下了车。我驶过门口，把车停在广场的转角里，盯着这所房子。”
“你看见什么了！”“除了底层的一个窗户可看得清外，其余一片漆黑，百叶窗拉下了，里面情形根本看不清。我站在那儿束手无策。这时候开过来一辆有篷的货车，车里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下了车，从货车里取出一口棺材抬到大门口。”“啊！”“我差一点儿就想冲进去。正在这时，门打开了，那两个人抬着棺材进去了。开门的正是那个女人，她看了我一眼，认出了我，大吃一惊后就把门关上了。我想起你对我的嘱咐，因此就到这儿来了。”
“你的工作干得很好，”福尔摩斯说着在一张小纸条上随手写了几个字，“没有搜查证，我们的举措就不合法。这件事你做最好，你拿着这张便条去警察局去拿一份搜查证来，也许没那么容易，不过雷斯德如果细心的话是不会放过出售珠宝这一点的。”
“可是，他们现在随时可能会害死她的，买棺材干什么？不是给她又是给谁预备的呢？”“我们将全力以赴，格林先生。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了，把这件事交给我们吧。现在，华生，”当我们的委托人匆匆离去后，福尔摩斯接着说，“雷斯德将会调动警察。而我们呢，和以前一样，是非正规的。情况万分紧急，我们必须采取我们自己的行动，所以我不得不采取最极端的方式。即使这样，在道义上、法律上也是说得过去的。马上去波特尼广场，一会儿都不能耽误。”
“让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形势，”他说，这时我们的马车正飞驰过议会大厦和威斯敏斯特大桥，“这些歹徒首先挑拨弗朗西丝女士和女仆之间的关系，然后把她骗到伦敦来，即使她写信也被他们扣下。在同伙的帮助下他们租到一所有家具的房子。他们一住进去就把她软禁起来，而且他们已经拥有了这批贵重的珠宝首饰并开始卖掉一部分。这是他们一开始就要骗取的东西。他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因为他们没想到还会有人关心这位女士的生死存亡。放了她，她当然会告发他们，所以决不会放她。但是，他们不能永远关着她，于是只有用谋杀的方法。”
“看来这很清楚了。”“现在我们从另外一条线索来推断一下。当你顺着两条不同的思路考虑问题的时候，华生，你会发现，汇合这两条思路将越来越接近真相。现在我们放下这位女士而从棺材谈起，反过来论证推理一下。这件意外的事证明，这位女士肯定已经死亡，但是要按照惯例安葬，有正式的医生证明，经过正式的批准手续。如果弗朗西丝是被害死的，他们就会把她秘密地埋在后花园里。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是公开而正规地进行的。这是什么意思？不用多说，他们是用某种办法把她害死，然后欺骗医生伪装成是因病自然死亡——没准是被毒死的。但这里有蹊跷，他们怎么会让医生接近她，除非医生也是他们的同谋者，不过这种假设也不确定。”
“他们会不会伪造医生证明呢？”“这非常危险。不，我看他们不会这样做。车夫，停车！我们已经过了那家典当铺，这里显然就是承办丧葬的那家店了。你进去怎么样，华生？你去办可靠些。问一问波特尼广场那家人的葬礼安排在明天几点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