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呢？”“我们假设，他是在回乌尔威奇途中遭到毒手并被从车厢中推下去的。”“尸首是在阿尔盖特被发现的。此处离通往伦敦桥的车站已有很长一段距离，他可能是从这条路去乌尔威奇的。”“我们可以设想，他过伦敦桥时的情形或许有好多种。比如，他在车厢里同某一个人秘密接头，话不投机动起武来，他送了命；也可能是他想离开车厢，意外掉到车外的铁路上，雾很大，什么也看不见。”“以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也不会有更好的解释了。但是，歇洛克，你想一想，还有多少问题你忽略了。作为研究，我们不妨假设这个卡多甘，韦斯特早就打定主意要把这些计划带往伦敦。他一定是先和外国特务约定了，如果是我就一定想办法在那个晚上不让人起疑心；可事实并非如此，他是身怀两张戏票陪同未婚妻走到途中的情况下，忽然不见的。”
“胡说八道。”雷斯德说，由于一直在坐着听他们的谈话，他早已有些不耐烦了。
“很特别的一种想法，这是说不通的第一点。说不过去的第二点是：我们假定他到了伦敦，并且见到了某个外国间谍。他必须在早上把文件送回原处，以防露出马脚。他取走了十份，但我们只见到了七份，其余的三份呢？他丢下那三份肯定不是出于自愿。那么，他叛国得到的钱又在哪里呢？在他口袋里总应该发现一大笔钱吧。”
“我看事情非常明显，”雷斯德说，“他要把计划作为交易，见到间谍后，因价格问题发生争执，他就回去了。但特务跟踪他，在火车上干掉了他，抢走了他身上的文件，把他推下火车。这不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吗？”“那他的车票呢？”“有车票就会显示出间谍的住处离哪个车站最近，所以他拿走了被害者的车票。”“好，雷斯德，很好，”福尔摩斯说，“你说的话也有道理。不过，果真如此的话。这案子就完结了。这里，叛国者已经死去；那边，布鲁斯一帕廷顿潜水艇计划可能也已经到了欧洲大陆。我们没有什么可做的？”“立即行动，歇洛克——立即行动！”麦克罗夫特喊道，一下跳了起来，“我的第六感官使我不能同意这一解释。拿出你的看家本领！到作案现场去！寻访一下相关的人！想方设法地为你争得荣誉吧，这可是一次大好的为国效力的机会。”
“嗯，嗯！”福尔摩斯说着耸耸肩，“来，华生！还有你，雷斯德，能不能麻烦你陪我们一两个钟头？我们从阿尔盖特车站开始调查。再见，麦克罗夫特，我将会在傍晚以前给你一份报告，不过我有言在先，你不要抱太大希望。”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一行三人穿过隧道来到与阿尔盖特车站相交的地下铁路。一位谦恭的、面色红润的老先生代表铁路公司接待我们。
“年轻人的尸体就是在这儿被发现的。”他说，指着离铁轨大约三英尺的一处地方，“这里全是无门窗的墙，所以不可能是从上面摔下来的，只可能是从列车上，而这辆车是在周一大约午夜时分通过的。”“车厢检查后有没有发现打斗过的痕迹？”
“没有，同时也未发现车票。”“也未发现车门是打开的？”“没有。”
“今天早上我们得到新的消息，”雷斯德说，“有一个旅客乘星期一晚上十一点四十分的普通地铁列车，要到阿尔盖特的时候，听见‘咚’的一声，似乎是人摔在铁路上的声音，但雾太大什么也看不清。他当时没有报告。咦！福尔摩斯先生您怎么啦？”我的朋友神色紧张地站在那儿，凝视着从隧道里弯曲地伸出来的铁轨。阿尔盖特是个枢纽站，有一个路闸网。他那急切而怀疑的两眼注视着路闸。我从他机警的脸上发现我所熟悉的表情：双唇紧闭，鼻孔颤动，眉头紧锁。
“路闸，”他喃喃地说，“路闸。”“什么路闸，你怎么了？”“别的路线上是不是没有这么多路闸？”“很少。”
“还有路轨的弯曲度。路闸，弯曲度。说真的！要是只有这些就好啦。”
“是什么，福尔摩斯？你发现苗头了？”“一个想法——一种迹象，就这些。不过，案情更加耐人寻味了。出人意料，彻底地出人意料。怎么会不出人意料呢？我看不出路上有任何血迹。”
“没有什么血迹。”“可是我知道伤势很重。”“外伤不重但骨头碎了。”
“应该会发现血迹的。我能否到那个在大雾中听见落地声音的旅客坐过的那列火车上查看一下？”“恐怕不行了，福尔摩斯先生。列车已经拆散，车厢已经重新分挂到各路列车上去了。”
“我敢向你保证，福尔摩斯先生，”雷斯德说，“我亲自察看过每一节车厢，十分仔细。”我的朋友较明显的弱点是对那些反应不如他灵敏、智力不如他的人总是缺少一种耐心。
“那算了吧，”他说着转身走开，“从案发情况上看，我想察看的并不是车厢。华生，我们在这里能做的都已经做了。雷斯德先生，我们不再打扰你啦，我想我们该到乌尔威奇去看一看啦。”到了伦敦桥，福尔摩斯给他哥哥写了一封电报。发走之前，我读了一下内容，上面写着：
黑暗中有一丝可能熄灭的光亮。此刻请派通讯员将已掌握的英国的全部外国间谍或国际特务的姓名及详细住址列单送到贝克街。
歇洛克
“这会有所帮助的，华生，”他说这话时我们已经在乌尔威奇列车的座位上了。“我的哥哥麦克罗夫特把这样一件极其奇怪的案子委托给我们，我应该感激他。”
他脸上又流露出的紧张而精力饱满的表情表明：某种有探索性的新奇事件已经打开他一条令人兴奋的思路。就像一只猎犬，有时懒洋洋地躺在窝里时，耷拉着耳朵，尾巴下垂；而现在同是这只猎犬，却目光炯炯，浑身肌肉紧绷，正跟踪着气味浓烈的猎物前进。这就是福尔摩斯从今天上午以来发生的变化。几个小时前，他还穿着睡衣在雾气弥漫的房里不安地踱步，闲散无聊使他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对比之下，前后判若两人。“这里有材料，有探索天地，”他说，“我真笨，竟没看出它有希望。”
“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结局我也弄不清，不过我现在有一个假设：它有可能让我们前进一步，那个青年可能是在别处死的，他的尸体可能是被放在一节车厢的顶上。”
“在车顶上！”“奇怪吧，是不是？你仔细想一下。发现尸体的地方正好是列车开过路闸时颠簸摇晃的地方，这难道是一种自然的巧合吗？车顶上的东西难道没有可能在这个地方掉下来的吗？路闸的摇晃是不会影响到车厢里的一切的。尸体要么是从车顶上掉下来，要么就是非常奇妙的巧合。现在，想想血迹的问题吧，路轨上没有血是因为身体里的血流在别的什么地方了，每件事本身都是有启发性的。积累在一起，足能说明问题。”“车票也是其中之一了！”我惊叹道。
“当然。我们找不到没有车票的原因，这样一来就可以得到解释了。它们都是相吻合的。”“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还没有揭开他死亡的真相，事态发展不但未变得简单，反而更加复杂了。”“也许是这样，”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说，“也许是这样。”他陷入沉思之中，直到这列慢车抵达乌尔威奇车站。于是他叫了一辆马车，从口袋里掏出那张麦克罗夫特的字条。
“今天下午，我们得去好几个地方，”他说，“我想，我们应该先去詹姆斯·瓦尔特爵士家吧。”这位著名官员的住宅是一幢漂亮的别墅，别墅前的草坪延伸到泰晤士河岸。我们抵达的时候，雾气已经逐渐地散开，从中射出一道微弱、带着水汽的阳光。听见铃声后，有人出来开门。“詹姆斯爵士？先生！”他脸色严肃地说，“詹姆斯爵士今天早上已经去世了。”“天哪！”福尔摩斯惊呼起来，“怎么死的？”“先生，或许您愿意进来见见他的弟弟法伦廷上校吧？”“好！见见最好。”
我们被带进一个光线暗淡的客厅。不久，一个五十岁左右，外表英俊、略微带着胡子的高个人来到我们面前。毫无疑问，他就是死去的那位科学家的弟弟。从他惶惑的眼神、没有洗净的面颊和蓬乱的头发可以看出，他遭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打击。他嗓音沙哑地谈起这件事。
“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丑闻，”他说，“我哥哥詹姆斯爵士自尊心非常强，发生这种事他心里承受不了。他总是为他主管的那个部门的效率而自豪，这次对他可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我们原以为他可以提供一些线索，帮助我们查明这件案子的。”“我敢向你们打包票，此事对他同对我们大家一样是一个谜团。他已经把知道的所有情况都报告警方了。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卡多甘·韦斯特有罪。可是，其余的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
“你对此事有什么意见吗？”“除我所看到听到的外，我本人一无所知。我不想失礼，可是你可以了解，福尔摩斯先生，目前我们处境糟糕。所以，我只好请你们快点儿结束这次访问。”“真没想到会有这样出乎意料的发展，”当我们重新坐上马车时，我的朋友说道，“我怀疑这不是自然死亡，也许这个老家伙自杀啦？如果是后者，是不是因为失职而自责的一种表示？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现在让我们去找卡多甘·韦斯特一家。”死者母亲居住在坐落在郊区的一所小巧而维护得不错的房子里。这位老太太因极度悲伤而神志不清，对我们几乎毫无帮助。不过她身边有一位脸色苍白的少女，自称是魏奥蕾特·韦斯特伯莉小姐，死者的未婚妻，她就是在他遇难的那天晚上最后一个见过他的人。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福尔摩斯先生，”她说，“自从惨剧发生以来，我就没合过眼，白天晚上都在想呀，想呀，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阿瑟是世界上头脑最单纯、最侠义、最爱国的人。他要是会出卖交付给他严密保管的国家机密，那他早就切断自己的右手了。凡是了解他的人，都觉得这十分荒谬，反常。”“可是事实呢，韦斯特伯莉小姐？”“对，对，我确实无法对其做出解释。”“他缺钱吗？”“不，他没有过多奢求，他的薪水又很高，他积蓄了几百英镑。我们正准备在新年结婚。”“他是否有受过精神刺激的迹象？哦，韦斯特伯莉小姐，对我们坦言吧。”她的脸色变得犹豫不决，我同伴敏锐的眼睛当然觉察到了这种变化。“是的，”她终于说了，“我觉得他好像心事重重。”
“已经很长时间了吗？”“就是这个星期前后，他表现得非常忧虑、急躁。在一次追问下，他承认有麻烦，和他的公务有关系。‘这对我来说太严重了，不能说，即使对你也不能说。’他说。其他的我就再也问不出什么来了。”福尔摩斯的脸色变得沉重了。
“说下去，韦斯特伯莉小姐。即使事情可能对他不利，也说下去。尽管我们也说不上会带来什么结果。”
“有一两次，他似乎准备告诉我些什么。一天晚上，谈到那秘密的重要性，我还记得他说过，外国间谍肯定会出大价钱的。”我朋友的脸色又阴沉了一层。
“还有别的什么吗？”“他说政府对这种事防范不严——叛国者要取得计划是很容易的。”
“这些话是近来才说的吗？”“是的，就在最近。”“现在谈谈那个最后的夜晚吧。”
“我们是上剧院去的。因为雾太大无法坐马车，我们只好步行去那儿。刚接近办公室附近时，他忽然蹿进雾里去了。”
“什么话也没说？”“他当时惊叫了一声，就是这些。我等了很长时间，可是他再也没回来，后来我回家了。第二天早上办公室开门之后，他们就来查问了，后来我就听到了可怕的消息。啊，福尔摩斯先生，你要是能挽回他的名声就好了，名声对他来说可是件大事。”福尔摩斯沉痛地摇摇头。
“走，华生，”他说，“我们得去文件被盗的办公室。”“原来的情况就不利于这个年轻人，但我们查询的结果对他更加不利了，”他说话时马车已经缓缓走动了。“未来的婚事使他不择手段地弄到钱，他企图出卖国家机密。如果他把打算告诉她，就使她也成了叛国的同谋者，这真是太糟啦。”“但是，福尔摩斯，她说他很爱国啊。再说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姑娘撂在街上，跑去实施这一罪行呢？”“说得对！肯定是有些牵强。不过，他们遇到的是难以应付的情况。”高级办事员悉德尼·约翰逊先生在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们。我同伴的名片使他显得十分恭敬。他是一个身材偏瘦的中年人，面容憔悴，脸上有斑点，因为紧张而两只手一直不停地抽搐着。“真糟糕，福尔摩斯先生，太糟糕啦！你听说主管人死了吗？”“我们刚从他家里来。”“这地方一团糟，三个人死了两个，文件也被盗了，谁都知道周一关门时，我们的办公室和其他政府部门办公室一样是有效率的。天啊，真是可怕，谁能料到韦斯特会干出这种事来呢！”
“那么，你是肯定他有罪啦？”“我看没有别的方法使他逃脱罪名，我信任他如同信任我自己一般。”“星期一办公室是在几点钟关门的？”“五点钟。”
“是你锁的？”“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计划放在哪里？”“保险柜里，是我亲自放进去的。”“这屋子有没有看守人？”
“有，不过他还得看守另外几个部门。看守是一个诚实可靠的老兵。那天晚上，他没有发现什么，当然雾很大。”
“说不定卡多甘·韦斯特是打算在下班以后溜进来，他要拿到文件必须得有三把钥匙，对不对？”
“对，三把。外屋一把，办公室一把，保险柜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