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元写的小说《活地狱》中曾形象生动地揭露了当时监狱中贿赂公行的黑暗情景：有个叫黄升的佣人，无故被牵连下狱，衙门的快班头子史湘泉先把他关在临时拘押牢中，并故意用链子把他锁在靠牢房的尿缸边，而那根链子一头套在脖子里，一头绕在栅栏上，其中所剩有限，被它吊着，一时缩不下身去。就这样拘禁了大半天，黄升不堪忍受，直到掌灯，史湘泉便来与黄升讲价钱了：“你想舒服，却也容易，里边房里，有高铺，有桌子，要吃什么有什么。”说着便把黄升链子解下来，拿到手里，同着他向北首那个小门，推门进去，只见里面另是一大间，两面摆着十几张铺，也有睡觉的，也有躺着吃烟的。黄升看了一会儿，便对史湘泉说：“这屋里也好。”史湘泉道：“这个屋可是不容易住的。”黄升问他怎的，史湘泉说：“进这屋有一定价钱。先花五十吊，方许进这屋；再花三十吊，去掉链子；再花二十吊，可以地下打铺，要高铺又得三十吊。倘若吃鸦片烟，你自己带来也好，我们代办也好，开一回灯，五吊。如果天天开，拿一百吊包掉也好。其余吃菜吃饭，都有价钱，长包也好，吃一顿算一顿也好。”黄升听了，把舌头一伸道：“要这些吗？”史湘泉道：“这是通行大例，在你面上不算多要。你瞧那边地上蹲着的那一个，他一共出了三百吊，我还不给他打铺哩。”这里，国法成了狱吏手中的玩物，这些人不是太黑太狠了吗？
利用监狱中的惯犯来虐待欺负初进监狱的犯人，也是牢头狱霸们常用的手段。《活地狱》中还写及，有个姓王的秀才因平时得罪了人，被官府暗暗记下了名字，后来正好遇到一桩人命案，就以嫌疑犯名义把他抓了进来。王秀才进监狱一看，“黑洞洞的，地下潮湿得紧，霉气熏人。再朝上边看看，一带高墙，砌得十分坚固，连飞鸟都飞不出一个，别说是人了。栅栏门的木柱有臂膊这么粗，过了一重又是一重，里面蹲着许多死犯，简直不成人样了。头发都有寸把长，面孔上污秽不堪，身上披一片，挂一片，咽喉里锁着胡桃粗的链子，手上手铐，脚上脚镣，上半段还有梃棍系在那里，坐又坐不下，睡又睡不直”。“前面一个禁子，歪戴着困秋帽子，穿着蓝布小袄，套着蒲鞋，把王秀才牵猢狲一样牵到一个所在，说：‘小王，你就在这儿歇歇吧，咱们明天见吧。你可有什么话说，我给你传到家里去，招呼弄几个钱来。’王秀才大骂道：‘别说我没钱，就是我有钱，也犯不着赏给你们这些奴才！’那禁卒冷笑道：‘好骂！好骂！回来你瞧吧’。说完，便把王秀才项上的链子系在一扇栅栏门上，扬长走了。王秀才到此，一无法想，只得也学那些同伴蹲了下来。他身边有个老囚，头发都花白了，看见王秀才蹲了下来，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嘴里便叫道：‘小三儿呢？’那边一个年轻的，听见叫唤，说：‘在这儿呢。’老囚说：‘你给我挣扎着过来！’小三儿便一步一寸地爬将过来。老囚又朝着小三儿对他努了努嘴。小三儿理会得，爬到王秀才身边，故意歪着身子横到王秀才身上来。王秀才让又让不开，正在着急，又觉得小三儿的头和自己的头靠在一处了。小三儿满头都是虱，闻着王秀才的肉香了，刚刚头发接头发，那些虱一个一个的从小三儿头发上爬到王秀才头上。两人头发犹如替虱搭了一座浮桥一样，咬的王秀才又是痛，又是痒，后来也麻木了，糊里糊涂的人也蹲不住了。两腿一又，却待要跌，被链子系住，跌不下去，王秀才的身子赛如悬了空了，就这样的熬了一夜”。古典文艺作品中写到犯人入狱，每每提到亲友要使钱“上下打点”，并非虚言。这里的“上”，显然是指审判官员，而“下”，则无疑是那些牢头狱霸。有人作诗说：“此鱼肉耳好诛求，闲置空房饬速筹，有钱者宽无钱仇，欲壑不填怒不休。”这首诗形象地描绘出捕头狱卒鱼肉人犯的丑恶嘴脸。由上观之，牢头狱霸这种活刑具比不会动的死刑具又要狠毒得多。
古代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监狱中的牢头狱霸，不仅以种种残酷的手段凌辱、敲诈勒索囚犯，而且还常常不经过司法审判程序非法处死囚犯，若从这方面来说，他们不仅是刑具，而且还是死刑刑具。
例如著名小说《水浒传》中说，武松一入监狱，众囚徒就告诫他千万不可得罪狱吏，否则，将会遭到他们私刑处死：“他到晚把两碗干黄仓米饭，和些臭鲞鱼来与你吃了，趁饱带你到土牢里去，把索子捆翻，着一床干藁荐把你卷了，塞住了你七窍，颠倒竖在壁边，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你的性命。这个唤做‘盆吊’……再有一样，也是把你来捆了，却把一个布袋盛一袋黄沙，将来压在你身上，也不消一个更次便是死的，这个唤做‘土布袋压杀’。”当然，牢头狱霸这种非法杀囚的情况是很复杂的，而且绝大多数是受人指使的，但直接的刽子手则是这帮活刑具——牢头狱霸。
制造这类非法杀囚的罪魁祸首有的是最高统治者。在他们出于铲除异己而制造的冤狱中，有许多查无实据，无法定案，只能用这种暗杀手段来处死政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宋时著名的岳飞冤狱。过去的一些史书和文艺作品，把这桩千古冤案描述成完全是奸臣秦桧一手造成的，而事实上，制造这起冤狱的主角，应是宋高宗赵构。当时在宋金和谈中，金方表示，“必杀飞，始可和”。于是，秦桧、万俟呙之流在宋高宗赵构的默许下，逮捕岳飞等人下狱。“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或教离以章台所指淮西事为言，呙喜白桧，簿录飞家，取当时御札藏之以灭迹，取行军时日杂定之，傅会其狱。岁幕，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这里说，的“桧手书小纸付狱”，就是给狱头们写了个条子，他们便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杀害于狱中。明初的著名文士解缙也是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处死的。永乐十三年，解缙已系狱多年，这一年“锦衣卫纪纲上囚籍，上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永乐皇帝的这一句话说得很含糊，它可能含有打算赦免解缙的意思，也有可能是说“解缙怎么还没有死掉？”纪纲不敢进一步追问，为保险起见，他从第二种可能去理解永乐皇帝的意思，在当天夜里“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这里虽然未提到纪纲给狱吏们写条子，这肯定是狱头们所为，难道纪纲这类特务还须亲自铲雪埋解缙吗？
监狱中秘密处决的第二种类型是酷吏任意残杀。隋朝的酷吏田式“或僚吏奸赃、部内劫盗者，无问轻重，悉禁地牢中，寝处粪秽，令其苦者，自非身死，终不得出”。宋元啣年间，知郓州浦宗孟常虐杀狱囚，“使自掘地，倒埋之，观其足动，以为戏乐。”《金史·宗弼传》载，宗弼之子完颜亨在海陵王当政时被诬下狱，海陵王遣工部尚书耶律安礼、老僧等讯之，完颜亨“与其家奴并加榜掠，皆不伏”。老僧惧怕将来被完颜亨报复，遂“夜至亨囚所，使人蹴其阴间杀之。亨比至死，不胜楚痛，声达于外”。在明代特务机关卫所牢狱中，这类事更是司空见惯。英宗正统八年，“雷震奉天殿鸱吻，诏求直言”，当时有个侍讲刘球上疏抨击时政，触犯了当权的太监王振，奏疏根本没有到达英宗御前，便被王振扣下，指使锦衣卫逮捕刘球下狱，“振即令其党锦衣卫指挥马顺以计杀球。一夕五更，顺独携一校，推狱门人，球与董璐同卧，小校前持球，球知不免，大呼曰：‘死诉太祖、太宗！’校持刀断球颈，流血被体，屹立不动。顺举足倒之，曰：‘如此无礼！’遂肢解之，裹以蒲，埋卫后隙地。董璘从旁匿球血裙。寻得释，密归球家，家人始知球死。子钎、钺求尸，仅得一臂，乃以血裙葬焉。”尤其恶劣的是，这些酷吏往往在得知大赦命令之时，而大批杀害囚犯。例如唐武则天时的酷吏来俊臣，“每有制书宽宥囚徒，俊臣必先遣狱卒，尽杀重罪，然后宣示”。南宋光宗末年，朱熹知潭州，后来光宗禅位于其子赵扩，朱熹得丞相赵汝愚密信，知即将大赦天下，“竟入狱，取大囚十八人立斩之。才毕而登极赦至。”
除此而外，由于不能满足牢头狱霸的要求而被处死者还是占多数：“有狱卒要索不遂，凌虐致死者；有仇家买求狱卒设计致死者；有伙盗通同狱卒致死首犯以灭口者；有狱霸放债逞凶，满监尽其驱使，专利坑贫因而致死者”。例如《水浒传》中的解珍、解宝因猎获的老虎被财主毛太公窃去，到毛太公庄上索要，被毛太公设圈套将他们拿下，以“白昼抢劫”为名，解往州府。“本州有个六案孔目，姓王名正，却是毛太公的女婿，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禀说了。才把解珍、解宝押到厅前，不由分说，捆翻便打，定要他两个招做‘混赖大虫，各执钢叉，因而抢掳财物’。解珍、解宝吃拷不过，只得依他招了。知府教取两面二十五斤的死囚枷来枷了，钉下大牢里去。毛太公、毛仲义自回庄上商议道：‘这两个男女，却放他不得，不若一发结果了他，免致后患。’当时父子二人自来州里，分付孔目王正：‘与我一发斩草除根，萌芽不发。我这里自行与知府的打关节。’”明太祖朱元璋亦承认，当时的监狱中有许多犯人是“无罪而死”的，“盖谓主典欲财无与，或受他人之财，代其报仇。”
从以上概括枚举的几个方面来看，正如李伯元在《活地狱》结束时，借书中人物之口所说的那样，封建专制社会的“中国的监狱制度，真是黑暗到了极点！”封建统治者制造的冤狱，酷吏的惨苛，牢头狱霸的狠毒，毫无疑问与专制统治有密切的联系，即使是牢头狱吏的私刑凌辱，也是由旧式监狱的本质所育成的恶果。陋劣的监房，非人的禁具，为他们的惨苛提供了客观条件；单纯惩罚的狱禁目的，熏陶了他们的残忍本性；贿赂公行的官场腐败作风，导致了他们对所管制的囚犯进行敲诈勒索。正像法国伟大作家雨果所说的那样，这些人“就是监狱的化身”，“监狱……正如有铁栅和门闩的形象一样，它又有人的形象。这堵墙就是石头的监狱；这扇门就是木制的监狱；而这些狱吏和看守们便是有骨头有肌肉的监狱。监狱是一种可怕的、完整而不可分割的一半是房屋、一半是人的东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牢头狱霸这种活的刑具比监狱这种死的刑具更凶狠、更可怕，活的东西若丧尽天良，做起坏事来怎么想象都不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