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年间，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和宦官王振有隙，王振捏造罪名将李时勉等处以枷刑，并制作了几副百斤大枷，命令将李时勉与司业赵琬、掌馔金鉴三人枷号示众。其中一副最重的有一百多斤。是王振让人给李时勉特制的，但金鉴争着要戴重枷，说：“我年轻力壮，给我戴这面枷吧。”李时勉也不示弱，说：“老夫筋骨更坚，还是我戴吧。”就抢先戴了重枷。当时正值盛暑炎夏，他们被枷三天仍未解除，于是便激起了民愤，监生李贵等千余人去皇宫门前请命，要求朝廷赦免李时勉等。皇太后恐事态扩大，责成英宗皇帝立即释放了李时勉等人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正德年间，宦官刘瑾专政时期制作的大枷重一百五十斤。给事中安奎、御史张或奉旨去外地盘查钱粮回京，刘瑾向他们索贿而未成，就捏造罪名将安、张二人用一百五十斤的重枷夹于城门。当时正是夏季，雨下个不停，两人被淋得像水母鸡。都御史刘孟赴任延迟了日期，被逮至京师，枷号于吏部衙门外。御史王时中也因得罪刘瑾被枷于三法司牌楼下，远近围观的群众望见这种景象，都忍不住流泪。被枷号的还有给事中吉时、郎中刘绎、副使姚祥、参议吴廷举等，吴献臣因为弹劾刘瑾，被枷号于午门前长达一个月之久。
嘉靖年间，有个叫刘东山的人，状告皇亲张延龄兄弟谋反，锦衣卫指挥王佐一方面为张氏辩诬，一方面反过来指控刘东山诬告皇亲，罪不容赦，于是将刘东山用大枷枷号示众三个月，然后充军边地，结果刘东山受尽折磨，含恨死于戍所。据说这是明代对犯人枷号时间最长的一次，刘东山想和恶势力斗争，反被恶势力治死，君不见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权别进来，历史上好人受气、被整，坏人弹冠相庆的史例太多了，这是传统文化中最腐败的一部分，读之令人寒心。
万历年间，明神宗朱翊钧又制造出一种新式刑具——立枷。这种枷前长后短，长的一端触地，犯人被枷夹住脖子，身体只能站着支持，不能坐、也不能跪，立枷重“三百余斤，犯者立死”。用立枷的犯人大都在一天内就送了命，若有不能短期即死的，监刑的校尉可把枷锉低三寸，这样，犯人就站不直，立不稳，跪不成，坐不住，只能弯曲着双腿，斜挂在那里，不一会儿就会力量用尽，气绝身亡。这种整人的歪门邪招，又何其毒也。所以，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十八“立枷”中说，万历时的士大夫们真是谈立枷而色变，认为它的凶残性超过大辟。
明神宗朱翊钧制造立枷，犯人一天即可毙命。
清代仍有枷刑，康熙八年（1669）规定被枷的犯人所戴的枷，重的七十斤，轻的六十斤，长三尺，宽二尺九寸，诏告内外行刑衙门都必须按照刑部制作的式样执行，不得违规、自行其是。各地官员大都能遵守规定，个别酷吏独出心裁，变换枷的花样，但只是个别，无伤大局。总的来看，清代的枷刑远未有明代枷刑的花样翻新和残酷，所以这里就不赘述了。
历史上的枷刑，主要是施用于男犯人，女犯人则用械。但有时对女犯人亦用枷。明代有一位女子因通奸致罪，被官府捉拿审问，她就是戴的枷。某郡守听说这位风流女子是位才女，识文断字会作诗词，令她以枷为题作一首词，并说若词作得好，就能获得赦免。女子即赋《黄莺儿》一首：“奴命木星临，霎时间上下分。松杉裁就为圆领，交颈怎生，画眉不成，眼睛儿盼不见弓鞋影。为多情，风流太守，特赠与佳人”。将这词释译如下：“木”是指枷，“木星”指枷灾，“奴命木星临”意为枷刑灾星的到来，是我命里注定的；“上下分”，指枷由两块木板组成，“霎时间上下分”意为霎时间我便被大枷锁定；“松杉裁就为圆领”意为把枷当成圆领；“交颈怎生”意为做不成交颈的美事；“画眉不成”意为描不成眉毛；“眼睛儿盼不见弓鞋影”意为眼睛连鞋也看不见；“为多情，风流太守，特赠与佳人”，意为因多情，太守吃醋，才给我戴这玩意儿。这位女人不愧是风流才女，她能把冷酷刑具的枷加以诗化、艺术化，描绘得如此形象、生动，同时表现出内心深处的坦然、温柔、风流、幽默。郡守赞赏女子才思机敏，没有判她的罪，而把她释放了。可见，有才气、有专长的人即使招了祸，碰到识货的主，也能得到宽恕，转危为安；但玩政治的社会油子，一旦败落，就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棍棒
历代拷讯犯人，常用的刑罚是拷打。拷打也叫拷掠、拷捶或榜掠，所用的刑具主要是棍棒。打的数目未有定规，常常是边打边问，直到犯人受打不过，愿意招认为止。行刑时往往把人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如果犯人在一次拷打之后不招供，就将他收监关押，下次审问时还要再打。
秦代官吏审案时已经习惯于使用棍棒拷打。秦二世胡亥二年（前208），赵高诬陷李斯和其子李由谋反，将他们逮捕，亲自拷问，用棍棒拷掠达一千余下。最后李斯不胜其痛，屈打成招，就承认了谋反的罪名。赵高又派亲信假扮成御史、谒者、侍中等复审李斯，李斯不知是计，向他们申诉冤枉，赵高得到报告，又命令对李斯进行更严重的拷打。后来二世胡亥真的派人检查李斯的口供是否属实，李斯接受前次的教训，一口认定自己要谋反，不敢再翻案了，于是便被判为死刑，腰斩于咸阳。临死父子相抱大哭，后悔当官，想回家驾鹰逐兔而不可得，甚可哀也。考李斯之死，源于拷讯。李斯曾为丞相，位极人臣，尚受如此非刑拷打，一般的囚犯就更惨了。
西汉时期，刑讯之风未息。一次刘邦率军出征，路过赵地，冷淡了赵王张敖，这引起赵相贯高的不满，他便请求张敖在刘郭回师过赵时杀害刘邦，这个计划因刘邦回京未经赵地而未得逞。但却有人将这个未实现的计划向刘邦报告。刘邦得知此事，即把赵王张敖、赵相贯高等逮捕。审讯中贯高一口咬定是他自己设的计，与赵王无关。刘邦早就想除掉所有的异姓王，有此机会怎肯善罢甘休。为了让贯高说出是赵王授意害刘邦的话，断狱官对贯高“榜笞数千，刺剁，身无可击处者”，但贯高“终不复言”。剁，也是刺。《汉书》应劭注云：“以铁刺之，又烧灼之。”这种拷讯手段是极残酷的，但贯高和李斯不同，不愧为一条硬汉，他熬过了百般苦痛，却保护了赵王张敖，贯高青史留名，受人敬仰；李斯身为将相，威震邻国，扬名天下，临死却现出一副软骨头，加之又献焚书之策，实为历史罪人，吾不以有李斯这老乡为荣。
东汉更不乏以极端残忍的手段刑讯逼供的事例。有一个叫缪彤的地方官与县里一群小吏一起被诬陷入狱。由于狱吏的百般拷打，其他人都“畏惧自诬”，惟缪彤虽“掠拷苦毒，乃至体生虫蛆”，经受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折磨，始终不承认有罪。和帝时，著名酷吏周纡滥用肉刑，对犯人动辄用棍棒加以拷掠。永元六年（94），和帝刘肇亲自到洛阳视察狱讼情况，看见有两名犯人被棍棒拷打死于狱中，身上都生满了蛆虫，和帝责备周纡失职，给了他降级的处分。
唐代对拷打犯人的时间、次数等作了某些规定，但实际上并没有按照这些规定认真执行，不少官员用棍棒拷打犯人仍然惯用狠手。开元年间，洛阳县尉王钧和河南丞严安之，用棍棒拷打犯人时惟恐打不死，而且，他们总是让行刑的衙役朝着伤口的红肿溃烂处猛打，看见犯人皮肉开裂鲜血淋漓就大笑不止。
还有的酷吏用的杖具是特制的。明代成化年间监察御史王琰巡按苏州时，将大毛竹剖开，做成竹板子，名叫“番黄”。用它行刑，许多人打不够数就气绝身亡，侥幸不死的，也必须请医生用细镊子小心地取出烂肉中的竹刺，然后理疗敷药，清除淤血，卧床数月方能痊愈。有一天，王琰去无锡巡视，一个和尚来不及回避，冲撞了他的仪仗，他立即下令用“番黄”杖笞和尚，和尚不一会儿便死去。王琰大怒，骂他装死，喝令继续打，那和尚终于没有再醒过来。后来，王琰被提升到朝中任职，得罪了宪宗朱见深，在午门尝到了受廷杖的滋味，结果在受杖两天后便送了性命。这应验了“恶有恶报”的箴言。
中国历代的法律都是软法律，在法令条文的幌子下，实施的皆是长官意志，即使是在衙门当差的人役们，不知哪句话冒犯了官长，就要受到杖笞。唐代杜牧诗曰：“参军与县尉，尘土惊劻勷。一语不中沾，鞭篁满身疮。”这首诗集中反映了这种情况。隋代的崔弘度有一次正在吃鳖肉，八、九个人在旁边侍候，崔弘度一个个地问他们：“鳖肉味道佳美吗？”侍者平时就怕他，都迎合他说：“佳美”。哪知拍马屁也拍错了地方。崔弘度大骂道：“蠢奴才，竟敢骗我！尔等没有吃这鳖肉，哪能知道它的味道美不美？”喝令把他们每人用棍棒重责八十。当时京师长安有谚语说：“宁饮三升醋，莫见崔弘度。”可见当时人们对这位姓崔的酷吏是何等痛恨。与崔弘度同时的著名酷吏燕荣，在任幽州总管时经常对手下人进行杖笞，一次责罚的数目竟多达千数，被打的人鲜血淋漓，他在旁边饮酒吃肉，神态自若。有一次，燕荣出外视察，看见路旁丛生的荆棘可以制作笞杖，就叫人当时制作一根，并随意抓来一名随从来试试这杖是否好用。那人辩白说：“我没有犯罪，为什么打我？”燕荣说：“今天打了你，以后你真的犯了罪，就用今天打的数目来顶替，不再打了。”过了不久，那位随从果然因犯错应该受笞杖，他立即提出：“前次我已挨过了，老爷您说再有罪就不再打，因此今天不能打我。”燕荣斥责他说：“你没犯罪时尚能受杖，现在犯了罪不是更应该受杖吗？”于是不由分说，把那人用棍棒又打了一顿。后因燕荣赃秽狼藉，被征还京师赐死，受到了应得的惩罚。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叫陟经济的人任湖州太守，他有个毛病，最讨厌乌鸦叫，若在衙门里偶尔听见院中有乌鸦叫，就会将衙役用棍棒痛加杖笞。因此，当时人们便给他送个绰号“陈老鸦”。
有些朝代规定笞杖之刑是杖臀，即用棍子或板子打屁股。若是妇女犯罪需用笞杖，也是杖臀。宋、元两代都有“去衣受杖”的规定，明代沿袭旧制，规定妇人犯有奸罪需要笞杖者，必须裸体受杖。这对妇女来说，不仅有残酷的皮肉之苦，也有难堪的精神侮辱。行刑时，有时县官还未升堂，衙役先把被告妇女脱掉裤子示众，名曰“晾臀”；有的行刑完毕，仍不许妇女穿裤，即把其拉到衙门前大街上，名曰“卖肉”。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妇女受不了羞辱，回家后便寻了自尽。在过堂之后，还要监押在衙门前示众一天，无赖子弟又来终日围观，抚摸挑逗，嬉笑取乐。有的妇女羞辱难忍，当场碰死。嘉靖时，浙江总督胡宗宪因罪被逮系至京师，他的妻子、女儿在杭州被拘捕，就曾受到这样的侮辱。
清代仍有妇女裸体受杖的做法。晚清俞樾记述过这么一件事：某县令年方少壮，为人轻浮佻达，最热衷谈论桃色新闻。他审理案件，发现有涉及妇女闺阃方面内容的，就故意牵扯，定为奸情，然后将妇女裸体行杖。后来他因贪污罪被处死，家产被籍没，妻女流落为娼，有人说这是他裸杖妇女的报应。清代裸杖妇女还有更狠毒的例子。乾隆时，平阳县令朱铄在任职期间特制厚枷大棍，常对犯人施用严刑，对奸情案件更不放松。有一次审问一名妓女，命令衙役把她脱光衣服予以杖责，又让衙役用杖头捅入妓女的阴户。朱某还得意地说：“看你还怎么接客！”朱某痛恨妓女，想用重刑刹住当地的嫖娼之风，但其手段未免太过分了。另外，光惩治妓女而不惩治嫖客也有失公允。
夹棍和拶子
唐宋以后，常用的法定拷讯刑具还有夹棍和拶子。这两种刑具都是由非法手段升格为合法的，按照规定，它们只能用于拷问强贼或限于“热审”时使用，但实际上，官吏和胥役们一向把它们不加区别地用于所有的案犯。
据有关材料记载，明代锦衣卫镇抚司刑具中就有夹棍，明代著名写实小说《金瓶梅》中曾屡次提及西门庆在衙门中使用夹棍拷讯犯人。王圻《三才图绘·刑具说》云：“夹棍之刑，惟锦衣卫则有，亦设而不擅用。此惟可施之拷讯强贼，后来问理刑名亦用之，非法也。”明朝中期以来中国的穆斯林阿里·阿克巴尔在《中国纪行》中也记载了他们在刑部监狱中亲眼见到的用“夹板”拷讯犯人的惨状。可知最晚在明代它已是法定的拷讯犯人的刑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