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乌加里特的兴盛与衰亡
当时叙利亚仍处于法国殖民统治之下，贝鲁特文物局闻讯后，立即派人赶赴现场，进行了试掘，结果发现这是一座迈锡尼式的古墓。1929年，法国政府从国内派遣谢费尔前往叙利亚，主持这一地区的发掘工作。谢费尔来到叙利亚后，率领骆驼队千里迢迢赶赴现场，正式组织系统的调查发掘，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已持续发掘10年。二战期间，发掘工作一度中断，1948年才得以恢复，20世纪80年代，发掘次数达40余次。沙姆拉角遗址展现了从新石器时代至罗马时代的完整文化序列，尤其是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青铜时代晚期，乌加里特城的情况更是清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遗址所在的山丘形状略呈梯形，面积约22公顷（22万平方米），平均高出周围地面约15米，发掘面积约占总面积的七分之二。发掘区主要集中在山丘的东、北、西三面。
从发掘结果来看，乌加里特城主要分成三部分：北边的卫城区和工商业者居住区，西边的宫殿区和居住区，以及郊外的港口区。
卫城区有两座神庙，还有祭司的邸宅。两座神庙内分别供奉着巴阿尔神像和达贡神像。神庙墙壁极厚，以达贡神庙为例，厚度达5米，神庙高出周围地区，基本结构为前堂后室，后室设有圣殿及其它辅助设施，是叙利亚北部神庙的典型模式之一。
祭司的邸宅中，供奉着祭祀神灵的青铜武器等贡品，其中有3个房间是文书库，存放着大量的泥版文书，内容包括神话、宗教书籍、叙事诗等，还有包括苏美尔语、巴比伦语和乌加里特语3种语言在内的辞典。
宫殿区由三座宫殿和一座带塔的堡垒以及小神庙构成。这里官府、衙署鳞次栉比，在不少衙署里出土了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版文书，内容涉及到腓尼斯统治下的城乡状况、兵役赋税制度、租税征收、与赫梯等国签订的条约，以及有关内政外交方面等资料，为了解腓尼基当时的国内、国际局势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港口区位于距沙姆拉角约800米的米内·埃尔·贝塔，俗称“白港”，如今仍是一个船舶停泊的小港湾。在乌加里特全盛时期，这个港湾曾深入到内陆120米，是驰名地中海的国际港口。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迦南人以及来自爱琴海方面和塞浦路斯岛的商人纷纷到这里定居，形成商业贸易和航海业中心，港湾里常年停泊着保卫城市的军舰。
沙姆拉角早在公元前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至公元前3000年青铜时代初期，腓尼基人成为这里的主要居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此后代代相传。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乌加里特城邦国家形成。
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乌加里特的北面是赫梯王国，南面是埃及帝国，它处在两个强邻之间，构成一个缓冲地带，其东邻两河流域更是动荡不安。因此，对于乌加里特这样一个新兴的王国来说，要想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外交手腕就显得至关重要。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乌加里特首先是与赫梯结盟，继而又与埃及帝国缔结友好条约，沙姆拉角遗址中出土的埃及中王国法老塞乌塞尔特一世（公元前1971—前1928年左右在位）赠送的护符、项链以及塞乌塞尔特二世（公元前1897—前1878）之妃的雕像便是最有力的凭证。
乌加里特是国际性的港口，商旅云集，百货辐辏。市场上出售的商品有从海贝中提炼而成的名贵紫红色染料、葡萄酒、橄榄油、玻璃制品，还有来自塞浦路斯的铜器、象牙和木材等。两河流域的马里古城出土的“马里文书”中，记载了公元前18世纪与乌加里特贸易往来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当年乌加里特商业活动范围之广。
腓尼基人同时从事海盗活动，到处掳掠人口，贩卖奴隶。并且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许多殖民地，作为商业活动的据点，其中最著名的迦太基，曾一度称霸于地中海。
在沙姆拉角遗址中出土的泥版文书，年代相当于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初期。泥版上面的文书是以一种楔形字母写成，共有30个（无元音），与以前所知道的任何一种文字都不相同，它是公认的迄今所知的最早的字母文字。从1930年起，德国的鲍尔教授与法国学者维罗洛和多尔姆相继释读成功，他们确认乌加里特语属姆语族，与腓尼基语以及《圣经》中所使用的希伯来语关系密切，后来在腓尼基南北通用的由22个辅音字母组成的腓尼基语就是从乌加里特语演变而来的。希腊字母、罗马拉丁字母以及后世的西方拼音字母均是由它发展而来，因此乌加里特字母文字的形成，对推进人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乌加里特城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中叶毁于地震，事后重建。100年后，沦为迈锡尼人的属地。值得一提的是，公元前1290年，赫梯与埃及在叙利亚的卡迭石交战，赫梯获胜，双方缔结和约，乌加里特在其中曾担任调停人的角色。
据埃及史料记载，公元前13世纪，以好战著称的“海上民族”摧毁了地中海沿岸一座座城市，公元前13世纪末至公元前12世纪初，乌加里特城也遭到覆亡的厄运。此后，乌加里特相继沦为其它王国的属地，日趋萧条和衰落，最终销声匿迹，退出历史舞台。
五、“死人之丘”摩亨佐·达罗
1.印度古老文明的印证
1856年，英国工程师约翰和威廉两兄弟，在印度德里西北修建从拉合尔至木尔坦的铁路时，因铺设铁轨需要道碴而发现了掩埋在地下的古城哈拉帕，但他们并未意识到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发现。他们从这座古城废墟中取走了大量的砖石垫在铁轨之下，铺设了长约160公里的一段路。直到1920年，考古学家才闻讯赶来发掘。同年，巴纳杰在哈拉帕以南约650公里的“死人之丘”发现了又一处类似的古城遗址——摩亨佐·达罗。1922年起开始发掘，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在印度国内均绝无仅有。这两处遗址的发现表明，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印度河流域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古老的文明，它与埃及、巴比伦、中国的文明一样悠久和辉煌，故并称为人类文明的四大摇篮。
根据最近20年来印度、巴基斯坦两国考古学界共同的调查结果表明，已发现的印度河文明遗址数量超过200处，其分布范围东起新德里近郊，西抵伊朗边境，南达古吉拉特邦，北止喜马拉雅山南麓，东西长1550公里，南北宽1100公里，面积与英伦三岛相当。
印度河文明遗址的发现，尤其是巴基斯坦境内的“死人之丘”——摩亨佐·达罗遗址的重见天日揭示出，早在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前好几个世纪，这里就存在着一个繁荣的青铜时代文明，它具有规划完善、人口密集的大型城市和众多的小型城市以及居民点，不仅有赖以生存的农牧业，而且还有相当发达的海外贸易。
曾几何时，印度河文明沸沸扬扬，扬名四海，怎奈好景不长，它大约持续了750~1000年左右，便倏然消逝了。印度河文明的突发性产生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其忽然消逝更是令人捉摸不透。
摩亨佐·达罗位于今天巴基斯坦信德省拉尔卡纳城以南24公里的印度河东岸，西南距卡拉奇海港约225公里。摩亨佐·达罗的意思是“死人之丘”，遗址由东、西两个土丘构成，高出周围平原约18米，叠压着丰富的文化层。虽然如今由于地下水位的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已无法发掘清理到最底层，但是，钻探资料表明，这座古城之下不存在一个前哈拉帕文化层。就目前已发掘的结果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9~10个依次叠压的考古文化层，其中最低的一个文化层深达12米。鉴于各层中的出土物如偶像、陶器、印章等大致相同，考古学家们认为它可能代表着大约500~1000年的人类连续居住期。
摩亨佐·达罗古城面积260万平方米，鼎盛时期人口估计将近4万人。城市分为城堡和市区两部分，笔直如砥的街道在十字路口直角相交，房屋排列井然有序，因此，它被看作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有完善规划的城市。学术界普遍认为它是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青铜时代的一座世界名城。
摩亨佐·达罗古城的建筑物都是用火砖砌成。今天，当你漫步于这座城址中时，四五千年前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举目可见，街道水沟历历可辨。古城明显地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地势较高，建有设防严密而又坚固的城堡，是统治中心所在；东面地势略低，是城市平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生活区。
城堡建在一个10米高的人造平台上，有高而厚的城墙和防御塔楼。城堡中心是举世闻名的长方形大浴池，长10米，宽7米，深2.4米，周围建有一系列公共建筑物，浴池底部的火砖用沥青进行过防水处理，然后用石膏灰泥砌合，密不漏水，浴池南北两侧设有阶梯，通到浴池的底部。大浴池是摩亨佐·达罗的典型遗迹之一。
紧邻大浴池的西边是一个带有通风管道的粮仓，建在用火砖砌成的平台上。粮仓最初东西长45米，南北宽27.5米，后来又进行了扩建。专家们认为，大浴池是专供祭祀的场所，粮仓是聚集财产的仓库，两者结合在一起，寓意着生命的再生和繁衍。
城堡南部还有一组公共建筑物，其中心是会议厅。
由此可见，城堡不仅是全城的统治中心，而且是宗教中心。统治者凭藉大浴池的威力和粮仓的力量行使着对广大平民的生杀予夺大权。
古城的东面是居民生活区，有东西走向的干道两条，南北走向的干道三条，或相互平行，或垂直相交，主干道宽达10米，将城区划分为12个区域。在每一个区域内又有宽1.5米至3米左右的小道与主干道相通，将城区划分成更小的方块。街道下面，有砖砌的排水沟。整个城区内居民住宅建筑错落有致，布局合理。居民住宅主要用红砖砌成，大小、高低和设备差别很大。有的只有两间小屋；有的却有许多房间和厅堂；还有两三层的楼房，内设有厨房、盥洗室和卧室，显然是富人的住宅。居民住宅的大门面向小街，有完善的排水设施将污水排入小街的排水沟内，然后汇入主干道的排水沟中，排水沟上设有许多检查用的小孔，以防淤塞。而贫民的住宅根本没有这些设施，反映出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如此复杂的城市排水系统不仅在历史上无与伦比，即便在当今世界，也为诸多城镇所望尘莫及。
史前时期的摩亨佐·达罗古城屡遭洪水肆虐，然而每次洪水消退后，很快城市又按原样得到毫厘不差的重建，严格地维持了原有的城市规划。这显然与当时的强权政治统治着这座印度河流域最古老的城市有关，同时也反映当时的社会固步自封，停滞不前。
在摩亨佐·达罗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遗迹和遗物。然而奇怪的是，迄今尚未发现神庙、宫殿或王陵之类象征宗教或世俗强权的纪念物，而且出土的武器也很少。这种现象又表明，印度河流域不存在像两河流域文明社会那样的祭司和国王，是一个和平、安定、开放的社会。
这一文明的发展和绵延是建立在农业与贸易基础之上的。从摩亨佐·达罗遗址出土的兽骨材料来看，当时信德地区并没有今天这样的沙漠，在印度河东面流经信德省的河流还有一条，名叫麦赫兰河。在大河的滋润下，这里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灌溉农业发达。先民们种植的农作物有小麦、大麦、水稻、棉花和枣子，驯养的家畜有瘤牛、黄牛、水牛、绵羊、猪、狗、象和骆驼。在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派生出了植棉织布业、养羊剪毛纺织业，有了专业分工的工匠和商人。“信德”之意即为“棉花”（一说意为海），据说当时印度河流域棉花远近闻名，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人把棉花称为“信杜”，希腊人称为“信顿”，其发音与今日的“信德”大体相近，因此，“信德”一词可看作是印度河文明为植棉业鼻祖的有力佐证。
摩亨佐·达罗的手工业颇为发达。当时已出现了带轮子的车，二进位制与十进位制计算数字的标准度量制度，并且制造红铜、青铜和石质武器，以及金、银、金银合金、红铜、青铜、釉陶、红陶、象牙和玉髓等质地的装饰品，但没有铁器。陶器绝大多数为素面，也有鲜红条纹上再饰黑彩的彩陶。金属制作与石雕工艺娴熟，尤其以小形石印章上的凹雕工艺最为突出，在用石器、陶器和象牙雕刻的印章上不仅刻有牛、鱼、树木的图案，而且还有奇异的文字。这种文字共有500余个，自左向右读，至今尚无人能够破译。
摩亨佐·达罗的青铜舞女，以及身着三叶纹饰罩袍服装的头像与哈拉帕遗址出土的红色砂岩裸体躯士雕像和灰色雕像，这四件工艺品被看作是印度河文明城市中“杰出的精品”。
在农牧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摩亨佐·达罗的商业、贸易活动日趋繁荣。这里生产的大量陶器、石器、青铜器和装饰品被运往各地交换农副产品，与此同时，各地的农副产品集中收缴到当地的“粮仓”，然后运送到文明古都摩亨佐·达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