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要像美国一样量化宽松和像日本一样超级量宽，但精准宽松是需要的。与此同时，在继续扩大消费需求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大“一带一路”建设力度。积极推动外贸先期收获是“一带一路”的应有之义，通过“一带一路”的溢出效应稳定全球经济，也是一种担当。正像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所讲，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进一步扩大服务业、中西部地区发展资本市场，鼓励企业走出去，与各国在相互开放中共同发展，国际社会也应坚持和平稳定的底线，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激活改革创新的动力，携手开创美好的未来。他说，中国经济无疑有增速下行的压力，但即使是7%左右，每年增加的绝对值也在8000亿美元以上，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总值。而且，随着基数加大，增幅与增量不会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如今的7%相当于5年前的10%。多种因素决定了中国经济不会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第三是当前“三驾马车”谁驾辕的问题。
投资、消费、外需三驾马车的主次问题也是个老问题。目前，世界性的市场萧条已经露出端倪，或者说是普遍的市场疲软，我们虽然不能拿来与20世纪30年代的市场萧条简单相比，但在市场过剩的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把过剩分为落后产能过剩和先进产能不足，固然有其道理，但新的产销特点是产品周期越来越短，个性化需求越来越旺盛，而消费的分层与发展时间差也决定了，除了环保与安全和技术升级的刚性要求外，很难讲什么是市场需要或不需要的，因此，产业与产能的转移是应当优先考虑的。特别是需求不振主要来自服务供给不足，需要加快提升服务业，扩大服务业的内涵与外延，同时也要加大投资力度。在互联互通中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投资拉动具有多方面的带动效果。在20世纪30年代的市场萧条中，凯恩斯经济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需要重新引起关注。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的人力物力投入，既为经济的再度起飞奠定新的基础，也能有效地启动消费。投资拉动与扩大消费并不矛盾，内需与外需也不是天然对立，一切要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
目前，“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拉动世界经济走出低潮的有效举措。近年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巨大进展，但需求依然巨大。2014年仅中国西部新开工的项目就有33项，其中包括8条铁路和多条高速公路、西部支线机场等。东部的城际铁路与轨道交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约需8353亿元投资的联通山东与辽东的跨海隧道和跨海铁路也在讨论之中。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也需要。奥巴马在他的国情咨文里提出了“中产阶级经济学”的七大目标，其中一条就是加强基础建设。他说，21世纪需要21世纪的基础设施，包括现代化港口、更坚固的桥梁、更快的火车、最快的互联网。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集中强化投入，既是内需也是外需，是三驾马车一体发力，一起给力。现代基础设施本质上也是高技术产业，与制造业中的装备制造业直接形成上下游关系，也为服务业如旅游业、物流业的发展拓宽了空间。
2014年，中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48%以上，接近27万亿元，消费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信息消费、住房消费、旅游消费、教育文化体育消费、老龄化消费与绿色消费是今后的重点。2015年还会设立400亿元的创业引导基金，也会放大到万亿元规模。但是，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经济平稳发展同样离不开投资的关键作用。
2014年，中国国内在启动基础设施建设之外，也推出包括生态环保、农业水利等7大类投资包，推出80个社会资本参与投资项目，全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超过5万亿元，同比增长16%以上。2015年也不会低于这个水平。
从国际投资需求看，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首次突破千亿美元，由商品出口到资本出口，这是标志性的转变。国外需要直接投资的领域很多，有关机构作了调查，一是能源生产与设施，特别是再生能源。发达国家如德国2022年要关闭核电，太阳能发电会有较大发展，合作机会也会增多。一些国家电力缺乏如巴基斯坦，其火力与水力发电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甚至在阿富汗也有修建水电大坝、公路和铁路的需求。二是基础设施，东南亚、南亚、拉美和非洲都有较大缺口，尤其是高铁，仅土耳其就要建设1万公里。三是环保采矿业升级，资源富集国家如巴西，智利、秘鲁等，对采矿和重载远程运输都有较大需求市场。四是农业投资，南美的葡萄酒、巴西的牛肉、荷兰的乳制品和鲜花业，都有在补偿贸易中投资合作的愿望。
在“一带一路”发展中，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千亿美元，这是一个历史性转变。1992年到2012年的20年里，中国对外投资占GDP的8.5%，美国与欧盟则为2.6%。下一步，中国将会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开工建设一批互联互通项目，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加快优势产业的富余产能向外转移。总之是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下，让“三驾马车”在丝绸之路上一起跑起来。
第四是国际贸易走软。
2014年的国际贸易增幅在低位徘徊，远低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全球投资则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带动下有所回升。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2014年世界贸易报告》显示：2014年全球贸易增长3.1%，中国外贸增长2.3%，按美元计为3.4%，总量为26.43万亿元人民币，出口高于进口，主要是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拉低进口值，出现45.9%的高顺差。2014年中国外贸是有成果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0.5%，占全球份额进一步上升，服务贸易增长较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2015年全球外贸预计增幅为4%，低于1993年至2013年20年间的5.3%的平均水平，但会略高于2014年。中国的目标是6%。
不久前，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几经周折通过《贸易便利化协议》，并纳入《世贸组织协定》。《贸易便利化协议》将创造新的经济合作环境。根据国际机构测算，这个协定将使发达成员贸易成本降低10%，发展中成员降低13%至15.5%，最高可使发展中成员出口年增长9.9%，约为5690亿美元，发达成员增长4.9%，约为4750亿美元，带动全球GDP增长9600亿美元。这是一种积极变化。
《2014年世界贸易报告》曾提出，世界贸易出现了四个新的趋势。一是发展中经济体重要性提升，在世界产出中的份额占一半。二是全球价值链持续扩展，发展中经济体更多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并以较低成本融入世界经济。三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大宗商品输出国得益于价格上涨，经济发展加快。四是各经济体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影响越来越大。其中的一、二、四点分析得不错，但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势头回落，是一个新的变量。这份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经济转型是世界贸易的新特征，2013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同时也成为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在“一带一路”发展中，中国的经济转型最终会为国际贸易增添后劲，而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更是拉动国际贸易的生力军。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是真正的希望所在，将会进一步加快贸易复苏的步伐。
“一带一路”构想在2013年提出，是恰逢其时。从2013年开始，全球经济出现后危机明显症候，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走向开始分化，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多有发生，影响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带一路”构想不仅以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的理念正面影响了世界发展的方向，还以明确的具有操作性的“五通”打开了发展的思路，迅速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平台，成为对冲后经济危机的重要方略。
世界经济论坛也即达沃斯论坛在年会举行前曾经发布《2015年全球风险报告》，该报告将人们关注的28项全球风险分为经济、环境、地缘政治、社会和技术五大类，邀请全球900位专家参加“风险意见调查”，对这些风险在未来10年中发生的可能性和潜在影响作了分析预测。在可能性方面，排在前五位的是政治地缘、极端天气事件、国家治理失败、国家解体或危机、结构性失业率高和不充分就业。在风险潜在影响方面，是水资源危机、传染病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不力等。报告还审视了各种风险之间的关联度。可能性中与经济有直接关系的“前五”只有一个就业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有各种专家参加的“打勾题”，是用已然的印象判断现在与未来。因此，这只能说是一种关于论坛主题外部联系的背景参考。而且，如果用“关注”这个更直白的词来讲，发生概率高的，无非还是人们常谈论的复杂大国关系下的“世界秩序”治理结构、气候问题、恐怖主义或局部经济问题导致的治理失效、“埃博拉”一类的公共卫生安全和经济下行的社会后果。由此就得出2015年是“地缘政治风险年”的结论多少有些跑题，或者带有有话在先“勿谓言之不喻”的标题安排的意思。因为，恰恰是这个政治地缘论要抢经济全球化的风头，搅经济一体化的局，这个问题后面会有详细的阐述。
这些问题当然都值得关注，也必须认真讨论认真应对，但问题在于用什么思路应对，是在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全球化中合作应对？还是在所谓“去全球化”中去应对？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一带一路”发展的倡导者习近平说，发展是安全的“总钥匙”。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5月举行的“亚信会议”上提出发展是安全的总钥匙的重要论断，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进一步继承与完善，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从根本上全面防止全球性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相关安全风险的重要方略与方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