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革命的领导的责任需要实现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主独立、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只有实现这两大任务，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华北事变后，随着民族矛盾上升，民族危机空前严峻，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当前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由土地革命战争转向民族革命战争。毛泽东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12]
在关系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同仇敌忾抵御外侵，与饱受外强凌辱的中国民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军事摩擦，并大肆宣扬反共理论，称“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将何去何从？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给出了回答。
1939年底，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那末，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
而且，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毛泽东创造性地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13]
毛泽东继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
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建立的一个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14]
毛泽东还为人们勾勒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蓝图：
政治上：国体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为民主集中制。
经济上：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允许富农经济存在。
文化上：实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5]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追求的是人类正义、自由、平等且有尊严的人类生活，他们勾勒的理想社会蓝图，给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民众以勇气和希望：农民得到土地，吃饱饭；工人有工作，且获得应有的尊严；出身中产阶级的革命者、知识分子，能够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实践。
正如斯诺对毛泽东的观察：
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如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末，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或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偏于中国一隅的陕甘宁边区及边区中的边陲小城——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践行理想社会的“试验田”。1938年7月，毛泽东指出：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
1934年10月，由于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失利，不得不离开红都瑞金，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1935年9月，中共中央率领的红一、红三方面军和军委纵队，历经千难万险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毛泽东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中获悉陕北根据地依然存在，于是提议向陕北去。
红一、红三方面军和军委纵队
红一军全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革命武装。1935年7月2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加强统一指挥，对红军部队进行整编。红一军的第一军团奉命改称红军第一军，军长为林彪，政委为聂荣臻，参谋长为左权，政治部主任为朱瑞。1935年9月，在哈达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
红三军全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革命武装。1935年7月21日，第三军改称红军第三军，军长为彭德怀，政治委员为杨尚昆，参谋长为萧劲光。1935年9月，在哈达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二纵队。
军委纵队是建立于土地革命期间的一支武装部队，又称朱毛大军、中央纵队。曾经参加过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中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总司令员为朱德，中央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等，总政治部主任为王稼祥，总参谋长为刘伯承和聂荣臻。1935年9月，在哈达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三纵队。
1934年9月，陕甘支队（原红一、红三方面军和军委纵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决定前往陕北。10月，陕甘支队正式抵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长征已经结束，以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11月，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1936年6月，中共中央从瓦窑堡移驻保安。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迫于国际国内形势与时局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信飙升，同时也为陕甘宁边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1936年12月，中央红军和陕北地方革命武装收复或接管了瓦窑堡、延川、延长、延安等城镇，恢复了陕北根据地。
落脚陕北
1935年9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后，在缴获的1935年七八月间的《大公报》上，报道了“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等陕北红军相关消息。在报纸上看到陕北红军的消息，让中央红军领袖们眼前豁然开朗。之后，毛泽东提议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到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合。
从瓦窑堡移驻保安
瓦窑堡是中共陕甘晋省委和陕北苏维埃政府所在地。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在到达瓦窑堡后，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因陕北错误肃反被关押的18人。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制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同时，国民党加紧了对陕北的军事部署。1936年4月中旬，东北军六十七军一部，向蟠龙、瓦窑堡和安寨进攻，导致工厂、医院一片废墟。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撤离瓦窑堡。1936年6月21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撤离瓦窑堡。7月3日经过桑坪到达安塞。7月11日，中共中央经安塞到达保安。
1937年1月，毛泽东随中共中央从保安迁移到延安。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成立。
从保安迁移到延安
保安，也就是今天的志丹县，是刘志丹的故乡，地域沟岭纵横，交通不发达，经济条件差。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与张学良达成协议，张学良同意中共中央移驻延安。1936年12月18日，由江华率领的红军先遣部队陕北红一团接管了延安城防。1937年1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正式进驻延安。与保安相比，延安交通发达，背靠内蒙古，东临山西西部，西连宁夏和甘肃，自古以来就是陕北屏蔽关中、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军事重镇，也是国民党政府控制较弱的地方。自中共中央进驻后，延安成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大本营。
中国西北，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展、壮大？如何被当地群众接受、和他们融为一体？这是一个巨大考验。
在这样一个贫瘠荒凉的地方，苏维埃红色政权能否存活？宛如一株植物长在青石板上，它能否扎根发芽并枝繁叶茂？西北人民的现实需求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如何碰撞出默契的火花？
谁是真正的英雄
共产党的政治理想要想在中国生根，就需要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力量。要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力量，仅靠现实需求与政治理想的共鸣还远远不够，还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并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给人民群众以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在保安的窑洞里，斯诺与毛泽东有过多次彻夜长谈。根据《西行漫记》记述，斯诺从近100个问题中选了十多个递给毛泽东。他最想知道，面对艰难的抗日战争和艰苦的现实条件，中国共产党人依靠什么力量相信自己的目标，并为之奋斗？
毛泽东告诉斯诺：谁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
面对如何赢得边区人民最大拥护的问题，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给出了坚定的答案——这就是土地。
毛泽东深知农民的迫切需要，也深信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都在探索，如何改变农民命运，使之成为革命力量。
如果说边区政府是一株植物，那么边区的人民就是植物需要的水和土。如果边区的政策不好，得不到人民的认可，同样也存在水土流失问题。《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一颁布，立时受到农民的热烈拥戴，还吸引周边许多农民蜂拥而至，引发了最早的移民潮。
如何真实了解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毛泽东提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指出，“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
在抗大总校政治教员叶尚志的印象里，毛泽东时常教育大家要做群众的学生：
只有当群众才能领导群众，要作为群众里面的一员，要做群众的先生必须做群众的学生。他（毛泽东）说你们到前方去就必须教育群众，做群众工作，要发动群众，没有群众就不可能开展游击战争，没有游击战争就没有运动战，就不会发展成为阵地战，就打不败日本鬼子。那个时候抗战才刚刚一年，可是我们陕西的根据地发展很大了，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依靠群众。他就讲这个道理。我们还专门搞了晋察冀边区发展的历史、斗争的经验、发动群众的经验。
1937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给表兄文运昌的信中写道：“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
叶尚志，原名叶光亮，1919年出生，安徽人。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西渡黄河到延安抗大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评选为学习突击队员、政治课代表。毕业后，被选调到抗大总校政治教员训练队学习理论，留校工作，前后5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央组织部选调北京，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三处处长、中央民委人事司司长等职。著有《烈火雄风》、《世纪留笔》和《叶尚志书画集》等作品。
文运昌（1884—1961），名士荇，字运昌，湖南湘潭人。是毛泽东舅舅文玉钦的次子，比毛泽东年长9岁。毕业于湘乡县立师范学校，是当时毛泽东湘乡亲戚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他和毛泽东交往密切，不仅极力帮助毛泽东走出闭塞的韶山冲到湘乡东山学校就读新学，还多方寻找各种新书报供毛泽东阅读学习，助其开阔眼界，并对毛泽东有救命之恩。1925年当反动派军阀抓捕毛泽东时，文运昌因为掩护毛泽东而被捕，后经过多方营救才被保释。毛泽东对这位表兄一直心存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