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有这么多梨可以挑选，挑选最大是一种正当行为。孔融的父亲安排制度就是让年龄小到大这样排序来挑选梨，所以孔融就比哥哥拥有优先的机会。这是一种权威安排的产权制度，这和市场经济竞争原则有所区别。如果采取市场经济方式，那么就是投钞票来竞争挑选梨的机会。这就看谁出的钞票多，谁就可以优先获得选择权利。
一名叫约翰的美国成功人士讲述的故事。他说道：“小时候，有一天妈妈拿来几个大小不同的苹果，我和弟弟们都抢着要大的。妈妈把那个最红最大的苹果举在手中，对我们说：‘孩子们，这个苹果最红最大最好吃，你们都有权利得到它，但大苹果只有一个，怎么办呢？现在咱们做个比赛，我把门前的草坪分成3块，你们3人一人一块儿把它修剪好，谁干得最快最好，谁就有权得到它。’结果我干得最好，就赢得了最大的苹果。”
中国的“孔融让梨”和美国的“约翰争苹果”，本质上是两种不同产权制度安排。如果一个文化对私产并不尊重，人们就出现表面的让梨，从而暗中争梨。因此，中国有一些人表面上说把职位谦让给别人，但是暗中仍然拼命争夺。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现象，有的人假装挑选最小那个梨，结果得到家长表扬，最终还是得到最大那个。
一个社会的契约精神并不是建立在“让梨”的基础上，而是通过大家不断去“争梨”，从而形成一种约定的规则。“暗争”只能形成潜规则，“明争”才能造就社会契约，最终成为一种法治社会。
近五成富人考虑移民说明了什么问题
据《深圳商报》报道：“中国银行私人银行与胡润研究院联合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白皮书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经达到1／3。在目前没有海外资产的高净值人群中，也有将近30％未来三年有海外投资计划。另外1／3海外投资是为了移民。14％的高净值人群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中，还有46％的高净值人群考虑移民。”
这些年以来，富人总是忙于移民。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已成为21世纪移民潮的主力军，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当地时间2011年10月27日通过口头表决，批准将取消高技能人才职业移民国别限制的议案交由众议院全体讨论，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放宽移民政策。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把移民现象贴上政治标签，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市场行为而已。国内一些媒体对美国拟放宽移民政策的做法，将评价为“抢人又抢钱”。经济全球化，这并不是仅仅是企业之间的全球竞争，并且也折射到国家之间的竞争。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权利用脚投票选择自己合适的生存环境。
近五成富人考虑移民，这个不能用是否爱国来判断，而是从深层反思这个现象。对于这些要移民的人，我们没有权力站在道德角度来指责他们，更加不能给他们扣上不爱国的标签。每个人都有权选择幸福的生活，自然就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生活的环境。
美国要放宽移民政策，从而达到“抢人又抢钱”目的，这是很正常的。这说明美国这个国家需要有能力的富人和精英人才，这对他们国家发展是有帮助。因此，他们就在移民政策方面进行改革，最终达到把这些人吸引过来。
如果大量富人和精英移民出去，这对中国肯定有压力。要是这么多优秀的人都移民出去，这对中国发展肯定有影响。当然，这也并非完全是坏事，有压力和竞争，中国将会积极去应对。很多东西都是逼出来，国家之间竞争也是。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积极改善国内环境，把优秀人才抢回来，我想才是根本之路。对于任何国家来说，人才和资本都非常重要。很多国家都想尽方法调整政策，要把精英和资本留下。这次，美国通过移民政策方面做文章，很大因素就是金融危机迫使美国需要吸引精英和资本来改善本国经济。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令该国对富豪的吸引力加大。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时间的限制，不可否认，中国在这些年以来也进步很大，但是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地区差距还是相当大。国内对私产保护远远不够，税负越来越重，投资环境恶化等因素，这是很多富人担心的问题。很多时候，他们不能改变环境，所以只能学会选择新的环境。
贸易自由是财富源泉
所谓的“进口不好而出口好”的思想产生于14世纪，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重商主义。这种观点认为，一国积累的金银越多，就越富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因此，支持重商主义的学者的看法就是，通过高关税率及其他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
事实上，我们出口产品并不是为了创造就业机会，而是为了赚钱，从而可以从国外进口产品。因此，出口并非为了出口本身，而是实现进口必由之路。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努力赚钱，并不是为了金钱的本身，而是通过金钱购买自己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贸易可以让每个人的状况变得更好，所以贸易自由是非常有意义。尽管如此，但是还有少人反对贸易自由。自由贸易的反对者认为，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减少了国内的工作岗位。搞自由贸易确实对国内一些产业造成冲击，但是这在消灭了一些工作岗位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些工作岗位。如果国内钢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搞钢铁的自由贸易将引起钢铁价格下降，这就使国内钢铁产量减少，这样国内就有一些钢铁工人将失去他们的工作岗位。但是这种失业并不是长期存在，而是暂时的。这些人失去工作岗位，经过调整之后，很快就可以找新的岗位。韩国等国家搞农业保护政策，确实保护农民的利益，但是对整个社会有害的。农产品的贸易自由，造成对农业冲击，这并不是坏事。毕竟，当农民并不是他们唯一出路，他们可以继续寻找新的岗位。
其实，劳动力方面也需要搞贸易自由。20世纪80年代末期，香港经济高速增长，建筑、制衣、家政等行业，都面临严重的劳力短缺。可是这些行业的工会，纷纷组织起来，促使政府限制了外劳输入。结果，削弱了这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导致香港工业大规模北移。
每个国家或者地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搞自由贸易就是让各自发挥优势，从而创造更多财富。经济学家薛兆丰说：“当美国人到处推广电灯的时候，各国的蜡烛工人确实要失业了。他们或许将永久地失去蜡烛工这一份职业，但他们不可能永久地失去所有的职业。资源总是稀缺的，所以工作总是无限的。当人力从蜡烛业节省下来后，其他千千万万的行业，就会产生新的人力需求。既然今天我们不当蜡烛工人能够生存，明天汽车工人不造汽车也同样有办法生存。”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担心搞自由贸易而导致的失业。事实上，失业并非一件坏事，而是引导人们放弃低效率的职业，从而选择高效率的职业。
尽管一些人反对自由贸易的理由是，保护工作岗位，保卫国家安全，有助于幼稚产业，防止不公平竞争，以及对外国的贸易限制作出反应。但是这些看法，完全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搞自由贸易会让每个人都得到更多好处。毕竟，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应该根据比较优势进行生产。
斯密用分工理论来解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有读者认为绝对优势是搞贸易的条件，否则就无法发生贸易。实际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假如只存在A和B这两个国家，A国平均生产率是普通工人一个小时生产1000支针线、一个小时生产5对鞋子；B国是一个小时生产500支针线、1只鞋。尽管A国生产两样东西都比B国有绝对优势，但是相对来说，生产鞋子是更有比较优势。
要知道，选择生产针线的话，A国生产率仅是B国的2倍，可是生产鞋子却是5倍。假设1000支针线价值是3元、1对鞋是1元，A国选择生产针线的话，每个小时获得价值3元，生产鞋子获得5元。B国选择生产针线的话，每个小时获得价值15元，生产鞋子获得1元。A国工人专注生产鞋子，每小时就可以获得5元，从而比专注生产针线多出2元。B国工人专注针线，每小时就可以获得1.5元，从而比专注生产鞋子多出0.5元。
尽管B国相对A国来说，没有任何绝对优势，却可以通过分工合作，从而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经济学家薛兆丰说：“自由贸易理论是说，由于生产资料在不同国家的分布不同，而每一种产品都需要消耗不同比例的生产资料，所以同样的产品，在不同的国家相对生产成本就不一样。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精力生产其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然后与别国进行贸易，那么所有这些国家的生活就都会比各自自力更生时好得多。一个更容易理解的例子是，比尔·盖茨即使在编写程序和烧饭洗碗两方面都干得比他的保姆出色，他也还是应该集中精力编写程序，而把烧饭洗碗的工作让给比他逊色的保姆完成。这样，两人的处境都会得到改善。”
因此，我们就明白一点，相对优势永不消失。薛兆丰的看法就是：“成本的概念是要点。成本就是放弃了的最好机会。即使盖茨写程序比我快，做饭也比我香，但只要我跟他住一屋，他就会让我做饭（尽管没他做得香）。并不是因为我做饭比他好，而是因为他做饭的成本是放弃了的程序——他做饭的成本比我的高得多。”
当然，贸易的发生，还可以考虑运输成本、交易费用等因素。远古时代，人类的贸易并没有那么活跃，这主要运输成本的约束。尽管生产某件产品有比较优势，但是运输成本就把这个“好处”对冲了。科技的进步，从而降低运输成本，促进了贸易的往来。同时，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关税制度，这也是影响贸易来往的重要因素。
贸易有利各国分工的形成，能够更加专业化生产。分工的好处，可以节省重复学习的费用。通过分工和合作，这有利全球各国国家的财富增加。明白这些原理之后，就知道贸易为何存在。从全球情况来看，贸易自由化越高的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就越发达。要是在香港从事农业生产，是没有任何优势，成本非常高。因此，香港的农产品都是进口，而不是进行生产。
如果香港禁止进口农产品，确实保护了本地农民的利益，但是这个成本却全港市民来承担。放开农产品进口，虽然香港农民破产了，但是他们却可以选择从事其他行业。所谓的破产，本质上就是这些资源换了主人。
为何走私糖猖獗
据2012年5月11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在本届糖会上，来自中糖协的通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大量走私糖冲击市场，估计一季度就达50万吨左右。可见，食糖走私越发猖獗。中糖协呼吁，全行业各企业（集团）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加强行业自律，规范生产经营秩序，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食糖反走私斗争中来。”
我们都知道，追求价廉物美，这是消费者的天性。国际贸易的存在，将是最大限度使全世界的消费者分享价廉物美的商品。关税的收取，这将增加商品流通的成本。关税越高，对国际贸易发展的阻碍就越大。
走私糖之所以这么严重，原因就是国内外糖价出现巨额价差，原糖进口价一度比国内现货价低1000元／吨左右。因此，这个巨额价差就是走私的动力。国内的糖价之所以比国际市场要高，根本原因在于出于保护糖农利益的考虑，规定了食糖的最低价。正因为这种保护，走私糖才源源不断进入中国。
一个国家调低关税，这就意味该国的消费者能够更多分享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同时，对于走私行为也是一种打击。降低关税，让走私者无利可图，自然就不会选择走私。经济学家薛兆丰说道：“当国外的优选品（superiorgoods）进入国内市场后，国内的次选品（inferiorgoods）就会受到冷落。国内消费者得益了，国外优选品的厂商也得益了，而国内次选品的厂商则吃亏了。”对此，他认为：“国内次选品的厂商，要么迎头赶上，要么逐渐退出市场。本来要用于生产次选品的资源，将投放到其他的领域，生产其他更有价值的产品。总的看来，自由贸易为全社会带来的收益，大于它导致的损失。”
走私就是逃避关税的行为，导致国家税收的损失。如果政府能够主动承担所谓的“损失”，把关税降下来，走私分子就不可能从中获利，消费者就获得更多好处。从这个角度，取消关税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得到实惠，并且也让走私分子放弃这种犯罪行为。可以想象一下，这种经济政策有利降低犯罪行为，为何不去执行？
政府出台保护糖农利益的政策，并没有能够真正保护糖农利益，同时还引发了走私糖猖獗。糖价的偏高，这也会增加消费的负担。如果种甘蔗无利可图，那么农民可以该种其他东西。即使退一步来说，给糖农发补贴，也要比干预糖价要好得多。
如果没有走私糖的话，国内消费者将买到更贵的糖。1100万吨的产量与1350万吨的需求，走私糖恰好填补市场短缺这部分。因此，走私糖对消费者是有利的。打击走私糖，必然推高糖价，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经济学家薛兆丰说过：“打击走私犯罪，办法有四种：一是加强教育，二是加强执法，三是加重惩罚，四是降低关税。当然应该兼收并蓄、四管齐下，但追根究底，似乎只有逐步降低关税，甚至在某些项目上取消关税，才是消灭走私犯罪的绝招。”因此，我们就明白对付走私犯罪分子，我们动用了大量警力，仍然无法杜绝这种行为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