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亚（Sophia）是一位52岁的希腊单身女教师。按照希腊政府的规定，只要是单身女子，就可以在他们的父母去世之后，继续领取父母的退休金。索菲亚每个月能从希腊政府领到400欧元的补贴，这可比她当老师挣的钱多。彭博咨讯曾经报道过索菲亚的故事，但是这个周日的灿烂的阳光下，索菲亚不知道在遥远的布鲁塞尔，一群衣冠楚楚的欧盟官员们正决定着无数和她一样的希腊人的命运。她也搞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外国人会这么厌恶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是的，希腊人的生活节奏是很慢，他们每天花在用餐上的时间平均超过8小时，但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啊。索菲亚每天早晨会自己煮上一小壶咖啡。希腊人喝的咖啡，杯底会有一层厚厚的渣子。索菲亚喜欢喝完咖啡，把渣子倒到咖啡碟里，根据渣子的形状，给自己算个命。学校里的工作并不算累，索菲亚和其他希腊人一样，每天下午都会睡一个长长的午觉。晚上是希腊人最兴奋的时候，大街小巷，每个饭店和酒吧里都人声鼎沸、欢歌笑语。索菲亚已经对这些狂欢兴趣不大了，她更喜欢在傍晚时分，站在海边，眺望远处的落日，远远地能听到街头艺人伤感的单簧管低音。索菲亚不怎么看报纸，更不知道德国的媒体把他们称作“欧洲家族中的骗子”，但别的希腊人可就不这样了。对希腊人来说，德国人向他们指手画脚是最不能忍受的事情。1941年至1942年冬天，雅典城内有30多万人饿死冻死，因为**把食物和燃料都运回德国了。在希腊的一个城市卡拉沃瑞塔（Kalavryta），德国人为了报复希腊抵抗运动，杀死了所有的成年男子。希腊副总理塞奥佐罗斯·潘卡洛斯（Theodoros Pangalos）在接受英语广播公司（BBC）采访的时候，压抑不住他内心的怒火。他把欧盟各国的首脑们称作政治上的侏儒，该做决断的时候个个优柔寡断。凭什么不借钱给希腊？他的声调越来越高：“不要忘了，二战时候德国人把希腊银行的黄金都抢走了，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还我们呢。”
欧元还在酝酿阶段的时候，欧盟的一位法国官员让皮埃尔·马里罗（JeanPierre Malivoir）受命负责设计出欧元的符号。马里罗和一般的法国人不一样，他没有多少浪漫的气质，想的更多的是怎么省钱。马里罗没有找设计公司，也没有找艺术家，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哎，有了。他想到了希腊字母ε，这不就代表了欧元——Euro吗？干脆再在ε上加两道杠，不就行了。简洁大方，言简意赅，关键还能省一大笔银子，欧元符号就这样诞生了。
晚上，马里罗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欧元符号上那两道杠变成了两条绳索，把欧元紧紧地绑住了。痛苦的欧元开始挣扎，拼命地挣扎。终于，绳索被挣断了。但欧元身上的历史伤口也在挣扎中崩裂。欧元碎了，一片片地碎了……
衰退中的一代
2009年10月，27岁的波士顿大学法学院毕业生麦克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书店的吧台卖咖啡。他的工资是每小时8美元，比十年前在高中打零工的时候赚的还少。
麦克一头金发，身材修长。他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Toledo）镇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爸爸是汽车零部件技师，妈妈做文书工作。麦克在家乡读完中学，考上了辛辛那提大学。他一边上学一边打工，到毕业的时候，已经还清了助学贷款。2006年，麦克接到了波士顿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法学院的学费对他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字，但这又有什么好犹豫的呢？能够到法学院深造，意味着命运的大门已经为这个上进的美国小伙子打开了。为了上学，麦克借了14.5万美元。
2008年秋天，到了麦克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他很顺利地在马萨诸塞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找到了一份工作。波士顿的秋天斑斓多彩，麦克的收获季节眼看就要到了。突然之间，世界金融危机来了。一夜寒霜，冬天粗暴地赶走了秋天。雷曼兄弟、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一家家庞大的金融机构轰然倒塌，甚至连通用汽车这样的百年老店也要申请破产保护。政府的预算一下子紧张起来，各个州都在裁员，马萨诸塞州也不例外，麦克快到手的工作泡汤了。等到麦克听到这个坏消息的时候，已经到了2009年年初。这时候，私人律师事务所的招聘早已结束，而且那一年，私人律师事务所招聘的工作岗位也比往年大大减少。找不到全职的工作，麦克马上到处联系，看有没有实习的机会。他申请了很多政府机构，其中有一家看起来比较靠谱，麦克已经进入了最后一轮的面试。然而，坏消息又来了：预算紧张、裁员。麦克的工作又没有了。年轻的麦克没有灰心，他想，再考个证，兴许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于是，他参加了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的律师资格考试，幸运的是，他顺利通过了，不幸的是，在这两个州，麦克都找不到工作机会。
麦克把宿舍里的家具都卖了，搬到了华盛顿。他的想法是，华盛顿又没有华尔街，这里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总该小一些吧。每天早晨，麦克穿着笔挺的西装，揣着简历，一家一家地登门自荐。他找了政府部门、大学、图书馆，但每个地方都告诉他，对不起，没有工作。有几个月的时间，麦克天天到一家咖啡馆报到，因为这里有免费的wifi（无线局域网络）。麦克有时在这里一泡就是一整天，在一个个招聘网站上大海捞针。
但很快，这样的日子过不下去了。麦克的银行账户上已经没有钱了，信用卡的额度也快用完了。爸爸妈妈告诉他，要是实在混不下去，就回托莱多吧。当初他的房间，父母还给他留着。麦克接完父母的电话，一个人在冰冷的大街上走了很久。第二天，他就到这家书店上班了。毕竟，这里的书香，让人想起校园里的温暖，多少还能让他感到自己躲藏在文明世界里，就像一个虫子把自己藏在茧里。
有一天，麦克遇到了一位身穿黑色大衣的顾客。他的眼睛突然一亮，这不是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教授吗？他可是麦克在学校里最崇拜的法学教授之一。麦克读书的时候，看到过桑斯坦教授的照片。教授走到麦克的面前，要了一杯双份的意式浓缩咖啡。麦克的嘴唇有些发干，喉头动了一动，他很想和教授打个招呼，但最终也没有开口。
后来，麦克又换了一份工作。他现在在美国住房保障部打工，每天要做的事情无非是打打电话、填填表。麦克不敢告诉同事，自己是波士顿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因为他害怕别人会用奇怪的眼神看他。这份工作的收入也不高，即使再加上另外一份零工，麦克每个月还完了贷款，口袋里还是剩不了多少钱，但他已经不敢再有更高的奢望了。有时候，麦克也会想到他父亲那一代人。他的父亲高中毕业，原本在工厂工作，22岁的时候就买了房子，还能养活两个孩子。麦克27岁才刚刚进入社会，如今还要和别人合租房子，住的房间比在法学院的宿舍还局促破旧。车子、房子、孩子，仿佛已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怎么会这样呢？
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摧毁了雷曼兄弟，还摧毁了麦克的未来。雷曼兄弟是咎由自取，但千千万万个“麦克”却是无辜的受害者。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最大创伤，就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往，经济衰退的时候，工人会失去工作，但到繁荣来临的时候，工作就会失而复得，但这一次不一样了，很多就业机会可能从此之后再也不会回来了。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建筑业的很多就业机会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随着金融机构的破产，金融行业中的很多就业机会也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使得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可以被外包到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些离开的就业机会再也不会回来了。
英国华威大学的安德鲁·奥斯沃德（Andrew Oswald）教授是少有的专门研究“幸福”的经济学家。根据他的研究，失业对幸福的影响，仅仅次于亲人死亡和离婚。即使是像麦克那样，最终勉强找到了一份工作，但失去的士气，可能将永远无法重振了。衰退时期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像赶上了一班慢车，繁荣时期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像坐上了一班快车。绝大部分坐慢车的乘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别人的差距越来越大。越是落后，就越是悲观，越是悲观，就越发被动，最终的结果就是，越失业，越无能。金融危机对大学毕业生收入的冲击，大概要到十多年之后才能逐渐抹平，但人的一生中，实际收入的2/3是在事业的头十年挣出来的。20岁，是人生最敏感多变的季节。20岁不期而遇的一场金融危机，彻底改变了这一代年轻人的命运。年轻人工作经验不足，懵懵懂懂，显得颇为稚嫩，这使得他们天然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一批批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就像诺曼底登陆时候的士兵，还没有来得及爬到岸上，就已经被无情的子弹撂倒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挫折和磨难准备得最不足的一代人。在过去二三十年，美国教育的理念越来越宽松、自由，老师和家长推崇的是快乐教育。这一代孩子，打小就在赞美和鼓励中长大。在这种环境下，他们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烈，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生来就是要做人上人的。2006年，吉恩·特温吉（Jean Twenge）出版的一本书叫《自我的一代》（Generation Me），这或许是给80后一代的最好的标签。根据2009年的一份调查，在美国，74%的孩子认为自己比别人漂亮，79%的孩子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40%的孩子认为自己到30多岁的时候，能一年挣7.5万美元。事实上，那一年30岁的就业者，能够拿到的中位数收入只有2.7万美元。靠着虚幻的赞美培养出来的自尊，鼓励的是懒惰，而非努力工作。很难想象，这些孩子怎么面对日益黯淡的前途。
日本在过去二十年的经历，将是其他欧美国家的殷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仍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年轻人，主动或无奈地逃离了主流社会，不找工作，也不上学，天天待在家里。1990年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之后，逃离社会的年轻人数量大增。到2002年，估计有大约250万日本的年轻人长期待在家里，人们称之为NEETs（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or training），就是既没有上学，也没有工作或参加培训的年轻人。日语里还有一个专门形容这批年轻人的词，叫“hikikomori”，大意是“离群索居者”。他们大多和父母住在一起，有一个单独的小房间。他们先是整天都不出门，后来几天都不出门，到最后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出门，其中最高的纪录是十多年没有出过家门。吃饭的时候，父母或送外卖的把餐盘放在他们的门口。很多hikikomori的作息时间已经紊乱。他们在别人清醒的时候睡觉，在别人睡觉的时候清醒。一个人孤寂地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午夜节目，或是整日整日地发呆、做白日梦。表面上看起来，hikikomori是社会中的失败者，实际上，他们非常敏感而睿智，他们就像能够感知地震到来的小动物。他们看得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们比日本的政治家和企业家更清楚地知道，日本的经济和政治正在发生着什么变化。
年轻人失业带来的社会问题，才刚刚显露出来。慢慢的，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将发作得越来越明显。两位经济学家保拉·朱利西诺（Paola Giuliana）和安东尼奥·斯普林伯格（Antonio Splimbergo）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经历了衰退的年轻人会改变自己对社会和政治的见解，而且将从此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从历史经验来看，衰退中的一代对社会不平等更加关注，总是觉得运气而非个人的努力是最重要的，他们会要求政府更多地干预经济体系，支持政府实施收入再分配。2010年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30岁以下的美国人，只有28%的人认为其他人是值得信赖的，将近1/3的人认为决定其经济状况的最重要因素不是个人努力，而是外在的社会因素，42%的人觉得全球化给他们带来了不利影响。这一变化将深刻地影响未来的美国政治走向。
青年人失业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青年失业率为12.6%，远远高于成年人4.8%的失业率。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无助而绝望的失业青年。爆发“阿拉伯之春”的北非中东国家，年轻人失业率平均高达25%。西班牙是欧洲危机最深重的国家之一，青年人的失业率是40%。历史上，凡是有大量年轻人失业的时候，几乎都会出现社会动荡。据说马丁·路德发动新教运动的时候，最主要的支持力量就是失业的年轻人。1968年席卷全球的造反运动和社会动荡，其实就是骚动不安的年轻人的疯狂聚会。在美国如火如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主要的参加者是年轻人。伦敦街头骚乱的主力，是年轻人。在巴黎市区烧、砸、抢商店的是年轻人。挪威枪杀案的冷血杀手是年轻人。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还没有看到像1848年或1968年那样的全球革命浪潮。在美国，有大约10%的35岁以下的年轻人已经搬回去和父母一起住了。他们到目前为止，还只是阁楼上孤僻的成年孩子，而且越来越沉默不语。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而我们正坐在一个火山口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