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去楼空？
香港回归，雪中华百年之耻。隆重的欢庆仪式落幕之后，香江两岸沉寂下来，随之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把香港抛向难以预测的未来，而对岸的深圳更是被视为一叶难经风雨的小舟，在惊涛骇浪之中，难定何去何从。
1997年7月1日凌晨，3000名驻港部队乘坐400多辆军车，从集结地通过皇岗、文锦渡、沙头角口岸开进香港，20多万深圳市民冒着大雨站在道路两旁挥舞着鲜花和红旗为雄师送行。
那是欢庆的一年，但也有憾事，2月19日，北京传来噩耗，93岁的邓小平在301医院逝世。深圳人心痛得不愿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深圳在山清水秀的麒麟山庄湖畔，专门建造了一栋别墅，希望在香港回归之时，接待他老人家入住，以完成他“到香港看看”的心愿。大家都相信，老人能活100岁，一定能看到香港回归。没想到，回归前入住的只有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和子女。
回归之前，深圳还意外地发生了一次罕见的空难。1997年5月8日，中国南方航空有限公司深圳公司波音737—300型B2925号飞机从重庆飞往深圳，在着陆过程中失事。机上旅客65人，其中死亡33人，重伤8人，轻伤20人；空勤组9人，其中死亡2人，重伤1人，轻伤6人。被广东人视为最吉祥的数字“8”似乎常常给深圳人带来灾难，1992年“8·10”股灾，1993年“8·5”大爆炸，而这次空难发生在5月8日。直到今天，人们还能从互联网上搜索到“深圳5·8空难录音”的多项内容，能听到那撕心裂肺的呼叫声音。
香港回归庆典的第二天，一场巨大的风暴从邻近的泰国爆发。7月2日，泰国政府宣布汇率自由浮动，当天泰铢大跌20%，继而狂跌不止。2月起，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大肆抛售泰铢，让泰铢对美元汇率大幅波动，泰国政府动用50亿美元储备和200亿美元借款干预汇率，仍无法让泰铢止跌。阻击泰铢之后，索罗斯转而攻击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和韩国，所过之处，一片哀鸿，股票大跌，房价大跌，产业萧条。金融风暴历时4个月，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中产阶级的财产分别缩水51%、61%和37%，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泰国的居民资产则跌去了44%、43%和41%。香港房价大跌，很多人一时间资产为负，有些房价10年后还未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中国政府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内地局势相对平静，但刚刚回归的香港的情绪不可能不传递到深圳。
陈宏在《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中写到1997年的时候，曾引用了一位学者的评述：1997年，是深圳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风花雪月的底下，700万颗孤独的心背着一座城市含泪流浪。这位在1997年6月作别家乡，踏上南下的漂泊之路的学者说：“如果谁现在离开深圳，那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如果谁现在来到深圳，那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这位学者认为，在中国最有用的是“政治经济学”，政治地位决定经济地位，而经济形势决定这座城市居民的信心，居民的信心决定这座城市的未来。香港回归中国，意味着支撑深圳在全国必须有的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的关键因素被卸掉了，深圳已经逾越了所能达到的政治最高点，此后要么窄幅波动，要么进入下降通道。
媒体评论，1995~1997年，深圳可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与上海的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与北京的威风八面、指哪打哪，与苏州的异军突起、红极一时相比，深圳显出了几分窘困，15年呼啸江湖的霸气荡然无存；但与沈阳的哀鸿遍野、百万打工妹南下讨生活，与天津的萧条冷落、残照当楼相比，深圳仍然可称王江湖。
回归之前，出于安全考虑，深圳大规模清理“三无人员”，6月下旬，警察在街上巡逻严查，热闹的马路上骤然冷清下来。
有人预言：香港回归之后，深圳将是人去楼空。
厉有为党校论文风波
此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深圳市市委书记厉有为所考虑的是为企业找一条出路，他设计了一个员工持股方案，没想到这篇论文在北京遭到“围剿”。
1996年，厉有为被安排到北京参加为期三个月的第23期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当时他已经59岁，按要求深圳副省级城市的干部60岁要退休。有这么一段时间离开繁忙的日常工作，他想考虑一些重要问题。
厉有为考虑的便是，到了必须在生产资料占有问题上“动刀子”的时候了。
当时深圳的改革正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阶段。先是提出市场经济5大体系，之后提出8大体系和10大体系。10大体系中的第10个体系就是把生产资料占有体系加进去，最终社会制度要体现在生产资料占有的形式和占有的情况上，是人与人的关系。
厉有为当时的观点是，要建立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
怎么实现呢？主要靠实行国有中小企业职工内部持股制。深圳在1993年就制定了国有中小企业职工内部持股办法。能上市的公司实行公众股份制，实现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
那时国家的改革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总是跨不过生产资料的占有问题。厉有为想通过三个月的学习，总结深圳的经验，希望把这些上升到理论层面。三个月中他哪里都没去，在党校里从阅览室到寝室，再从寝室到阅览室。
三个月内他写了四篇文章。第一篇写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发表了。第二篇写香港回归，深圳该如何抓住机遇。第三篇写中国区域经济怎么协调发展。第四篇就是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论文，总结深圳在这方面的经验。前三篇写了一个月，第四篇写了两个月，花的时间最长。为能上升到理论层面，他专门参考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了证明公有制应该有多种实现形式，他还结合这些理论准备了不少读书卡片。
第四篇论文的核心观点是，为适应中国已经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中国必须在所有制问题上有所突破。除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以外，还可以建立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形式。
干部进修班快结束的时候，这个论文已经修改了五六稿，当时中央正召开十四届六中全会。厉有为参加完会后，又加了一部分关于上层建筑怎么适应经济基础的内容。没想到论文稿传了出去。因为当时论文要给老师看，同学们也都很感兴趣，于是就这样传开了。
厉有为当时还不知道论文已经传出去了。到毕业时，征求老师的意见，拿哪篇文章做毕业论文。老师建议用所有制的这篇做毕业论文，当时还征求了中央党校几个著名教授的意见，教授们原则上非常赞成他的观点，并且提了修改意见。
毕业时，班主任决定让厉有为作为代表之一在结业式上讲自己的论文与大家交流。讲完后引起强烈反响，他毕业要离开党校时，老师和同学都要这篇文章。厉有为特意在送给老师和同学的文章上加上一句话：“此文章请研究提出意见，不供发表。”
1997年上半年，北京掀起了批判厉有为这篇毕业论文的高潮。北京开了批判会，结束时还写了按语说“这篇被广泛散发的报告，决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后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
紧接着，中国《资本论》研究学会、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学会、上海社科院退休的领导等3个负责人联名写信给中央告状。之后又有五六篇文章指名道姓地批判，加了20多个罪名。
据《南方都市报》当时的报道：1997年1月8日，20多名学者聚会研讨，随后在2月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讯》上，有篇《厉有为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为同志所谓的一些“新认识”》，只署名“首都理论界人士”，说厉有为“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否定历史辩证法，要毁掉我国全民所有制，搞私有化”。
当时，厉有为的不少好朋友和党校老师把这些批判的文章传给他看。全国各地也有不少人声援他，有学术界、社科界、理论界、新闻界的，包括北京的一些部长。广东省社科院还专门开了研讨会声援厉有为。
在一次会议上，中央有关领导表示在党校内要发扬理论的探讨精神，不要乱扣帽子。中央党校发了个文件，要求对学员研究的问题不能乱扣帽子批判。
蛇口基因
对蛇口的质疑也接踵而至，深圳南山的一份刊物《街道》在1997年发表《告别蛇口》一文，引来万人评说。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对蛇口的评说缺少一个最基本的坐标，它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符号，如果把蛇口看做一个企业，那么无论过去和现在，它的成功都是值得称道的。
《告别蛇口》开宗明义：“对始自1979年的中国改革而言，蛇口曾经具有极为神圣的象征意味，蛇口试验在80年代的中国改革事业中以其自身的非凡创造性与奇迹般的坚韧劳作，成为这一至少两代人参与的、极具风险与挑战性的社会大事迹的真实写照。今天，‘先走一步’也许没有了早些年探索行进中的惊心动魄与默然无语中的痛忍负重，但是，1979年其后的10余年，小小的蛇口在广东海岸线一块不足10平方公里（实际为不足3平方公里）土地上斗胆求索的每一步，都曾是大中国社会中的一声惊雷。雨过天晴，中国改革已历史性地向前迈出了一大步，那么，对中国、对蛇口，蛇口的曾经与蛇口的现实还意味着什么？”
担当改革的试管，是蛇口的一种天命。蛇口隶属招商局，而招商局是中国最早的国有企业，诞生于清末的洋务运动。参与其中的实业家和思想家郑观应写下《盛世危言》，指出“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蛇口20世纪80年代的各项改革就是“改良政治”。但是企业就是企业，最终要归位到企业的本职和本原，早期“改良”是历史使然，不能从始至终都“改良”。因此，过了近20年之后，还以“政治改良”的坐标来看蛇口，是非常不合适的。如此，有的人就得出结论，蛇口失去了以往的荣耀和锐气，蛇口没落了。
其实，如果把蛇口当做一个企业，就会看到蛇口是成功的。先不说蛇口在港口和房地产业的巨大资产，单就成名的企业家而言，马蔚华、马明哲、麦伯良、任正非、王石、张思民、徐少春，都出自蛇口。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最早上市的老五股之一的深金田老总黄汉青也在蛇口码头上做过装卸工。因此，中国企业家队伍中有一个“蛇口系”。
蛇口是上市公司最密集的地方，中国上市公司中也有一个“蛇口系”。安达是深圳老五股之一，招商局下面还有蛇口和赤湾港两个码头都是上市公司，招商地产、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集集团、金蝶软件都是上市公司。驻扎在蛇口的上市公司还有科健和南玻。
为什么蛇口能产生这么多知名企业和知名企业家？《中国企业家》杂志前总编辑牛文文对“蛇口基因”作了三点概括：
一、“公企业”。中国大企业的主流形态，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民营企业，但这些蛇口企业是一种新品种，万科的郁亮说应该叫“公企业”。它们不接受没有大战略大愿景的国有股东，为此不惜换股东，但也决不搞MBO或老板个人控股，即便是私人企业华为，老板任正非据说也只有5%左右的股份。于是，它们就取得了一种在国家战略和企业（家）战略之间的平衡，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又保证了强烈的企业家精神——这正好是100年前招商局创始人们身上流淌过的血液！
二、大行业。平安（保险）、招行（银行）、中集（集装箱）、华为（通信设备）、万科（房地产），这些企业的行业选择，具有极强的开创性和未来性，不要说在它们创业的那个年代，就是在今天也是非常具有扩张空间的“大行业”。而且，这些行业，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们开辟并定义的。为什么这群企业家能够不约而同地选择这样一些“大行业”？要知道，在30年的历史中，充满各种可以赚快钱的行业和业务诱惑，但他们几乎一致地坚守了当初选择的主业——有远见不容易，能坚持更不容易。
三、不犯王法。低调是企业人的本分，即便是高调如王石，碰到诸如宏观调控、《劳动合同法》这样的高度敏感的事情，也一贯和政府保持一致。所以，在30年一波接一波的企业出事高潮中，这些蛇口企业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在高速发展的转型经济体里做企业，这份清醒和自爱，格外难得。
不盖房子的万科
为什么把王石也扯到“蛇口系”里？并不只是因为当年王石曾在码头上倒腾过玉米，而是蛇口早年曾经有王石创办的企业。在探寻“蛇口基因”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延伸，挖掘深圳企业的创业根系，探明深圳产业的基石。万科再一次成为我们的范例。
1985年，王石在蛇口成立了一家中国龙环饮料（蛇口）有限公司，开始是做碳酸饮料，后改名为“怡宝”。1989年，怡宝推出国内第一个饮用纯净水产品，1997年已经成为广东省销量最大的纯净水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