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农村体育个案的研究一直较为缺乏，罗湘林的《村落体育》个案研究为我国农村体育的研究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在其博士论文《村落体育研究——以一个村落为个案》（2004年）中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对湖南省中部山区的一个村落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通过对这个村落体育的发展沿革、活动内容与结构以及其功能的历史性考察，展现了村落体育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表现出的调适性和明显的阶段性。罗湘林将村落体育的结构分解为体育活动主体、体育活动条件和体育活动形式三个构成要素，并指出村落体育活动有“仪式性”、“功利性”等多种类型，而功能则表现出混同的综合性特征。【66】
李志清在《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在乡土社会的存在与意义——以抢花炮为个案的研究（一）》（2006年）从仪式的角度深入对村落社区的节庆体育进行了研究，在我国体育科研中是一项创新性的研究。这是一种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不足和相关研究的成功经验得出的“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但她的视角主要集中在对农村社区的节庆体育的调查研究，而没有专注于村落体育的发展和变化，对村落体育现状及作用描述较多，而没有对村落体育发生、发展和演变轨迹上进行深层次的研究。【67】
继罗湘林之后，虞重干、郭修金亦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对山东临沂沈泉庄村进行了村落体育个案研究，他们在《农村体育的根基：村落》（2007年）一文中指出村落是农村的主体，村落体育是农村体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农村体育以小城镇为重点面临诸多困惑：小城镇体育内容远离村落农民实际，带动、辐射作用并不明显。村落是农民生活的现实场景，村落农民最需要体育的意境，村落应是农村体育的根基。发展农村体育，工作重心应下沉，因地、因时、更应因人，积极发挥村落带头人的作用，并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积极推进。【68】
胡庆山等人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发展的文化审视——以湖北省大洲村为个案》（2007年）一文中从文化力的视角对农民体育的发展给予解析。研究认为，农民体育的研究应具有“平民化”视野；农民体育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一种文化力；大洲村农民体育文化力的缺失主要表现为文化主体的缺位、文化组织的匮乏、文化投入的不足、文化载体的贫瘠、文化地位的沦丧等方面；国家政策的惠及与政府的扶持是农民体育发展的保证和希望；发展农民体育的文化力是农民体育发展的长远之计。【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