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体育是新农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新农村体育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义。【62】那么，该如何发展我国的新农村体育呢？常言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笔者认为，现时期新农村体育的发展与已有农村体育的发展历程是不可分离的。当前，学术界对农村体育历史沿革的研究还颇为鲜见，对于不同时代背景下农村体育的特征也鲜有分析，对于农村体育发展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更是鲜有总结。因而，透过历史，基于历史，厘清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历史脉搏，探究农村体育的发展规律及特性，总结农村体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认知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现状，解析当下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瓶颈和制因，预测其发展趋势等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同样，探讨现时期我国村落农民体育的发展问题亦不能完全脱离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环境。因此，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以我国农村体育思想的变迁和新中国农村体育的发展历程为切入点，来梳理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经验与问题，借以为我国新农村体育建设提供借鉴和启迪，这既不失为回答“如何发展我国的新农村体育”这一问题的一个颇佳方式，也可为本课题分析“村落农民体育”问题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参考。
一、近现代中国农村体育思想的变迁
（一）农村体育思想概述
农村体育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历史演变过程，是人们对农村体育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
农村体育思想指人们在农村社会和世代的农村体育实践活动中，直接或间接形成的对体育的系统化认知、看法和观点等，它受农村社会生产、农村生活方式、农村开放程度、农村学校体育、农村经济以及国家政策等综合因素影响，其对农村体育的发展具有指导性意义。
（二）农村体育思想的变迁
1.中国近代史上（1840～1918年）农村体育思想的变迁
中国近代史上农村体育思想是在“反帝反封”的爱国主义运动中逐步形成与发展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门户洞开，至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那个饱受凌辱与压迫的时期，中国农民奋起反抗。1841年，广州三元里人民组织“平英团”与英帝国主义抗衡，三元里一带的农民有着在“更练馆”或“武馆”习武的优良传统【63】，这种自发的传统农村体育活动，为抗英斗争夺取阶段性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是“国粹主义”农村体育思想的启蒙。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没落的清政府被迫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太平天国运动当即被触发。太平军主力大多来自广大的农村武装，其主要首领十分重视军事训练，在军队中推广武艺，为此还专门制定了较完备的军制和武考制度。据史料记载：太平军军事训练包括跑步、练足、爬山、跑马、战术。【64】这种由农民战争造就的军事训练思想，使“尚武救国、尚武卫国”式的“国粹主义”农村体育思想得到了空前发展。
1894年，中国“甲午战争”败北，早在嘉庆年间就创办的顺刀会、虎尾鞭、大刀会、义和拳等民间秘密会社，带领倍受帝国主义及其传教士凌辱、欺压的农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此间，富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传统体育内容——武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三次政府战争失败与三次农民战争阶段性胜利，确立了“国粹主义”农村体育思想的地位。清政府为重新确立其统治地位，发起了“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虽均以失败告终，但其意义深远。洋务派提倡的“中体西用”思想【65】，促进了“国粹主义”农村体育思想向军国民主义体育思想过渡，但因其片面地注重军事体育，没有考虑体育的真正价值，与广大的农村的体育实践背道而驰，因而对农村体育的发展产生误导作用；“维新运动”中改良派推崇德、智、体三育全面发展教育观，并积极主张学制改革，这为后来农村学校体育的诞生创造了思想条件。改良派体育思想中，充满了对旧体育文化的依恋和对新体育文化的向往，他们崇尚西方近代体育思想。为此，他们积极传播西方“二次运动革命成果”（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下的体育思想，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扫清了体育思想在广大农村传播的障碍。
2.中国现代史上（1919年至今）农村体育思想的变迁
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大的时间段，一是从1919年至新中国解放前，二是从新中国解放至今。
（1）1919～1948年农村体育思想的变迁
第一个阶段（1919～1920年）：1919年，“五四”运动掀起了一场反帝反封建、弘扬民主、崇尚自由与科学、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它是中国人民思想解放的一大分水岭。“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社会仍受帝国主义操纵下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导致农村社会逐渐分化、解体，农村权力、权威出现真空，社会动乱、民不聊生。这时大部分乡村绅士举家迁移至城市避难，留下来的要么明哲噤声以求保身，要么不再参与和组织乡村的公共事务，导致农村体育工作被搁置。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中国人民迎来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世界反帝革命运动高潮，形式各样的新思潮涌入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不少文人志士在新思潮的鼓舞下借体育撰文抒志，其中有代表意义是：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提倡“尚武卫国”、“三育并重”、“增强体质”思想；恽代英的《学校体育之研究》，倡导“健康体育”、“快乐体育”思想；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的《随感录》，抨击“国粹体育”的教育思想等【66】。就当时的农村体育思想而言，在新旧体育思想激烈的碰撞下，“兵操体育”（“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想衰败，民主、自由、平等的体育思想得以弘扬，这对农村体育思想摆脱“国粹体育”思想的束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个阶段（1921～1927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传播科学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观的“播种机”，并使这些思想在广大农村地区开花结果。特别是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政治宗教化和“锦标主义”体育思想观的爱国运动，使农村成为推广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观的主要阵营。而与之对立的国民党则于1927年下令恢复重建“国术馆”和“国术考试”系统，使得异化了的“国粹主义”体育思想萌发并愈演愈烈，农村体育思想深受其熏染，这种异化“国粹体育”思想与传统“国粹体育”思想不同，它是披着传统“国粹体育”思想的外衣与侵略性“军国民主义”体育思想的结合体，直接促使农村体育思想的“法西斯化”【67】。
第三个阶段（1928～1948年）：这一时期，在各种矛盾的激化与对抗中，产生了三种不同农村体育思想体系。第一种是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农村社区内的“法西斯主义”体育思想；第二种是在日本沦陷的农村地区，产生了“奴化”国民的体育思想；第三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村解放区内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体育思想。历史实践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体育思想，才是最适合指导当时广大农村开展体育工作的。
（2）1949年至今农村体育思想的变迁
第一阶段是农村体育思想新的起步阶段（1949～1956年）：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制定了《共同纲领》，其中明确规定：国家“提倡国民体育”。随后，朱德同志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服务”的口号。1952年，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并作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光辉题词，这一语为新中国体育方针的确立奠定了里程碑式的基础。1956年6月，国家体委和青年团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了“体育为民服务”的这一全新的农村体育思想。
第二阶段是农村体育思想螺旋式发展阶段（1957～1965年）：1958年，在“体育大跃进”的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农村体育思想呈现“泡沫状”，在这种“泡沫”思想的指导下，农村体育工作的开展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背倒而行，因而导致盲目追求体育工作的短期阶段效益和目标，忽视体育工作的长效机制的建立。例如，1958年提出在四、五年或更短的时间内，使农村体育基本普及，五年内实现每乡有两个体育场、一个体育馆、一个辅导站、一个游泳池的标准。接踵而来的三年自然灾难，致使国家体委放松了对农村体育工作的指导，农村体育思想停滞。在这万分危机的关头，国家体委把国务院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与我国农村体育工作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提出了适应农村体育发展建设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模式。如，倡导“业余、自愿、小型多样、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等原则、结合民兵训练开展农村体育活动、“行业体操”模式的推广等。【68】这一时期对农村体育思想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还在于：一是体育科研工作的开展，包括国家体委体育科学研究所的成立、各省市体育科学研究机构的创设以及全国体育科学工作会议和报告会的召开等；二是体育宣传工作的展开，包括创办对外宣传的《中国体育》期刊、发行历史上第一张全国性的《体育报》等。上述两方面的工作为农村体育思想的演变、发展、更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与实践源泉。
第三阶段是农村体育思想的扭曲发展阶段（1966～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浩劫，体育事业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然而恰在这段非常时期内，农村体育却出现了“繁荣”景象，国内亦有部分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畸形“兴盛”。【69】究其原因：一方面，农村社会相对稳定，大批思想解放且受过学校教育的知识青年，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为实现中央下达的“再教育”任务，农村的社（乡）队（村）为他们提供了体育活动场所，有思想的知识青年作为农民体育活动的骨干，他们激发了农民对体育的热爱之情，增进了农民对体育的认同感，促进了“文化大革命”中农村体育的“兴盛”；另一方面，“四人帮”基于政治需要，在广大农村大搞形式主义体育建设，致使农村体育披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外衣，形式主义、政治教条化思想充塞了农村体育思想，使其扭曲变形。
第四阶段是农村体育思想徘徊阶段（1977～1989年）：改革开放前后，在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辟理念指导下，尽管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农村体育发展的尝试，如1978年原国家体委在县体育工作调查会上，制定了《关于做好县体育工作的意见》、1982年原国家体委与文化部召开的《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及1986年成立了农民体育协会等，但农村公共体育基础设施却依然非常薄弱，农村公共体育文化事业起色不大。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改革开放时期大量的农村中青年劳动力流向城市，造成农村体育思想主体结构断层。农村富有思想的中青年一代的缺失，严重影响了新时期体育思想的传播与弘扬。另一方面可能是所谓的“拔根一代”缺乏新的体育思想造成的。“拔根一代”是指农村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已丧失了优良传统，又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寄托和依靠形式，在农村中找不到方向感，对农村缺乏感情，实际上不愿意扎根于农村这块土地上而漂浮的一代人。【70】他们缺乏对乡村宏伟蓝图规划的动力，在思想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在体育的价值观上自然会产生偏差，因而无法担负起创新农村体育思想的重任。
第五阶段是农村体育思想勃兴阶段（1990年至今）：20世纪90年代初，为响应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哲学”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建设的号召，中国农民体协于1990年组织开展了“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并开展了两年一届的“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评选活动。1995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指出要“做好农村体育工作，继续开展评选全国体育先进县活动，推动农村体育的发展。”1995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颁布，指出“农村应当发挥村民委员会、基层文化体育组织的作用，开展适合农村特点的体育活动。”这些文件的颁布，既为农村体育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也为农村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层面的上指导。2003年，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71】作为群众性体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体育也应该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来开展工作，实现对广大农民的人文关怀和终极关怀，把其参与全民健身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这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发展农村体育事业中其内涵的真正体现。【72】可见，农村体育发展的人本思想正日益得以提倡。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提出全面启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可以认为这既是我国政府在现时期发展农村体育的一大举措，也是“以人为本”农村体育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具体体现。
二、新中国农村体育的历史沿革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已经走过六十年的风雨历程。作为农村文化的前沿阵地，我国农村体育更是深刻地见证了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波澜起伏，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社会的沧桑巨变。在这段悠长而激荡的历史岁月里，农村体育经受了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考验，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低潮到高潮、从高潮到停滞、从停滞到发展、从发展到繁荣的发展轨迹。
（一）起步滞后，初现端倪（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着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境遇。在这样一个曾经长期饱受战争疾苦的国度里，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工、农业及国防成为当时党和国家考虑的头等要事。在当时科技含量低、技术严重落后的客观条件下，人力因素（人力资源）成为迅速恢复国力的首要促因。于是，发展群众体育，提高国民体质，促进国民健康很快被提上了国家议事日程，受到党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8条明确指出要“提倡国民体育”；1952年6月，毛泽东主席为即将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3年6月，时任青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青年团的组织必须发动和组织青年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和运动竞赛，协助和支持体育组织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同年，毛泽东主席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时，号召全国青年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1954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指出：“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加强领导，使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首先在厂矿、学校、部队和机关中切实开展起来。”1954年5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公布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暂行条例》和项目标准；1955年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青年业余文化工作的决议》，这份文件的第3部分第4条规定：“在农村应倡导组织民兵和青年喜爱的体育活动。”这是目前能收集到的，中央一级组织机构提倡开展农村体育最早的文件。1956年6月，国家体委和青年团中央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农村体育工作座谈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召开的有关农村体育的会议，会议确定了建国初期农村体育工作的原则，提出了农村体育工作必须“服从生产，坚持业余、自愿原则，开展简单易行体育活动”的基本思路。【73】
从上述材料可见，我国群众体育事业从建国伊始便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并在短短8年间得到了初步的建立和发展。但群众体育发展的次序明显呈现出“城市包围农村”的态势。建国初期，群众体育首先在拥有大量工人、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的城市中得以推广，然后才逐渐扩展到乡村。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政治环境不无关系。因而，相对于城市群众体育的发展，农村群众体育（农民体育）在起步阶段已表现为一定的相对滞后性。但1955年后，随着“劳卫制”、“农村体育工作座谈会议”等一系列促进农村体育发展的措施得以实施，农村体育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如1956年，田间广播体操在江苏省泰县、武进、仪征等县得以推广，山东省63个县和3个市郊区，有6万多人参加武术、摔跤、骑马、射箭、举石锁等民间传统体育活动。所以，从整体上看，农村体育在建国初期虽起步较晚，表现出了一定的滞后性，但后续发展势头较快，普及面得以迅速扩展，农民群体轰轰烈烈参与体育活动的局面业已初现端倪。
（二）遭遇严冬，几近停滞（1958～1965年）
体育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但体育离不开政治和经济，对于具有福利性质的群众体育以及涵盖其中的农村农民体育而言，更是不可避免地容易受到政治以及经济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1958年，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出现，深刻地影响着农村体育的发展。在一片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口号和标语的掩映下，农村体育“一夜间”似乎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惊天巨变，如当时的农村体育先进典型高唐县，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全县20个乡、12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建立了体育协会，发展会员32281人，有41000多人参加体育活动，占全县青年的60%，而且全县乡乡社社都修建了小型运动场。【74】很显然，在高指标、浮夸风大旗的舞动下，农村体育陷入了一场貌似热烈，实则空洞的发展浪潮。1959年，国家的体育投入政策开始向竞技体育倾斜，可能是因为当时急需通过竞技体育这条快速渠道摆脱国人长期遭受“东亚病夫”这一屈辱形象凌辱的历史。1954年4月，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在普及基础上，迅速提高我国的体育运动水平”的报告。这份报告标志着竞技体育开始逐渐取代群众体育成为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体育社会效应的“第一工具”，而群众体育尤其是农村体育却渐渐“失宠”。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的降临，更是加剧了这一形势的恶化。在人们口粮短缺，食不果腹，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在国家下拨体育经费十分紧张有限的情况下，农村体育的发展遭遇“严冬”而几近停滞也就不可避免了。1963年至1966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农村体育开始恢复生机。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随后，国家体委纠正了工作中的错误，对农村体育提出了“业余、自愿、小型、多样、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使农村体育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
1958年到1965年间，农村体育先后遭遇了大跃进、自然灾害等政治经济因素的严重影响，几近停滞，但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恢复，其顽强的生命力使农村体育重新焕发了生机。
（三）“文革”体育，“表象”繁荣（1966～1976年）
众所周知，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经济社会招致了巨大的挫折和不可估量的损失，其对我国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影响也非同寻常。在城市，当时百业萧条，群众体育因失去安定平稳的社会环境而遭受了重创。由于体育部门停摆，运动队解散，体育干部下放，使得体育工作陷入了一片混沌和无序之中。在盲目的政治狂热和精神压抑的环境中，人们参与体育锻炼获得身心愉悦成为了一件十分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城市群众体育工作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农村体育却因“祸”得“福”。1968年，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广大城市学生发出“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号召，大批城市学生以“知识青年”的身份到农村插队落户。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成了农村体育的活动骨干。在他们的带领下，农村青年踊跃投入到体育活动中，拉动了农村地区体育活动的发展，起到了传播、带头的作用。1968～1978年，全国城市下乡知青达到1623万人。【75】可以想象，大量接受过现代科学文化教育的知识青年，面对单调乏味的农村生活时，体育锻炼和娱乐便成了闲暇时光的最佳消遣方式。知青的体育行为也影响到了当地的农民，现代体育通过这样的渠道加速渗透到广大农村。与此同时，体育也成为政治宣传以及阶级斗争的“排头兵”。如当时一些媒体的报道评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趁虚而入，开展农村群众性体育活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是一场争夺阵地，争夺青少年的斗争”【76】，“开展农村群众性体育活动，是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重要措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77】
总之，在这段“非常时期”，农村体育因人、物、观念、资源的“爆发式”增长而出现了短暂、表象化的繁荣。但当“文革”退去，农村体育又显现出本有的“平静”。从此现象中可以看出，农村和农民体育的发展不能只是依靠政治的“嘘寒问暖”，更不能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而是只能遵循大众体育发展的一般规律，结合农村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坚持实践科学发展观，才能走出一条健康、科学、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四）重新起步，再次积累（1977～1989年）
“文革”的结束，十年动乱的平息，正常生活的恢复，给在崎岖弯路徘徊的农村体育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其中第11章第46条规定：“开展业余文艺体育活动，活跃社员的文化生活。”1979年，国家体委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群众体育工作的意见》，制定了新形势下开展群众体育工作的方针、措施和方法。1982年，国家体委在广西玉林召开了全国农村体育工作座谈会。座谈会普遍认为，农民的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已有改善，对文化体育生活的要求也相应有所提高。同年11月，国家体委，文化部、共青团中央在福建龙海县角美公社召开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农村体育的工作方针与措施。1984年12月，国家体委发出《关于加强县级体育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指出：“有限发展经济比较富裕和体育基础较好的乡镇体育，是带动和加快全县体育工作前进步伐的一个重要环节。”1984年，国家体委在湖南省桃源县召开全国县体委主任会议，决定从1985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争创体育先进县活动。【78】全国体育先进县的评选与建设，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村和农民体育活动的发展，这可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文革”平息后，农村体育工作得以重新起步，逐渐恢复，并在发展中确立了具体的步骤、措施及重点，而没有重蹈“文革”前“大锅饭”式的同步同时发展的模式，这种革新开放的工作思路，一方面顺应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思潮，另一方面反映出国家对农村体育发展的重新重视并给予了“二次定位”。很显然，上述发展模式和思路符合当时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要求和实际，也为改革开放后农村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农村体育在历经几次沉浮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各项事业的逐步展开和稳定也日趋稳步前进和成熟。1986年，中国农民体育协会的成立，意味着农村和农民体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按其性质来说，农民体育协会是一个民间性的农民业余体育活动组织，从实质来说，它则充当的是体育行政部门与中国广大农民之间进行沟通的桥梁。农民体育协会的产生，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农村体育资源的整合，团结了广大农村体育工作者，更是给农村和农民体育稳定、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政策和组织保障。1987年，国家体委、农业部、中国农民体育协会共同组织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确定把评选全国体育先进县工作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并制定了发展规划，提出到2000年建成700个全国体育先进县的总目标。针对这个总目标，国家体委制定了“加强领导、提高认识，从实际出发，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农村体育的具体工作方针，本着“积极争创，稳步发展，量力而行，确保质量，讲究效益，造福人民”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开展争创工作。【79】1988年，我国举办了第一届农民运动会，至今已举办6届（至2008年）。一方面，农运会的举办给农村和农民体育增添了现代竞技体育元素，为广大农民了解、认知竞技体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另一方面，农运会也给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农村和农民体育提供了融合交流的机会。农运会发展前景巨大，如何利用“这台戏”来促进农村体育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的发展则成为现时广大农村体育工作者需要给予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五）巧借东风，快速发展（1990年至今）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农村体育的发展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契机。1990年“亿万农民健身活动”的启动、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推出、“全民健身运动”、“雪炭工程”和“体育三下乡”活动的实施、“农村体育年”的确立等等一系列农村和农民体育活动的开展和实施，无不昭示着农村体育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与关怀下正逐步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随后，国家体育总局下发了《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该工程“以行政村为主要实施对象，以经济、实用的小型公共体育健身场地设施为重点，把场地建到农民身边，同时推动农村体育组织建设、体育活动站（点）建设，广泛开展农村体育活动，构建农村体育服务体系。体育场地建设的标准是一块混凝土标准篮球场，配备一副标准篮球架和两张室外乒乓球台。”【80】可见，农村体育的工作重点已由过去县、乡、镇一级逐步深入到村落一级，这一方面顺应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即强调村落建设，即打造成“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另一方面，这也满足了除县、乡、镇一级之外的，最基层的地地道道农民的体育文化需求。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开展，可以说标志着我国农村体育工作的重心正逐步下移，其必然导致我国群众体育事业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开花和更大面积地结果。
当前，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已在我国八省市（山东、湖北、浙江、广西、重庆、陕西、河南、江西）进行了试点工作并逐步向全国推广。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这项惠及全国9亿农民的体育健身工程已掀开了农村体育发展的新纪元，它逐渐摆脱过去农村体育发展多靠行政性命令，而没有具体化、规范化、标准化操作举措的局面。“一块混凝土标准篮球场，配备一副标准篮球架和两张室外乒乓球台”，对于广大城镇群众来说已不再是奢侈的体育设施，但对于地道的农村村落居民来说却是十分珍贵的体育设施。可以说，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的一套硬件设施标准，无疑将给我国农村体育的规范化、标准化发展和管理开创一条先河。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基层农村将拥有一套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的软硬件健身设施和相应的管理体系。
三、农村体育的历史嬗变对我国新农村体育发展的启示
历史是一面镜子。纵观我国农村体育思想的变迁史和新中国农村体育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出一些促进我国新农村体育建设的历史性经验。
（一）新农村体育在建设中要形成和谐体育思想观
从农村体育思想嬗变的历史中不难发现，某一时期农村体育的发展，总是受到当时社会主导思潮的影响和牵制，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密切相连。从五四运动时期我国农村体育思想倍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即可见一斑。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没有农村体育的长足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不能说是和谐的，同样，没有体育的和谐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亦不能说是全面的。和谐的农村体育思想对指导新农村体育建设、提升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促进农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构建和谐的农村文化等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新农村体育的建设亦要逐步形成和谐体育思想观，走和谐发展之路。
（二）新农村体育在建设中要实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政策
正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所言，社会主义建设要“一手抓精神文明的建设，一手抓物质文明的建设，且两手都要硬”，新农村体育建设也应如此。纵观我国农村体育思想的演化史，思想文化的匮乏是制约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根源。在新农村体育的建设中，可以实行“一手抓公共体育精神建设，一手抓农村体育文化建设，且两手都要硬”的政策，来推动农村体育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注重激发和培养农民的公共体育精神。公共体育精神也称之为公民性或公民体育精神，是指由公民组成的共同体中，公民对公共体育活动的积极参与，对公共体育价值观点的认同和对公共体育法律、法规的维护。农村公共体育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成的，必须将其贯彻到农村体育工作的各个细微环节，渗透到农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不断刺激和强化，最终使农民养成健康、稳定的公共体育精神的思维、态度和行为模式。另一方面，要努力创造和谐的农村体育文化氛围与环境。农村体育文化是以农民为主要活动对象，以农村为主要活动地点，以农闲为主要活动时间，把满足农村农民需求的体育活动进行加工、组织和秩序化，形成获得社会承认的、具有独立意义和价值的文化。【81】农村体育文化是人们在长期体育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农村体育文化的培育是一个长期工程，要抓好农村体育文化建设，必须建立起长效的培养机制。
（三）新农村体育建设应鼓励和扶持农村建立民间体育组织，兴修体育场地设施
众所周知，事物的发展由内因和外因共同决定。民间体育组织作为新农村体育建设中的纽带，推动了新农村体育建设中内因和外因的协同发展。以史为镜，无论是近现代史上救国救民运动，还是现代史上农民体育事业的发展壮大，都离不开民间体育组织，国粹体育的发展亦是如此。农村民间体育组织，是维持农村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源。在新农村体育建设中，政府鼓励和扶持农村民间体育组织建设是十分必要的环节，要充分调动农村民间体育组织积极参与到新农村体育建设的进程中来。此外，还要加强农村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我国现有60余万个各类体育场馆，农村地区却仅占体育场馆资源的20.2%。【82】体育场地设施是实现新农村体育建设的基本条件和保障，历史验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多一个体育场馆，就少一个赌场；多一个体育休闲娱乐中心，就少一个庙宇。因此，在新农村体育的发展中，加强农村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已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现时期“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开展吹响了兴修农村体育场地设施的号角，农村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与发展应借“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施行大力向前推进。
（四）新农村体育建设应充分发挥民族体育多元化优势，丰富农村业余文化生活，引导农民形成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
中国近代体育史的演变，启示我们民族民间体育作为我国的优良体育传统不仅不可丢弃，而且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之一，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体育项目，如叼羊、抢长炮、踢毽子、跳绳、滑冰、跳房、打花棍、空竹、捉迷藏、木球、射箭、国术、秧歌、登山、龙灯狮舞等。如果将各个民族的体育项目在广大农村地区进行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无疑对继承和发扬我国民族民间体育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通过发挥民族体育多元化的优势，对丰富农民闲暇生活，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亦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最终为广大农民形成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