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文化学的学科理论
文化学的建立始于20世纪初，德国化学家奥斯瓦尔德、美国学者克鲁伯以及怀特都是文化学的元老，而中国文化学的兴起却是中国近代社会大变革的产物。
【重要内容】
沿着文化学产生的历史脉络，阐述了国外和中国文化学的概况；
从文化学的角度界定了体育文化学学科定义，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体育文化学兴起的原因；
在分析了中国体育文化学研究的基本进程的基础上，总结了它的研究成果与缺陷；
在界定了体育文化学的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大致总结了体育文化学的研究领域；
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界定了体育文化学的学科性质、地位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从体育文化最根本的功能和作用出发，阐明研究体育文化学的目的与意义；
在方法论的根本的前提下，提出进行体育文化学研究和学习的基本方法。
【目的】
在掌握体育文化学学科定义的基础上，了解中国体育文化学兴起的原因；
在了解中国体育文化学研究的基本进程的基础上，掌握我国体育文化学的研究成果与缺陷；
在掌握体育文化学研究领域的基础上，掌握体育文化学的学科性质、地位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理解研究体育文化学的目的与意义；
掌握研究体育文化学的基本方法。
【关键概念】
体育文化学方法论方法
【本章提要】
1.简要回顾了文化学产生发展的过程，介绍了国外和中国体育文化的其本情况。
2.体育文化学是从宏观上研究体育文化及其与人类文化发展关系的一门学问。中国体育文化学兴起的原因为：“文化热”的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和体育改革的需要，与人们对中国体育的反思相联系，世界性体育文化研究浪潮的推动，体育科学研究不断发展的要求。
3.中国的体育文化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创建学科，到随后导出一些体育文化问题研究成果，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体育文化学专著，走过了一条合乎逻辑和现实的发展道路，基本明确了学科性质与地位等问题，但还存在着尚未建立一支稳定的学科研究队伍等缺憾。
4.体育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是体育文化或作为文化现象的体育，也就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体育文化及其内外部因素的相互关系，主要包含体育文化及其相关因素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的内容。
5.体育文化学是体育学与文化学的交叉，对体育文化系统作整体性研究，是体育学的基础学科和文化学的分支学科，其性质属于体育社会人文学科，且在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中居于较高地位。在文化学中属于部门或专业文化学。它与体育学、体育哲学、体育史学、体育社会学、比较体育学、人体文化学、体育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具有较紧密的联系。
6.研究体育文化学有助于从文化学的视角更高更深地认识体育，有助于科学认识和理解体育文化，树立符合时代需要的体育文化观，提高个人的体育文化品位；有助于丰富和扩大我国文化理论和体育理论的科学体系，促进对体育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研究和对相关学科的学习与理解；有助于指导我国体育运动的实践，提高个人在体育工作中的前瞻和宏观把握能力。
7.体育文化学学科的研究方法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方法论、基本方法、研究程序和技术。研究还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当然，研究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体育文化学的研究必须结合具体的研究课题，遵循研究的方法论和基本原则，运用研究的基本方法，按照研究的合理程序进行。
一、文化学概况
（一）国外的文化学概况
文化学又称文化科学。列维·皮格亨早在1838年就提出了“文化科学”（Culture Science）的概念；克莱姆于1843年著《普通文化史》，1954年著《普通文化学》，均以创建文化学为宗旨；此外，李凯尔特认为“精神科学”即“文化科学”，斯宾格勒著《西方的没落》，汤因比著《历史研究》，均提出了“文明类型”的概念，这些都对文化学产生了影响。
文化学的建立始于20世纪初。在对文化所作的大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建立文化学理论体系，力图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曾获得诺贝尔奖的德国化学家奥斯瓦尔德于1909年发表的《文化学的能学基础》一文中即提出“文化学”一词。1915年，这位化学家在美国作“科学的体系”讲演时，根据一定的逻辑把全部科学分成三大类，第一，顺序的科学（the sciences of order），包括逻辑学和各类数学；第二，力的科学（the sciences of power），包括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第三，生物的科学（the sciences of biology），包括生理学、心理学和文化学。他认为生物的科学最复杂与最特殊。他认为，人类独特的特征不是社会过程，而是文明或文化；人的社会化、社会交互作用等，虽然是人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甚至是最主要的现象之一，但是不是最特殊的、普遍的现象，这一现象应该是文化。因此，这一特殊的科学研究应叫文化学而不是社会学【1】。也许由于奥斯瓦尔德是化学家，他的建议没有引起社会人文学科界的足够重视。我国学者黄文山也是早期文化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于20世纪30年代就发表有关论著，创建文化学，可惜由于他的成果都是中文，没有翻译成外文，因此影响范围和力度受到很大限制。
美国学者克鲁伯是文化学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他与克鲁克洪一起提出了文化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影响相当深广。克鲁伯认为“文化”应从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区分出来，无法把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区分开来是“社会学”所患的“致命痼疾”。在社会学中，往往把文化等同于它的基本概念，即交互作用（interaction），使文化成为交互作用的社会过程的一个方面或副产品。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人类社会的结构和过程乃是文化的函数。他同样也反对用心理学来解释文化现象，而要求把文化现象从心理现象中区分出来，认为文明并不是心理的作用而是一系列的精神活动或精神系统。他明确地表述了他的文化学观点：凡属文化的现象首先必须用文化术语来解释，心理学等学科的解释不能使任何人有更多的收获。在他看来，正是“人类学家发现了文化”，分析和解释了这一独特种类事件的科学，可以称为文化的科学或“文化力学”【2】，在肯定了文化学的价值之后，克鲁伯还专门阐述了文化的基本内涵。他认为文化包括各种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人们通过符号对其进行学习和传承，而且构成人类群体的出色成就，包括体现于人工制品中的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文化的体系虽然是人类进步的因素，但也可以看成是限制人类进一步活动的因素。
美国学者怀特也是创建文化学的有功之臣，他于1939年在《同源术语学问题》一文中指出：文化学之所以要独立地成为有别于社会学等学科的一个学科，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文化是一个独特的现象，是事件的独特类型，它可被认为是一种自足、自决的过程，应该作为独立的学科出现；文化是人类行为的全部决定因素中最密切、最强大的决定因素，确定以它自身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文化学尤为必要；文化现象既不能用生物学、地理学来解释，也不能用心理学、社会学来解释，文化学可以揭示出人类有机体与超机体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怀特还专门强调是文化人类学“发现了文化”，并且文化的科学主要是在文化人类学的领域里发展起来的。他于1949年著《文化的科学》，1963年著《文化进化》，主张用唯物史观来研究文化，有的学者称他为“文化学之父”，把他与“社会学之父”孔德相提并论。怀特深信，18世纪后期以来科学的发展方向，是从个体心理的层次向着社会心理的层次运动，并从社会心理的层次朝着超心理的或说是文化学的层次运动；心理学最终使得把“心”看作主体成为可能，社会学阐明了社会交互作用的规律，现在剩下的就是去发现一百万年的文化发展的原则，详细地阐明这一发展规律，即创建文化学【3】。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发展迅速，已经产生了“政治文化学”、“经济文化学”、“生态文化学”、“心理文化学”、“工程文化学”等分支，逐步形成了一个“文化科学群落”，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与此相呼应，30多年来，文化学在苏联和东欧也迅速发展，产生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学者，如卡尔波夫、马尔卡梁、亚·泰纳谢等，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文化、文明、传统、文化系统等基本概念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而且卓有成效的探讨。
西方学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实际上，它也就是一门新兴的跨学科或者超级学科【4】。
（二）中国的文化学概况
中国的文化学只是在近代才出现，这与两次文化研究热潮有直接联系，可以说，中国文化学就是中国近代社会大变革的产物。早在明清时期，中西文化就有接触，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从戊戌变法开始，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中国文化研究的第一次热潮。在这次热潮中，一些学者不满足于简单地就中西文化妄作评论，或仅仅从文化史中寻求未来的前途，而试图从文化基本原理中求得透解，于是产生了创建文化学的设想。国内学者最早提出“文化学”一词的是***，他在1924年《史学要论》中列表指出，最广义的历史学有三大系统：普通历史学、特殊历史学和历史哲学，其中的特殊历史学，又分为理论与记叙二部，理论之部指政治学、经济学、法理学、伦理学（道德学）、宗教学、文学、哲学、美学、教育学等的综合，当称作人文学或文化学。两年以后，张申府在《文明或文化》一文中使用了“文化学”一词，此后，黄文山、陈序经、阎焕文等成为这门学科的热心鼓吹者，梁漱溟、朱谦之、钱穆等也从文化哲学角度，对文化学多有涉猎。一批文化学论著随之问世，黄文山的《文化学论文集》、《文化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阎焕文的《文化学》，陈序经的《文化学概观》等，为中国文化学的建立打下了初步基础。
建国以后，文化学在中国大陆中断多年，唯有港澳台等地一批学者仍然坚持研究，并取得新的成果，如钱穆的《文化学大义》、余英时的《文明论衡》、黄文山的《文化学体系》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又一个文化研究热潮在中国大地兴起，许多报刊开辟专栏登载文化学论文，许多出版机构组织出版文化及文化史专著、译著，各种文化史讲习班、研讨会也极为活跃。许多历史学、文学、哲学研究人员将兴趣转向文化学。文化史和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尤其成果丰厚。
1982年，钱学森在《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发表题为《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文化学》的文章，指出：“文化学不能代替教育学、科学学、文艺学、新闻学、体育学或情报学等具体学科，而应当是所有这些学问的综合。”这是新中国首次提出建立文化学和提及体育学与文化学的关系。
文化学能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再度兴起，其原因主要有：当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需要；现代科学总体化发展的要求；学术探讨自由气氛的形成；世界性文化研究浪潮的冲击；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高扬。
从理论意义上看，文化学通过对文化的性质、特征、内容、形式、结构、功能、类型和变迁等基本问题的探讨，揭示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丰富人们对文化基本理论的认识，还将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二、体育文化学
体育文化学是从宏观上研究体育文化及其与人类文化发展关系的一门学问。它将体育视为一种人类文化，从文化学角度揭示体育与人类文化的互相影响和作用，以便完善体育文化，发挥体育文化的功能，满足人类的需求。由于文化和体育文化概念的无限宽泛性和高度综合性，作为体育文化学问体系的体育文化学的概念也具有高度的抽象性。由此观之，我国的体育文化学是指运用现代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紧密结合体育运动实践，同时吸收和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体育文化系统的起源、本质、结构与功能、类型与模式、隔离与传播、冲突与变迁等举行研究，揭示体育文化的创造和发展规律，以便充实人类文化，完善体育文化，充分发挥体育文化的功能，使之造福于人类的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
体育文化学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背景，研究体育与文化的关系，这是其外部结构，体育文化学还研究社会文化体系中体育文化现象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特别是体育运动中深层的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及其发展规律，这是其内部结构。
中国体育文化学兴起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文化热”的推动。1984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华夏大地兴起了一股波及全国各行各业的文化研究热潮。体育界在这种形势下也不甘落后，于是兴起体育文化研究，随即提出了建立体育文化学的问题。
（二）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和体育改革的需要。竞技体育的国际化和群众体育的终身化、生活化等态势与体育价值观念的转变等密切相关，体育文化研究需要揭示其中的关联和提出思想指导。
（三）与人们对中国体育的反思相联系。当20世纪80年代中国体育面临国际体坛、中国社会变革的挑战之时，人们对中国体育建国初期引进苏联模式、对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不平衡发展、对中国妇女竞技体育的崛起等现实问题进行了反思，这直接促进了体育文化研究。
（四）世界性体育文化研究浪潮的推动。文化研究在“二战”以后受到高度重视，1982年在墨西哥举行了第二届世界文化政策大会，文化研究的深入程度和实证程度正成为使人文社会科学达到严密和精密化的标志。体育文化研究随着“二战”以后世界体育的迅猛发展，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体育文化问题，比如“文明病”的问题、体育场暴力问题、体育上的性别和种族歧视问题等，都需要作体育文化研究。在对外开放的局面下，这种体育文化研究的趋势自然影响到我国，因为我国的体育学术研究在80年代初的一项重大任务便是大量译介国外体育科研成果。
（五）体育科学研究不断发展的要求。在吸收国外体育研究经验和方法，紧密结合体育实践和相关母系学科的基础上，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立了大量体育分支学科，体育美学、体育哲学、体育法学、体育经济学等蓬勃兴起，和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一样，体育科学领域也面临着学科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以高度综合为主的发展态势，这为需要借鉴相关体育学科研究成果、高度凝练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体育文化学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体育文化学反映出体育科学整体化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一些其它学科需要在学科交叉和综合中寻求出路和突破，这都促进了体育文化研究和体育文化学学科的创建工作。
所以说，体育文化学的建立符合新学科的一般条件。它有自己特定的明确的研究对象；符合体育实践的需要；对体育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明确的研究目的与方向；大量的思想资料为学科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这些为体育文化学的建立、完善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人文体育》一书认为：体育文化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它是以体育生活、体育现象以及与体育事实相关各种社会文化和社会活动为研究对象，以体育生活、体育现象为体育文化学研究的切入点，洞察和分析体育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内部规律性，了解体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了解体育与人的关系，了解体育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体育在未来社会中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