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与体育美学
本章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美学的历史，掌握美学的含义，理解美学的学习方法，了解中国体育美学的发展概况和现状。重点：
美的性质和对象。
难点：
美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学习建议：
不要抽象、孤立地理解美学的历史及其含义，要把美的发展同文化和艺术的发展联系起来理解。
美学英文为aesthetics，在西方经历了以下五个发展过程。
本质论美学
在西方，古希腊时期智者派学者们就开始忙于追问“美的本质”问题。他们凭借聪慧的头脑，面对空旷的宇宙万物，一面信心十足地去命名生活中万象纷呈的美，一面思忖美与美之间有无共同的特性？美的原因是什么？本身就美？还是人觉得它美？还是终极原因作用下的美？
这些主体论哲学家们经过深邃的思考以后，认定：山水草木虫鱼人神都具有美的形态，可惜，那只是美的现象。美的现象背后一定有一个核心重要的原因——美的本质。
从此以后，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奇怪说法，流布甚广，至今吵吵声未绝于耳。著名作家冯骥才小说《阴阳八卦》第十一章标题就是“火眼金睛穿墙透壁截裤子看屁股”，主人公法眼犀利，思维敏捷，功夫了得。虽然有些戏谑、夸张，但是，上下文语境中，话语的狂狷不羁背后，显然表示了一种渎神的意味。那是对曾经的一种特殊时期意识形态“话语暴力”的厌恶，厌恶之后实施的恶毒报复与颠覆。我想，一码是一码，这件事与智者学派毫无关系。
柏拉图（前427～前347）首先区分了美的现象和美的本质，并将这种“美本身”规定为“美的理念”，它便是各种具体美的一种终极范式，它成为“永恒的自存自在，以形式的整一永远与它自身同一；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源泉，有了它，那一切事物才成其为美”【1】。他的徒子徒孙们一呼百应，本质论美学就正式诞生了。
本质论美学有两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认为美的本质问题是美学研究中优先考虑的问题；
二是主张本质问题是美学研究的基础，一切美学问题之中都有本质存在。
本质论美学继承了早期古希腊传统，延续了整个美学发生期，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比如，当你跟朋友随便开个玩笑，说完一个小段子，他冷不丁问你：“你什么意思？”让你猝不及防。其实，那就是他在向你索要你的段子背后的那个该死的东西——本质。
二、神学美学
古代罗马是西方的封建社会时期，历史学家称之为“中世纪封建蒙昧时代”。马克思说过，基督教神学就是当时“唯一的意识形态”。那时，上帝是世界的缔造者，上帝同时还创造了人。人生来就是上帝的奴仆，在那个“以神为中心”的基督教神学世界里，人们自然就会认为世界上的美，全部来自于万能的上帝的创造。
奥里留·奥古斯丁（公元354～430）深信：上帝是人间一切美的最后创造者。他认为：上帝创造的美是“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得当，加上色彩的赏心悦目”【2】。他把所有能发现的美的特点，都用来说明上帝的万能。
奥里留·奥古斯丁生于罗马帝国北非努米底亚省的塔加斯特镇（现位于阿尔及利亚）。幼年时曾从母亲加入基督教，但19岁在修辞学校读书时成为摩尼教追随者。从修辞学校毕业后，先在迦太基城，后到罗马和米兰教授修辞和演讲术。其时受米兰主教安布罗斯影响，脱离摩尼教，一度醉心于柏拉图主义和怀疑派的著作。他最后皈依基督教的契机是“花园里的奇迹”。据他的自传《忏悔录》记述，某日正当他在住所花园里为信仰而彷徨之际，耳边响起清脆的童声：“拿起，读吧！拿起，读吧！”他急忙翻开手边的《圣经》，恰是圣保罗的教诲赫然在目：“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奥古斯丁年轻时生活放荡，他感到这段话击中要害，“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驱散了阴霾笼罩的疑云”。387年复活节，他接受安布罗斯洗礼，正式加入基督教。此后回到北非的家乡，隐居三年之后被教徒推选为省城希波教会执事，395年升任主教。在任职期间，他以极大的精力从事著述、讲经布道、组织修会、反驳异端异教。他在晚年目睹了汪达尔人的入侵，死于希波城沦陷之前。他去世之后，汪达尔人控制的北非脱离了罗马帝国，从此不再受罗马教会的管辖。但奥古斯丁的著作流传到西方，成为公教会和16世纪之后的新教的精神财富。
奥古斯丁是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堪称神学百科全书。在这些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忏悔录》、《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可算代表作，包含不少哲学论述。
高尔基的小说《我的大学》中有一个细节，一位穷愁潦倒的数学家，整天关在一间屋子里，大声地咳嗽着，不停地计算着，计算上帝是否存在。
神学美学虽然揭示了美的“比例、色彩”以及美作用于人的感觉的部分规律，但是，一旦将人类生活中生动鲜活丰富的美完全归于上帝的创造，将人的存在和作用完全抹杀，忽略不计，必定是一种歪曲。仰望仁慈的上帝，感恩上帝功德的万般美好，虔诚、敬畏、恭顺之余，将人类全部美好的愿望存放在了彼岸世界，那么，犯有原罪的可怜的人们，受难受苦为了赎罪，他们此岸中的世俗生活就与审美的愉悦彻底无缘了。哪里还有美的创造？
三、认识论美学
17世纪欧洲发生了一次巨变，那就是“认识论转向”。意思是说：人们从“以神为中心”的黑暗泥泞中跋涉、挣扎，逐渐转向了“以人为中心”的光明。
从13世纪到17世纪，为了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反教会、反封建、要人权”的人文主义经过了整整300年的历程。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殊死搏斗，讨价还价，妥协决裂，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一切思想认识集中为“以人为本，为人服务”，新教徒们标榜个人奋斗，尊重个性自由，逐步建立了符合资产阶级生存发展的社会游戏规则。
第一位先驱人物就是意大利诗人但丁。他的诗集《神曲》，吹响了文艺复兴运动向新世界进军的号角。
世界上第一位人文主义者也诞生在意大利，他的名字叫比特拉克。
欧洲开始觉醒，人性开始萌动、复苏。人们的思想认识走过了“地狱”、“炼狱”、“天堂”三个精神境界，逐步摆脱了“以神为中心”的教会神学蒙昧统治；作为资产阶级羽翼尚未丰满的古典主义时期，新生资产阶级一方面提倡理性自觉，反对盲目的上帝崇拜，一方面拥护王权主张国家的统一，希望与封建贵族达成暂时的妥协，借此获得自己队伍的发展壮大。
他们是为了倡导理性觉醒，才采取了迂回前进的修辞策略。
18世纪启蒙运动标志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法国的伏尔泰（1694～1778）、狄德罗（1713～1784）、孟德斯鸠（1689～1755）、卢梭（1712～1778）四大领袖，公然为资产阶级就地加冕，政治上开始明确立法。经济上得到发展的野心家们，得寸进尺，同时又要求得到政治利益上的合法席位。政教统一的罗马天主教会逐渐失去约束力，按下葫芦升起瓢，代之以“亲民、利民、便民”的各种新教纷纷在各国涌现，迎合工商业者的需要。他们公然宣布与罗马教宗决裂，实行“政教分离”。于是，先驱们开始呼唤一切“以人为中心，为人服务”的社会秩序。新教也开始接纳、宽容个性解放，尤其鼓励勤劳致富，标榜那些创造、享受物质生活的冒险家。例如，英国作家笛福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就是第一位向外侵略扩张的冒险家，他是殖民运动的“英雄”，成了文学艺术歌颂的主人公。从此，科学技术也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人们开始全心全意地憧憬着世俗生活的美好未来。
法国的笛卡尔（1596～1650）相信：人的知识不再是上帝的恩赐，人们可以凭借理性思考对世界进行观察与分析。“我思故我在”的伟大命题，撼动了上帝的权威，一发不可收拾，依次产生了：
（一）英国的经验主义美学：洛克、博克
洛克（1632～1710）、贝克莱（1685～1753）、休谟（1711～1776）、博克（1729～1797）等众多的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学派，强调审美来自于人的感性经验，系统论述了有关审美感官、情感、趣味等方面的内容。客观上讲，经验主义哲学，促进完成了人类知识的整理、储备、积累，经验主义美学功劳很大，为后来的科学技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理性主义美学：笛卡尔、莱布尼兹、鲍姆加登
17～18世纪在欧洲大陆德国、法国，人们发现审美是一个感性与理性共同参与的过程。审美时，纷乱复杂的感性经验，需要理性帮忙整理才能完成。并且，他们立刻动手，似乎马上就为审美和艺术活动制定出了理性秩序和规范。
17世纪德国的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莱辛等，公然提出了“三一律”的戏剧法则，创作出了《吝啬鬼》等大批的经典剧作。歌德诗体小说《浮士德》主人公，果然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前者象征理性约束，后者象征感性欲望。新的戏剧手法为新资产阶级的成长，起到了鸣锣开道的舆论宣传作用，并且产生了切实有效的社会成果。
这时，值得提起的几位重要美学人物有：法国的笛卡尔（1596～1660 Descartes，René）、德国的莱布尼兹（1646～1716）和鲍姆加登（1714～1762）。这三位可都是教宗眼睛里的叛徒、恶棍。尤其鲍姆加登于1750年出版了《美学》，他竟然把美学从哲学的母体中正式剥离而出，创立了一门新的学科，还给它取了个颇为难听的名字：“埃斯特惕卡”。从此，美学就成为一门独立的时髦学问。鲍氏给美学下了个不错的定义：“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他具体补充解释到：感性包括人的感觉、欲望、想象、幻想和直觉等活动。
在当时，继承古希腊智者学派的衣钵，与理性知识直接相关的自然科学，已经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逻辑方法；同样，研究行为意志的伦理学也已经有了自己明确的地盘；于是鲍氏就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大胆妄为，设法为他的美学寻找到一片蓝天，那就是专门研究人的感性世界的方方面面，从而为美学研究划出了独立的版图。
鲍氏的辛劳工作，标志了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在西方世界宣告诞生，后人也就尊他为美学学科的创始人，俗称“美学之父”。
（三）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康德、席勒、黑格尔
18～19世纪，出现了几个重要的人物，他们是康德（1724～1804）、席勒（1759～1805）和黑格尔（1770～1831）。
无论如何，康德都是一位值得后人尊敬的学者。
史料记载，他是居住小镇上人们的“时钟”。因为每天人们准会在固定的时刻和地点发现他的身影。一生从事研究学问长达60年，心无旁骛，信守独身，实在是一位奇人。他的一生著有宏篇巨著“三大批判”，其中最为得意的是美学专著《判断力批判》。他希望能够在求真和求善的两端，为人类架起一座通往美好理想的桥梁——美学，可谓用心良苦。
《判断力批判》发表于1790年，作为古典主义美学的集大成，作为康德高尚灵魂的寄托所在——美学，书中康德明确地、系统地分析了人类审美的过程。讨论话题主要集中在“无功利”、“形式”、“目的”、“想象”、“天才”和“自由”等方面，并且随时考虑着这些语词之间可能发生的密切联系。康德明确声称：如果在“人工美”与“自然美”之间选择，他将毅然选择后者。这一点，与东方智者主张的“师法自然，造化天成，鬼斧神工，不留痕迹”的美学，竟然不谋而合。康德曾经断言，未来美学的发展，将是一个由人工美向着自然美不断趋进的过程。请注意，“趋进”一词很有深意，那个坏老头仿佛在偷着乐，似乎在暗示：美是没有终点站的，美是不会一劳永逸的。难道你想伸手触摸到那个美吗？当然，也有批评认为，这是康德“认识论”上的不彻底性，说他是偷偷地为上帝的创造留了一个后门。
最后，康德为美和艺术研究划定了一个古典主义的具有理性主义美学特色的制高点：“伟大、庄严、静穆的崇高美”。这是一种宏大的让人感觉无法丈量的美的对象，崇高的美学意境正是他的精神冀望，足见其一代宗师的大气磅礴，为后来的历代美学研究者所赞叹，由此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席勒的《美育书简》发表于1793～1794年，他主要从人的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的融会出发，提出了艺术起源的“游戏说”新构想。
经过长期的思考与观察，席勒有了一个逐渐明晰的想法，那就是：芸芸众生，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感性世界中，他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成为理性自觉的新人。于是，人们可以先通过审美游戏去发展健康的心志，娱乐的功能足以抚平心灵的褶皱，激发生命的激情。人只有忘我地投入游戏之中，才能回复人的天性，然后才有望达到理性自觉水平。他说：“不论人还是动物，如果他们活动的动力是为了维持生存，他们就是在工作（或劳动）；但如果是过剩的生命刺激他们活动，他们就是在游戏。不过，这种游戏还是物质性的，人还属动物的范围。从物质游戏到审美游戏是一个飞跃，这时人必须解脱一切物质的束缚，因而他的整个感觉方式必须发生一场彻底革命，他对审美假象必须自由地、无利害关系地加以估价。”【3】
请注意，席勒的“游戏冲动”是无拘无束的，不带丝毫强迫的，自由自在的玩耍。席勒相信，人在自由玩耍中才是一个完全的、真实的人。反之，就是受利益驱动的残疾的人，人格分裂的人。如果人们将此当作如今娱乐业入门资格审查，恐怕那些自诩职业玩家的明星大腕，大都会变成缩头大腕了。他说：“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也才完全是人。”需要指出，这样的人恐怕人们现实生活中不会太多，倒是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中，可以一抓一大把。
席勒的主要发现是：美育的目的是完善健康的人性。他幻想建立一个游戏中完成的“审美的王国”，并对这个游戏乌托邦保持了浓厚的兴趣，游戏说的确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美学高度。
黑格尔的《美学》完全不像席勒那样活泼、可爱、有趣。因为他基本上是在严肃地、认真地、板着脸讲话，动不动就拿出他的法宝“理念”来，吓唬一下调皮捣蛋不爱听讲的学生。其实，他也是虚张一下声势，表面严肃的文字下面，实际上，老黑格尔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理念”一词也并不可怕，你就当它是一个比较成熟一些的主意，或者是黑格尔说话时的一颗门牙都没有关系，先听他怎么说。他坚持：美学不仅是“理念”的辩证运动的产物，而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通俗点说：比较成熟一些的好主意经过反复比较、鉴别和思考，有可能变得更为成熟——美的理念，这时候就会产生出一些些美的元素；再美好的事物、再成熟的主意也还要通过人们众多的不太成熟的感觉层面加以表达。简明点说：美的研究始终离不开理性与感性的互动参与。
老黑格尔的认真研究是值得敬畏的。他对于认识论美学的古典主义阶段功劳最大，从古希腊美学，到19世纪以来的所有西方艺术门类，他几乎都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和研究，尤其是对于美学的前后演变过程，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辩证分析研究。在这样庞大的美学建筑基础上，最终将西方美学纳入了一个系统化研究的领域。
总之，德国的古典主义美学研究，始终坚持了理性主导的航向，继承和弘扬了“认识论转向”所开辟的道路，极大地提高了感性研究的地位。至此，人们开始在感性与理性的新型关系中，破译美学的奥秘，使美学研究获得了空前的繁荣，成为古希腊之后又一个美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四）科学美学：费希纳
19世纪后期，科学技术不仅获得了极大的进步，而且也享有了知识权威应有的尊严。在英国，牛顿（1643～1727）创立了经典物理三大定律，瓦特（1736～1819）发明了蒸汽机，亚当·斯密（1723～1790）撰写出了《国富论》，装好了工业革命发动机的英国率先崛起了，由此波及了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逐步确立了新教徒们标榜的游戏规则。社会上的一切问题，是非对错，长短优劣，评判的权威是谁？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呢？谁说了算呢？当然除了政治权威、经济权威以外（宗教或许只剩下了余威），首先提及的是科学。科学已经后来居上，登堂入室，大有当家作主的派头。
说到权威标准，也还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事情。倘若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可以掌握所有资源分配，操控一切政府行为，还有罗马“宗教裁判所”，火烧顶级的自然科学家，如果他不合作、不及时妥协的话，教皇完全有权处分，就连国王加冕也得教宗授权。可见，宗教当然是生杀予夺的权威；但是，19世纪后期权威就成了科学技术；21世纪权威是谁呢？再往后呢？那就会费点思量。如果要是问2006年的北京，那就是赢利，能否产生经济效益。事实上，近、现代所有人文学科的迅速发展，无不仰仗、依赖自然科学提供的引擎作用。
该时，科学技术水平迅速提高，研究审美已经可以采用实验心理学手段。
德国心理学家费希纳（1834～1887）觉得，康德、黑格尔旧有的美学属于“自上而下”方法，即由一般到特殊的研究方法，或者是说，先从一个理性的美学高端出发，不停地向下照耀、关注、延伸，从而把美的理念波及到众多具体艺术门类中去；另外，通向美学殿堂的路径还可以“自下而上”，也就是由特殊到一般的研究方法，或者是说，先从下部具体分门别类的美学艺术研究基础上实验、观察，然后再向上位的美学殿堂进军。
费希纳的论文《实验美学》发表于1871年，论文集《美学论文》完成于1876年，主张采用科学实验的“自下而上”手段，研究具体审美的感觉，为人们审美活动建立了科学信度意义上的普遍的规则。
如果美学研究就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项登山探险计划，那么，老黑格尔的演绎法美学，就好比先把空降部队投在喜马拉雅山顶上去，然后下令部属们从珠穆朗玛峰一步一步下到坡底，回到自己生活的社区；而费西纳的归纳法美学，就好像现在各国的贵族登山探险队伍，依赖优良的技术装备，挑选出最精壮的优秀成员，一步一步往山顶上爬去。
据我看来，两个办法应当说是各有千秋，都是学院派的经典方案，也都是庶民百姓难以成行的奢侈豪华办法。
科学美学特点是十分明显的，较之于以往，它有效地矫正了人们仅凭感性经验就去冲击旧的认识论美学的空想；其次，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提供了范例，有时，也完全可以采用“定性定量”的数据手段，无疑，这是一个很好的修辞策略。据说马克思（1818～1883）晚年，也曾经对身边的人表达过同样的意思。
科学美学的不足也是很明显的。比如，一味地依赖科学实验手段，就难免把丰富多彩的审美问题变成了简单化的、机械化的、程序化的操作实验。冲淡了相当一部分人在美学研究中的快乐成分，尤其普通百姓很难效仿尾随其后。这就违背了老黑格尔当年美学研究对象“整体的、活生生的、感性生活”的初衷。再者说，美学研究毕竟不能等同于“活体解剖”。美学是研究人的感性的学科，离开了原生态的生活环境，哪个人还能审美呢？
由此可见，现代分析美学手段并非全知全能，同时，也就暗示了日后分析美学、主体论美学所潜伏的巨大危机。也为胡塞尔们的现象学美学、海德格尔们的存在美学、阐释学美学留下了拨乱反正的机会。
（五）生命美学：叔本华、尼采
19世纪后期德国又出现了两位重要人物。
一是叔本华（1788～1860），1818年发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认为世界的本原不是理性，而是感性的“生命意志”。这种强烈的无法抑制的生命意志，只有通过抛弃生命欲望，在“静观”状态下获得暂时的解脱。而实现这种使生命意志无功利的静观，恰好是一种审美过程，由此可以解释一切悲剧的来源；据说，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有一个很特别的来源，那就是吸取了东方文化中的养料，印度瑜伽和佛学、中国的禅宗或儒学。这样说来，应该给叔本华追功加冕，就称他是位东西文化比较的先驱吧。
另一位是尼采（1844～1900），著有《悲剧的诞生》，他将叔本华的悲观哲学色彩极浓的“生命意志”说加以改造，变为积极的充满乐观色彩的“权力意志”，这种永恒的“权力意志”构成了审美和艺术的源头，他还特意强调，只有通过悲剧艺术，那些善良的好人们才会沉醉于生命之中，占有自我，享受生命赋予的欢乐。尼采的哲思传播影响很广，鲁迅等一大批学者早年也对此发生过兴趣。
据说，尼采的学说唤醒了一代人的自觉意识。同时，煽动了一个特殊的德国人，那就是第三帝国的缔造者——阿道夫·希特勒，狂热的权力意志说，点燃了民族主义热情，民粹主义膨胀，很快冲决了几代大师辛劳建筑起来的理性主义堤坝，并且遭殃的不仅是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疯狂的占有野心最终将纳粹德国带进了二战灾难的深渊，成为历史的耻辱，日尔曼民族的理性美称受到严重损害，甚至连鼎鼎大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也为此蒙羞，晚年用“有伟大之思者，必有伟大之迷失”【4】的说法聊以自慰。平心而论，我觉得，这笔帐是否应算在尼采头上，那就是见仁见智了。
但是，有一点是确信的：历史上各种各样的超人学说，往往以自我拯救的名义出发，宣扬“我就是上帝”；以上帝的名义执法、实施正义公理，一厢情愿地强加于人，必然滥用惩戒；滥用惩戒，极端主义的狂浪理性，必然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上帝只有一个。就像《七宗罪》里的主角杜约翰一样，天使变魔鬼，转眼之间。
当然，后来的美国的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对此却大不以为然。《占有还是存在》【5】一书，几乎通篇都在指责、挖苦、讽刺、嘲笑现代人类的占有欲望，清楚地论述，反复地告诫人们：你越是想要占有什么，你就越发容易失去什么。他一反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主张放弃卑鄙的占有野心，随时平抑非理性的欲望，坚守心态平和的存在，专心于自我心态的调适。
集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于一身的弗洛姆，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搜索人们由于心理上的病灶所导致观感上的盲点，行为上的盲动（诸如“受虐、虐他、自虐”所有的不良冲动），缺乏正常途径的低级发泄，必然走火入魔；弗洛姆的动机是启发人们尽量克服心理障碍，寻找心灵自由解放的途径。这是西方人文学科研究到了“向内转”之后的作业，也算是一份优秀的答卷。
回望人类文明史上，感性的浪潮与理性的河床，二者是一对冤家兄弟。水涨船高，魔道斗法一般，充沛的情感积攒日久生育出肆意狂奔的野马，需要有相匹配的理性的栅栏看管。理性太强大时，感性压抑太过的人会走向萎靡不振，理性稍加调整，对感性略有宠爱袒护时，感性就会恃宠撒娇，行为放纵，泛滥成灾，理性就会黔驴技穷，束手无策。而且，这个动态的平衡过程，就是一部生动的人类文化历史。理性与感性的互动过程就是人性的本来面孔，审美活动就是这样一个漫长的、曲折的、艰难的过程。
生存其间的人，“社会——人生——宇宙”，你的生命的轨迹，也就完全包括在这个多维坐标系中了。生命美学从感性生命角度出发，挑战认识论美学原有的理性至上的偏颇，在激发被理性重压之下的感性生命活力上，赋予了美学研究全新的意义。缺点是：一味拒绝理性，片面崇拜感性生命，两者一旦失去平衡，势必导致美学发展途中非理性放纵，或者狂浪理性的泛滥。
小结：整个认识论美学标志了西方美学研究走向成熟，尤其是德国的古典主义美学昭示了西方美学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高度。
四、语言论美学
19世纪末期发生了“语言论转向”，直接导致了20世纪以语言问题为中心的美学问世。
语言论转向顺次有：维特根斯坦（1889～1951）语言学哲学、俄国的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心理分析美学、分析美学、结构主义美学、后结构主义美学、存在主义美学和新历史主义美学。
既然认识论提供的“理性世界与感性世界”的纷争，裂痕日益扩大，陷入了公说婆说的泥潭，几代大师们设计出来的宏观美学，解释世界已经捉襟见肘，穷于应对纷乱的现实矛盾，那一定是人的认识领域、思想方法出了严重问题，或者是语言交流造成了沟通时的障碍：
例如，“真理、正义、人权”等语词，“美与丑、善良与邪恶”等说法，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理解存在极大的差异；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理解往往相去甚远；例如：美国与中国意见显然不完全相同。美国与伊斯兰教国家就更加对立。一旦公理、正义出现难以达成共识的现象，积累下去，认识论之争会伤害情感，感性上的厌恶必然发展为观念上的敌对，必然酿成民族利益之争，灾难随时可能发生。
人与人之间的误会分歧，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不仅是思维方法的不一致，而且还有很大层面上来自于语词阐释理解时的误会，认识论起步时，该语词的语义表述的刹那间就已经发生了偏离。消除语言表述时的误会，或许就会找到人类自身的病源？
“语言论转向”，回到语言学！
首先是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1）有了极其重要的发现：他通过人类语言的各种成分及其组合原理的系统研究，突然发现，同一语族内部相关语言之间的确存在“共性与差异”。为了解决这个麻烦，索绪尔着手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同族语言的演变，研究语言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变化。这种对语言变化的研究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时间轴线上的“历时性的”语言学；二是空间轴线上的“共时性的”语言学。
索绪尔明确指出语言和言语的根本区别：“言语”（Parole）是指任何口述和书面的言辞和话语。“语言”（Langue）则是指同一语言群体全体成员共同使用的表达体系。
稍后，乔姆斯基（Noam Chomscky，1928～）用“语言运用能力”（Competence：说话人对于母语运用自如的表达能力）和“语言的运用”（Pereormance：讲母语者实际说出的话）进行比较，取代了索绪尔有关语言和言语的划分。
索绪尔提出了“符号”（Sign，即“单词”）这个术语。符号由不可分割的两个因素组成：意符（Signifier：又作“能指成分”，即构成符号的语音与书写标记）和意表（Signified：又作“所指成分”，也就是符号表示的概念意义）。
其次是奥地利语言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1889～1951）：他将古希腊以来包罗万象的哲学研究领域放弃，惊世骇俗地提出了哲学问题应回到语言分析领域，因为语言离人的本身最近；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现象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只有“许多不同的相互联系”。他暗示了任何语词本身不具有确定的意义，只有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中，才能确定它的意义，“意义即使用”【6】。语言分析美学家对于语言的误用进行了批判，将“美的本质”视为“伪问题”拒绝回答，他乐于讨论“美”这个词是如何使用的。然后涌现出了众多的美学流派：俄国的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心理分析美学、分析美学流派等。语言转向是指19世纪末以来西方人文主义领域的语言学研究潮流，其间，语言问题至高无上，取代了理性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
俄国的形式主义美学成绩斐然，不仅提供了“文本阅读”分析的各种办法，而且还提出了文学艺术语言的“陌生化”等新鲜主张。
英美“新批评”处理语言歧义采用了一个更为高明的办法：把“语词”放在具体“语境”（context）中，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进行“解读”，才能确认语词的涵义【7】。是的，一旦离开了具体的语言环境，语词就会有千差万别的解释，难道不是吗？
语言论美学研究主要特点有三：
一是语言问题成了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是放弃了大而无当的美的本质等一切本质问题，掌握语言的模型就可以分析审美现象；
三是放弃既往一切试图将美学系统化和体系化的豪华追求，回到简朴的、具体的、可操作性极强的文本阐释。
语言美学研究虽然遭到过老一辈哲学家罗素们的愤怒和谴责，但是后来居上，渐成气象，最终成为当代后现代主义文化环境下美学研究的一个大的群体。
五、文化美学
德国的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1874～1945，著有《人论》）和意大利法学家、历史哲学家、美学家维柯（1668～1744，著有《新科学》）是文化美学的创始人，他们把美学问题聚焦在了“审美与文化”的关系上。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问题为中心的美学研究兴起阵阵热浪。
人们但凡讨论问题，总以文化说事情，出于修辞策略考虑，有意淡化了既往所谓“主体论、本质论、意识形态论”等等传统话语语词，言说中话语系统为之一变，似乎着意要将所有问题搁置在一个“全球性话语”层面上，企图经过文化学方法的比较权衡，幻想达到普遍意义上的公允。其间，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和文化研究等等美学流派，统统汇聚于文化学分析流派。
这时，有两个影响巨大的人物必须提起：
一位是德国的文化伦理学大师恩斯特·卡西尔（1874～1945），人们奉卡西尔《人论》为经典。文化论美学把“文化”二字做了另类读解，泛化为文明的、开化的或者“人们的生存方式”，卡西尔将世界上各种知识，仅看作人类整体知识体系上的一个“链条”，设计出一个全人类共同享有的文化系统。这种大文化体系建构的远景象征了文化发展，“人之上升”的趋势，指向光明美好未来。卡西尔预言“未来的人是文化的人”，文化人就是同时能够用“两片脑页”进行思维的超人，文化成为了人类的符号化意志行为。卡西尔与美国弟子苏珊·朗格【8】（1895～1982）共同完成了符号美学构想。由文化美学出发，衍生出了符号美学的诞生，成为现代最为显赫的美学分支流派。
另一位是意大利小镇上的隐居者，后来才鼎鼎大名的维柯（1668～1744）。他的《新科学》在人类建立的所有知识基础上，提出了两种逻辑的存在事实。与理性概念逻辑并行不悖，感性逻辑——用比喻、象征、隐语、暗示，用风俗、伦理，用诗歌、神话、巫术、宗教方式存在的庞大逻辑。这是一种更为古老的，决定人们审美情感价值取向的文化风俗习惯意义上的内在逻辑，认为两者无分高下，都可以通向或接近科学真理。
维柯匠心独具，他反对法国人笛卡尔（1596～1660）唯理主义，否定“我思故我在”的唯心观点，推崇英国人培根（1561～1626）经验主义哲学，力图从心理学中的经验事实出发，寻求人类心理功能和人类文化各部门之间的因果关系；他在历史观上持有循环论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应分为三个进程：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它们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美学上，他十分重视文艺的想象，认为“人最初只能有感受而不能有知觉，最后才用清晰的理智去思索。”他将人类心理功能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接受感官印象的感觉阶段；综合感官印象的想象阶段；最后才是理解阶段。他认为：在神的时代，人类不会思考，一切从感官印象出发，想象也特别发达，神和宗教都是想象的产物。诗的本质特征就是想象，原始人和儿童最善于想象，所以“在人类的儿童期，人们按照本性都是崇高的诗人”。
在哲学思维方面，他讨论想象力和判断力时，第一个指出诗歌的逻辑与理性的逻辑之间的区别：即想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区别。他讲“哲学飞腾到普遍性，而诗却必须深深地沉没到个别事例里去”，并且“推理力愈弱，想象力也就愈强”。两种能力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文化时代，断定到了“人的时代”，诗就将让位给哲学。
维柯的美学思想对后来意大利的克罗齐（1866～1952）【9】美学的“直觉说”，美学与语言学的统一，黑格尔艺术的历史发展观，“移情派”【10】美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维柯第一次主张运用文化学手段去综合理性哲学遗留下来的“烂摊子”。他的研究，从看似松散冗长的文化风俗现象考察入手，气血逆行，欧阳峰倒练九阴真经一般，打破种族国别的差异，综合了理性逻辑与感性逻辑的优良元素，简化手续，直接达到康德和老黑格尔也无法完成的理想境界——文化现象中的审美。他当仁不让，在养尊处优的理性逻辑的背面，描绘了一个毫不逊色的，与之形影不离的，井然有序的感性逻辑世界。意外的效果产生了，就像电影抢走戏剧的饭碗一样，就像摄影排挤绘画一样，就像彩色电视淘汰黑白电视一样，人类一下子把审美视觉投向了前所未有的宽屏幕上，画面更加清晰，栩栩如生，动感极强，而且妙在不见任何人工痕迹。
后来的文化学研究，又有了重大的突破，比如，印地安土著部落里的史前文明的发掘，足以吓坏了现代大都市里人们的眼球。早在英国的人类学派创始人爱德华·泰勒（1832～1917）的《原始文化》，以及其追随者詹姆斯·乔治·弗雷泽（1854～1941）的《金枝》【11】，法国的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12】（1857～1939）等等，他们研究发现土著人可以徒手逮住高空飞翔的老鹰【13】；了解到牧羊人虽然数学不好，但是用画面思维的土著人，凭直觉一眼就可以发现羊群里丢失了那只羊，原来每只羊都是有名字的一幅图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14】介绍中国南方水乡的土著人，看见地上的蚂蚁搬家，就立刻去稻田里挖沟准备灌溉；擅长脚印研究的蒙古牧区的长者，常年寻找丢失马匹的经验，可以直接用作刑事侦察的“跟踪术”等等。鸟类研究者发现乌鸦不仅有100多种语言，而且还有方言市语之分；道家的经典易经八卦的阴阳互补思维，恰好与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吻合；感性思维方式，可以追溯到史前文明，感性直觉的简便思维方式，存有一个被现代文明湮没的另类的，充满神秘色彩的，智慧的符号化系统，这是现代科学技术都无法想象的。
这种发现，足以有效地矫正近代工业文明以来，自然科学逻辑一统天下的骄傲和轻狂。
此后，人们逐渐将美学问题纳入日常百姓的世俗生活层面，分析文化现象的同时，故意消解文化精英色彩，把话语权利交还给普罗大众，回归大众传播媒介与大众文化的共建，使美学问题降低身段，迎合民众的品味。不足之处在于一味地迎合商业社会世俗小人的胃口，为了追求收视率，提高经济效率，不惜疯狂媚俗。
西方美学研究经历了上述五个重要发展阶段，人们相信，在每一种美学流派背后，都有一种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发展过程的美学追求，每一个典型美学命题的产生，都是要解决人们生存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它们几乎都是合理的存在，都是当事人的一个“不得不”的选择。
最后，美学问题聚焦在了“审美与文化”的关系上，这是美学发展演化过程中曾经历过的必然轨迹，以后的趋势怎样，人们还将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