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秩序是奥运坚持正义的基础
1.正义和秩序互为促进
在《荷马史诗》中，正义不仅是“人间的秩序”，也是“神界的秩序”，宙斯是普遍正义的监护者。因为人类社会的秩序被视为整个世界和宇宙秩序的组成部分，所以，个别人对规则、习惯、礼仪的违犯，也被视为对神圣秩序的冒犯，都要受到神的惩罚。古希腊政治思想中的“正义”观念本身就是为了协调各种复杂的斗争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而提出来的。同时，“正义”的实现也离不开建立规范的社会秩序。秩序观念在古希腊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可以说它是古希腊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对古希腊政治思想的形成，以及奥运向着公平竞争的方向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古希腊文化中，秩序往往体现为一种支配与驾御一切的“自然必然性”，它在古希腊文化各个领域――宗教神话、科学、哲学、体育与艺术等，都有体现。因此，在古希腊，秩序是社会正义的基础，正义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前提正义和秩序互相促进。
2.宗教神话中的秩序观念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谱曾指出，一个民族早期的宗教神话预示着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与思维结构，是这个民族早期一种“说明人类和世界的幼稚尝试”。他还指出，一个民族的哲学、科学与艺术都是起源于他们早期的神话。古希腊神话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它完备的谱系，任何一个神都有来龙去脉，他们在神谱中的地位非常明确清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诸神几乎没有谱系，神灵的角色在不同的记载中往往也不同，甚至在同一记载中，同一神也扮演不同角色，互相矛盾。古希腊这种完备的诸神谱系，弘扬了秩序与规则观念，是希腊理性精神来源之一，这是科学精神的起源。中国从古至今一直就没有科学精神，中国的秩序是对权威的服从、对不可知的屈服，而不是对真理的追求。西方宗教主要体现的就是对于秩序的尊重与探求。
3.秩序观念是对自然规律的探求
古希腊自然哲学被认为是理性与科学精神的起源。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希腊人坚信大自然背后隐藏着支配万物的规则与秩序，而且它的规律与秩序是可以被人所把握的。古希腊早期的哲学研究自然，到了亚里士多德时代才转向人自身，所以西方一直崇尚理性，而不像东方强调灵感和体会。因而，过去在西方，理性思维是秩序产生的根本基础，古希腊的哲学就是力图以理性的态度把握认识这些规则。古希腊的科学与哲学表现出来的形式也是系统化、逻辑化的公理体系，其中，希腊哲学一个重要表现是对自然本源的探索与对数学的重视。当时，几乎所有的希腊哲学家都是自然的探究者，他们的哲学体系，也都是建立在探索宇宙本质的自然哲学原理上的。例如，柏拉图学派关心数学证明，关心推理过程的方法论，追求完美的理想。他们强调要将知识加以演绎推理，提倡研究的任务是发现自然规律，并且把它用演绎的体系表达出来。毕达哥拉斯学派则创立了纯数学，并把它发展成为一门高尚的艺术，力图用数学去建立宇宙模型。希腊人相信数学可以把握世界的规则与秩序，因此，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几乎所有哲学家都孜孜不倦的探索逻辑推理与规律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集古希腊逻辑思想之大成，在它的影响下，终于产生了具体表述演绎逻辑法式的欧式（欧里几德）《几何原本》。这对于当时人们探索规律与秩序，形成古希腊科学与哲学的主要特征，起到了重要的支援作用。这一点与中国古代实用化、技术化科技有着明显区别。
4.秩序观念是艺术和体育的思想基础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指出，在古希腊的悲剧作品中也蕴含着希腊人的秩序观念。他还指出，“古希腊伟大的悲剧家是今天所存在的科学思想的始祖，他们认为命运是冷酷无情的，驱使着悲剧性事件不可避免地发生。希腊悲剧中的命运成了现代思想中的自然秩序。”“……悲剧的本质并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但这种命运的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生真实的不幸遭遇才能说明。因为只有通过这些剧情才能说明逃避是无用的。这种无情的必然性充满了科学的思想。物理学的定律就等于人生命运的律令。”怀特海所揭示的这一现象，使我们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发现古希腊人思维模式中内在的秩序观念，这也是希腊人在政治和体育过程中，正确对待成功与失败，从而追求秩序的思想基础之一。但是对于这样的命运观，希腊人不是消极对待的，他们相信命运但并未放弃努力，竞技运动便是超越自身极限的最好明证，他们相信幸福通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在古希腊秩序观念影响下，当时的政治也十分强调人生活中的秩序，并认为秩序是正义得以实现的保证。如果古希腊思想家们在阐述“正义”观念的时候主要强调的是道德（伦理）的话，那么他们的秩序观念主要体现在对法律作用的强调。这可以说是当今国际社会“德法兼治”思想的一种雏型。早期的希腊思想家赫拉克利特就曾强调法律的作用，认为有了法律，人们才能过好城邦生活，而且他强调“人的一切法律都是那唯一的神圣法律所养育的”。这个“神圣法律”实际上就是指那个决定一切的“自然必然性”，所以说，这种神圣自然性还是对于神的力量的肯定，是宗教的力量。在西方文明中宗教是根本，它不同于封建中国的集权制度。据考证，当初古奥运的发起者举办奥运会并不完全是为了竞技，而是为了恢复当时混乱争斗社会的“秩序”，通过奥运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使人更敬畏神灵。所以，古希腊人维护社会秩序的思想和行为是奥运追求和平的“基因”，是奥运坚持正义的基础。如果奥运丧失了秩序，那么将会蜕变为罗马斗兽场的人与兽、兽与兽的格斗。
（三）法律为正义和秩序的实现提供保障
在古希腊民主政治的社会环境里，古希腊法律思想非常重视阐述法律（秩序）与正义（公正、平等）之间的关系。公元前6世纪雅典民主制度的奠基人索伦在为缓和当时氏族贵族与平民的斗争而制定法律时曾说：“制定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家伯里克里在论述雅典民主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时，认为民主制的特点是政权在公民手中，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在私生活中是自由和宽恕的，但在公共事务中则遵守法律。亚里士多德也一直重视法律的作用，并系统阐述了法律与平等的关系，认为法律和政体（国家）的目的都是在于谋求正义。可见，古希腊法律的目的是建立一种维护平等与自由竞争的秩序，这就是所谓“积极和平”思想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对此曾指出：“政治社会（政体与法律）的存在是为了高尚的行为，而不是仅仅为了单纯的共同相处。”由于现实政治原因，北欧学派盖尔腾格所设想的消除社会不公正产生的“结构性暴力”，建立“积极的和平”，在人类社会是不可能迅速实现的。在现实中，通过建立一种能够相对体现社会正义的公共秩序也能产生相近的效果，中国政府提出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产生的“和谐”的国内外秩序就是例证。在古代，希腊人在其法制精神的影响下创建了奥林匹克“神圣休战”制度，这也是建立了一种能够维护城邦间平等、自由、竞争的“和平秩序”，起到了维护“积极和平”的作用。古希腊人将法律视为维护社会秩序，追求社会正义的保障。同时，法律也是古代奥运制定规则，保证赛场有序、公平竞争，实现正义的社会基础。相反，中国古代社会的秩序靠苛政严刑与宗法制度维持，缺少法律性的公平和正义，因而，当时的民族体育竞赛缺少公平竞争，缺少社会法律的保护，也缺少客观、准确地衡量胜负的标准，造成竞争中常见卑鄙、投机的方法，这正是中国古代不能产生奥林匹克运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不能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当前国内赛场黑哨、假球、兴奋剂等“异化”现象猖獗的社会原因之一，即中国人缺少依法办事的传统与意识。所以，法律是保障社会秩序、正义的条件，规则是保证奥运追求公平、正义与和谐的最大“权力”。
（四）古希腊的秩序观念的特征
不同的秩序观，必然要导致有区别的和平观。在古代中国，这种传统的秩序观念意味着维护大而统一王权的等级秩序，譬如，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古代中国，和平秩序意味着“和谐”――消除竞争与对抗，这种和平秩序往往强调的是不平等的合理与绝对的服从。因而，这种缺少公平竞争的和平基本都是为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政治服务的，它追求封闭、稳定、等级严明、不提倡公平竞争的社会秩序。所以，古代中国追求的是不开放的、不民主的专制性质的和平。古希腊人追求的是正义、开放、公平竞争的社会秩序，是“相对”自由、平等、民主的和平。这就决定了东西方古代对秩序的认识，以及对和平的追求是有区别的。此外，历史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和平秩序”。英语里“和平（Peac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PAX”一词，代表着一种强加的解决方案（一般代表着征服或一种超级力量的使用）。历史上曾有“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公元前2世纪）、“基督教统治下的和平”（Pax Ecclesiastica，公元12世纪）、“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19世纪），以及所谓“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这种条件下，和平一般用Pacification来表达，是指一个霸权国家治理下的秩序。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等级秩序，还是西方历史上的霸权秩序，所建立的都是一种“消极的和平”，因为这种“消极和平”的前提是社会不公正。然而，古希腊人制定的奥林匹克“神圣休战”制度是力图维护一种自由竞争环境下的公正与平等。当今，重温这种追求公平、自由、正义的和平思想，对于研究2008年北京奥运稳定的问题，从而促进我国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更好地实现和平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可见，古希腊和平思想的内涵是在一种激烈竞争环境中建立的维护社会正义（公正与平等）与自由竞争的秩序，并且与人性中的道德伦理观念紧密相连，是一种“政治善”。这种和平观念，正是古希腊奥运会的奥林匹克“神圣休战”制度的最本质特征。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在奴隶制度的环境下，古希腊人的和平思想也是有局限性的。当时的“正义”与“秩序”只是针对自由民，而不包括奴隶。亚里士多德就曾认为对于外族人的战争是正当的，对于希腊人的战争则不正当。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和平，它与当今世界追求的具有“普世性”的和平具有本质的区别。古希腊这种狭隘的和平思想在古代奥运会上也有明显的体现。
三、古希腊“神圣休战”的政治渊源
（一）“神圣休战”制度源于公平竞争的“秩序”思想
古希腊各城邦之间不断的战争与城邦内部各种复杂的斗争环境促使希腊人民十分渴望和平，而各个城邦的公民兵制度使体育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而，在历史发展中体育这一原本是希腊人准备战争需要的事物，却演变成了他们谋求和平的手段。奥林匹克“神圣休战”正是创造性地运用了古奥运去谋求和平，这不仅仅是由于体育在古希腊有着重要的政治地位，更关键的是竞技运动自身所具备的特点与古希腊的政治需要有着密切的联系。
古希腊奥运会是古代世界最为辉煌的竞技赛会，也是世界其他各民族古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会。希腊人之所以偏爱竞技运动，与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古希腊民主政治尽管是建立在奴隶制度基础上的，但在自由民内部形成了一种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有规则、有秩序地竞争的观念，这种观念就是所谓的Fairplay（公平竞争或公正竞赛），正是这种观念奠定了奥运会的社会基础。可以想象在一个缺乏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里，不可能产生如此盛大的、公正的竞技赛会，所以，古代奥运会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二者的共同社会基础是平等、有序、正义的竞争。可以说，古希腊的社会秩序是在民主、平等、公平竞争中产生的秩序，而不是中国古代在专制的压迫下产生的秩序。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民主政治形成的希腊民族精神就是一种“追求真理、酷爱独立、自由的性格”。这就是古希腊能产生如此灿烂的竞技文化与奥运会的重要社会基础。
与古希腊民主政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方文明古国的专制国家及其等级制度。譬如，古代的埃及、印度、中国等文明古国，大多建立在大河流域的平原地区，很早就形成大一统的帝国，这种政治制度要求国民无条件服从君主与国家，这一点在中国与埃及的历史中非常明显。这种政治制度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从一开始就约束在家长制那种自然伦理之下”，直接约束了人们的自由精神。另外，为了维护这种专制制度，东方各文明古国都建立了一整套森严的等级制度。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将人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与首陀罗四个等级。在这种政治制度中，公平、平等无从谈起。所以，东方文明古国尽管也创造了自己灿烂的健身体育文化，但并没有产生像古希腊奥运会那样发达的竞技体育文化。可见，古代奥运会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身体运动，而是一种具有平等、正义、公平竞争意义的身体文化。现代奥运公平、正义的竞争观念是古奥运公平竞争思想的演进。
纵观历史，公平竞争既是古希腊政治环境的基本要求，也是古代奥运会的灵魂。在古希腊，要保证竞争有规则、有秩序，就必须有规范的社会秩序与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来做保证。这是民主政治的要求，也是竞技运动发展的需要。据史料记载，古代奥运会为了保证竞争的公平与公正，曾经建立各种严格的规章制度：禁止道德上有污点的人、奴隶、妇女参加奥运会；奥运会严禁各种行贿受贿行为，一旦有运动员违反规则、行为不检点，就会被驱逐出赛场，并交罚款，同时，还要用这笔罚款建造宙斯铜像立于赛场入口处，以警示后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古代的武术文化，由于旧的政治环境的影响，一直未形成像古代奥运会那样公平竞争的运动，反而演变成一套等级森严的封闭的体系。在武术各个流派的内部，都要求弟子绝对服从师父，即“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就蒙上了强烈的家长制色彩。所以说，中国武术与奥林匹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可见，正是因为奥林匹克运动在这种自由竞争的环境中有谋求公正与秩序的特点，才使其成为了古希腊人谋求和平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奥林匹克神圣的庆典成为了希腊各个城邦政治家们进行和平政治交流的神圣场所。据史料记载，奥运会举办期间，各个城邦的参赛代表团都有政治使节，他们利用这一和平的节日聚首，缔结和平条约。在奥林匹亚出土的伊利斯城邦与赫赖亚城邦的“和平条约”是现今发现的古希腊外交史上最重要的遗迹。由此可见，古代奥运会在维护古希腊和平，保证希腊社会秩序稳定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神圣休战”源于希腊民主的“正义”理念
古代奥运会在古希腊政治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以运动竞赛为手段，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追求正义与秩序的观念，因此创建了奥林匹克“神圣休战”制度。同时，在古希腊民主政治环境中建立的人与社会之间的民主、公平、正义的关系，也对古代奥运会所追求的“神圣休战”理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古希腊政治思想中尽管也强调个人是国家（城邦）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当时的民主政治的影响，促使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十分重视个人发展对于社会的影响。在古代中国，社会秩序的稳定往往取决于国家（皇帝）的社会政策，所以，个人对于国家（皇帝）必须无条件服从。而在古希腊，个人品德往往被认为是社会正义实现的基础。
古希腊政治思想中的“正义”以道德（伦理）为基础，追求“政治善”。这种观念在民主政治的影响下，往往非常强调个人品行对于整个社会的重要性，它的具体表现是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十分强调教育对人的作用。哲学家柏拉图曾把人的品德视为政治的基础，他认为一个城邦政治的好坏，有赖于人的品性，“……正因为人品性的堕落，才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为了建立理想国家，必须保持公民完美的品性而不使其堕落。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促进高尚的道德，所以立法者的职责就在于塑造善良的习惯，促进公民的道德达到完善。他还强调，理智方面的美德的产生和发展，大体上归功于教育。通过古希腊最为强大的两个城邦雅典与斯巴达的政治制度与教育理念的对比，可见民主政治与教育的密切关系。奉行民主政治的雅典追求身心和谐的教育，主张通过体育、音乐、哲学等方面的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实行贵族寡头政治的斯巴达实施单纯的武士教育。斯巴达的青年很少学习文化艺术，偏重于实施身体教育，其结果使斯巴达成为古希腊最为尚武与好战的城邦，在历史上，它是为数不多的敢于破坏奥林匹克“神圣休战”的城邦之一。所以，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古希腊奥运会提出了培养全面发展、品德高尚的人，进而实现城邦之间和平的理想。
古希腊奥运会的教育理念，深受奉行民主政治的雅典城邦的教育思想的影响，它的主要目标就是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人才，十分强调人的身体、心灵与道德伦理的和谐发展。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在教育过程中只顾及身体的完备，那么这同野兽的发育没有什么不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尽管早年欣赏斯巴达政体，但也推崇身心和谐教育。他曾说过，“人生完成的意义，就是要体操和音乐两方面并重，才能够成功地完善人格，因为体操能锻炼身体，音乐可以陶冶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