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靠的是产能扩张
现在人们普遍受到“消费驱动增长理论”的误导，实际经济增长最终靠投资。我们要判断这个国家的消费是否抑制了企业的产能扩张，我们只需看一个指标，那就是这个国家的企业有没有投资欲望，而判断一个国家企业的是否存在投资欲望，只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存在企业融资难，如果一个国家还存在融资难的现象，那就永远不要担心经济增长的问题。
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理论实际来自于凯恩斯的需求不足理论，这一理论也只是一家之言，并不是什么颠簸不破的真理。而且凯恩斯说的是需求不足，而非消费不足，投资和消费都是需求。
只要存在融资难就不说产能过剩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不消费，企业产品就卖不出去，就会造成产能过剩，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还是回到上面的观点，企业产能是否过剩，我们只要看企业的贷款需求即可。因为企业的贷款一般都用于投资，而中国企业的贷款需求非常强烈，也就是中国企业的投资欲望非常强烈，而企业的投资欲望很强烈，那就是说明中国并不存在普遍性的产能过剩。因为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不可能再进行大规模投资。
误判三：中国投资率真的过高吗？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的投资率太高，甚至许小年在很早之前，就预言中国的高投资率不可能持续到2005年，当然他的预言没有实现。判断投资率是高还是低，不能简单围绕投资率本身做同比或环比，也不能盲目的与美国或其他国家进行对比，而应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只要是增长型的经济必须保持一定的投资率，没有一定的投资率也就没有经济增长。判断投资是否过高要建立自己的标准，笔者认为看中国投资率是否过高应该有两个标准：
首先根据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
美国的高速发展阶段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日本的高速发展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发展阶段是上世纪的60年代到90年代。现在，我国的学者，喜欢凡事与美国进行对比，我们要对比，也应该与上述经济体的高速发展阶段比，而不能与现在的他们对比。
其次要根据国家的储蓄率情况在储蓄内投资就是安全的宏观经济均衡时“储蓄=投资”。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储蓄率的高低。没有储蓄率做支撑，再低的投资率也不可取；相反，如果有储蓄率支持，再高的投资率也不可怕。一个国家，投资率大于储蓄率，这就需要负债进行投资；而负债总是要偿还的，而且负债也不能超出偿债能力。因此，只有在本国储蓄范围内进行投资，才不会因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引发债务危机，才有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也可以避免经济主权的丧失。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甚至演变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导致国家陷入债务泥潭不能自拔，关键就是这些国家储蓄率太低，或是投资率超出了储蓄率所致。
高投资才可以保证高增长
任何国家在高速发展期，投资率都比较高，我们虽然没有其他国家在高速发展期的投资率数据，但我们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他们的发展史，就可以大概了解到当时的投资率情况。美国在铁路建设高潮时，几乎以每年一万公里的速度推进，甚至创下过年铺2万多公里铁轨的记录。而当时的美国人口也只有几千万，很多铁路都靠外国劳工来修建。如果计算美国当年的投资率，当时的投资率肯定超过50%。而韩国在60年代修建京釜高速公路时，根本没有建设资金，全部由军队完成。由于韩国面积较小，他们只要修建一条高速公路也就实现了整个国家的高速公路化，如果计算韩国当时的投资率，肯定也超过50%。
现实中国也应该保持高投资率，特别是政府投资率，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仍然非常落后，不仅满足不了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与我国对基础设施的最终需求比起来，那就差的更多了，我国国土面积与美国差不多，我们可以就铁路和高速公路两个指标，与美国进行一下简单的对比。
到2020年，中国人均铁路里程也才相当于美国的十六分之一中国现有铁路8.6万公里，美国现有铁路40万公里，我国目前的铁路总里程只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一多一点，而人均铁路里程约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按照中国铁路中长期规划，中国铁路里程到2020年，将达到10万公里，也就是说到2020年，中国铁路里程才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人均铁路里程也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六分之一。
30年后，中国高速公路里程仍然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目前美国拥有高速公路约10万公里，居世界第一。目前中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仅比美国的一半多一点，人均高速公路里程约为美国的八分之一，按中国高速公路网的规划，中国计划用三十年建成8.5万公里高速公路，即使这一目标实现，中国的人均高速公路里程也只有美国的不到五分之一。
另外我国在内河航运、城市地铁、农村公路等方面都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
基础设施是最大的营商环境
郎咸平教授认为中国楼市、股市泡沫，根本在于中国营商环境的恶化。而笔者认为对于工商业发展来说，最大的环境就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否完善，能否满足经济的需求，是影响经济效率的最关键的因素。目前中国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已经阻碍了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我国的铁路运输一票难求，高速公路堵车严重，内河航运效率太低，城市交通拥挤，这些都是中国基础建设投资率过低所致，中国的基础建设投资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世界上只有高消费才可以导致经济危机，1929年的经济危机如此，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是如此。而由于高投资导致经济危机的情况极少，即使导致了经济危机，那也是因为大举外债进行高投资所致，当年的亚洲四小虎就属于这种情况。而我国则不同，我们的巨额储蓄完全可以支撑我国进行高投资，这是中国最大的优势。
任何国家，即使经济不增长，也需要一定的投资率，比如基础设施的维修、企业生产设备的更新等。如果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就必须加大投资。一般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投资率高；同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期要比经济低速发展期投资率要高。
现在很一种很流行的观点，那就是经济增长的“消费驱动论”，其实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消费不可能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产能的扩张，而只有投资才可以做到，比如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提供好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基础环境，而企业生产设备及产品研发投资才可以保证企业产能的扩张，因此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是取决于投资而非消费。
投资率过高并不一定造成产能过剩
投资分为三种，一类是政府的公共投资，基本上不可能造成产能过剩，二是房地产投资，也不制造产能，第三类是企业投资，这类投资才可以导致产能过剩。
目前我国的基础设施仍然非常落后，我们的铁路建设落后发达国家100年以上；高速公路建设落后发达国家40年以上；高速铁路建设也落后日本及欧洲30年以上，因此我们保持较高的投资率非常重要。
其实，在上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期（2003-2008）中的2004年，中国就出现了投资率过高的问题，当时国家进行了投资大检查，而检查结果是这些新开工项目都是急需的项目、都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根本没有压缩的空间，中国的投资都属于良性投资。
有批评家认为，中国西部地区不能建那么多的高速公路，老百姓中有“要致富、先修路”的说法，我国西部地区的贫困本身就是由于交通不便所致，如果我们因为西部一时的落后就剥夺了他们修建高速公路的权利，那他们还怎么发展。
一条高速铁路导致英特尔落户中国西部
因特尔公司近年在重庆有巨大投资，而他们只所以将生产基地建在重庆，就是看到了重庆与兰州之间要修一条高速铁路。有了这条高速铁，因特尔公司的电脑芯片就可以通过中国的高铁走陆路运到欧洲，与原先通过空运相比，可以大大节省成本，可见交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多大。
房地产投资造成了中国投资率数据虚高
目前房地产投资也是造成高投资率的重要原因，而房地产在中国民众的认识中属于消费，而在经济统计中属于投资，民众将自己的收入用于住房消费，却造成了中国的高投资率，这主要统计失真造成的误解。如果只看企业投资，中国的投资率应该与发达国家相当。
发达国家投资率低的原因
现在发达国家，投资率比较低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他们的基础设施已经非常的完善，因此在这方面投资非常少；其次他们的城市化早已完成，住房也足够用，因此他们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也非常的少；再次发达国家，制造业在经济中比重非常小，占大头的是服务业，而服务业又不需要太多的投资，因此他们的企业投资也比较小，这三者就是发达国家投资率比较低的原因，其中第三者是最重要的原因。而这些与我国的国情截然相反，因此我国部分经济学家通过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的投资率对比，就十分草率的得出中国投资率过高的结论是十分幼稚可笑的。
误判四：中国真的内需不足吗？
大部分中国人并不知道内需与消费的区别，甚至是将内需等同于消费，但这样肯定是错误的，经济学上的内需是指“国内需求”，具体到中国来说，他既包含在中国境内产生的消费需求，也包含在中国境内产生的投资需求。
我们可以举例子，比如家里买一台彩电是为扩大内需做出了贡献，比如企业新购买一些机器设备也算是扩大内需，另外政府修几条公路也是在扩大内需，而前面买彩电的行为属于消费，二后面企业购买机器设备和政府修公路都属于投资范围，这些合起来都是中国的内需。如果只谈消费，而不谈投资，那不是完整的内需概念。所以金融危机时中国既推出了“家电下乡”、“建材下乡”等促进消费的政策，也推出了“四万亿”的扩大投资政策。
内需不足的说法是怎么来的？
在中国“内需不足”这个说法，人人皆知，那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这就是设计到经济学统计的问题，涉及到一个经济指标，那就是“出口占GDP的比例”，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出口占GDP的比例越大，那这个国家的内需就不足，恰巧中国出口占GDP比例较大，近年来，中国的出口占GDP 的比例一般维持在40%左右。
有人一看，“40%”，这么高啊！
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拿这个数据做“做文章”了：
首先，他们认为“中国有40%”的产品用于出口“，那中国出口肯定太多了，于是”出口过高论“产生了。
这不算完，紧接着他们认为，”中国生产的产品40%的产品都用于出口，那肯定是中国的内需不足，不如为什么有这么多产品出口呢“，于是”内需不足论“又产生了。
这也不算完，这个数据还可以引申，那就是”中国既然有40%的产品“用于出口，那肯定是产能过剩，过剩的产能才用于出口，于是”产能过剩论“也出来了。
这还不算完，这个数据还可以与中国3万亿的外汇储备联系起来进行解释，他们将占GDP40%的出口，解释为中国财富，进而认为”中国每年有40%的财富流失到了国外，而换回的只是些花花绿绿的美元钞票，说白了，就是用真正的财富换回了一堆纸“，于是”财富流失论“又产生了。
通过总结，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小小的”出口占GDP比例“的数据，就可以引起”出口过高论“、”内需不足论“、”产能过剩论“、”财富流失论“，四大论调。这四大论调就可以将中国经济舆论搅翻天。
经济数据这个东西，不能全信，同样的数据，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可以得出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那这四大论调真的靠谱吗？我认为是不靠谱！
中国出口总值虚大
分析这四大论调，我们首先要看看出口占GDP 的比例40%的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这里面包含着两大问题，分别是GDP的计算方式和出口总值的计算方式，其实中国出口计算的是”总值“，而GDP是计算的”增加值“，将总值与增加值进行比较本身就不科学的，真正的比较应该是将增加值与增加值进行比较。但是在经济统计时，出口商品的增加值计算起来比较困难，也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而总值的数据则很容易得到，因此人们也就用出口产品的总值与GDP进行比较，这样虽然得到数据比较容易，但也容易造成误解。
这种比较早期有意义，因为当时世界经济尚未实现一体化，各国出口商品的全部产业链都在国内，而世界经济一体化后，各国产业分工相当细致，对于一种产品，其全部产业链可能分布在几个国家，此时再采用这样的统计数据就会造成非常大的误解，我国虽然有占国民生产总值40%的产品用于出口，但这些产品的增加值其实并不多，中国出口产品占我国总产品的比重其实并不大。这是由于我国出口产品并不掌握全部的产业链，我们只是产业链的一小部分，比如中国贴牌生产价值100美元的苹果mp3，中国只赚取5美元的组装费，但是计算出口时，会计算为中国出口了100美元的产品，这算中国的产能吗？显然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