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文明的四大价值来源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揭示了工业文明下价值及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但在金融文明，一夜暴富的价值、不需要实物买卖的价值增值已经远远超越了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的解释范畴，那么，金融文明的价值主要源于什么？又具有怎样的特征？
以概念为一般等价物
继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呈恶化走势之后，法国兴业银行又曝风控丑闻。前者本质上是信用问题，即滥用银行信用，不论资质地发放贷款以及将贷款再打包出售；后者直指法国兴业银行内控系统形同虚设。欧美银行信用毁于一旦，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变成一个失控的大赌场且普遍陷入猜忌、怀疑、不确定的恐慌中。首先，美林公司、花旗银行、瑞银集团连曝巨亏致全球股市暴跌，欧洲、中国香港地区、印度包括中国内地股市在内，更接连出现了自“9·11”事件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紧接着，政策疲于应对。美联储在通货膨胀压力下的连续减息以及布什政府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都不过是对银行惜贷、人们开始抛弃美元(储备)等信用紧缩症状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此外还有司法的介入，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开始彻查，从将贷款捆绑打包的机构到最终持有这些贷款担保证券的银行，每个环节都可能出问题，整个信贷机制遭司法质疑。
福卡认为人类继工业文明后，正不同程度地迈向以信息科技为载体的金融文明，与工业文明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不同，金融文明则是以信息、概念、故事为一般等价物与必要的无效劳动实现价值的泡沫化与蒸发。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诚信是前提。在工业文明以实物乃至货币为一般等价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评价相对简单明了，信用只在一个较小的范围或较直接的联系中起作用。而金融文明以抽象的概念为媒介，交易运作完全以信用为基础，一方面，信用得以在时间上递延、空间上扩展，实现了资源更高效的配置和使用。例如通过理论推导、讲故事，企业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收入便可在资本市场上一夜间兑现，从而把未来的钱配置到现在，有助于盘活现有资产以及提高目前的生产效率。还有，“美国信用”被全球认可，发展中国家支撑了其透支消费的生活方式，当然同时也带来了全球经济的长期繁荣。但另一方面，信用也面临异化。在抽象概念的媒介下，金融资产脱离实体经济、交易驱动的特征更为明显，以银行为例，其存款所占比例越来越小，更多地从事资产买卖交易，而不是在账面上长期持有资产。再加上金融衍生工具复杂难辨，金融交易日益演化成为概念炒作，经济信用被滥用。商品—信用经济演化成金融—概念经济，全球10倍于国内生产总值的金融衍生品所代表的“价值”(流动性)早已不是劳动价值论可以解释的范畴，价值日益泡沫化、虚拟化。
同样的，与工业文明劳动一定创造价值不同，金融文明下的劳动却不尽然，毕竟用一个概念或故事去交换别人的信任要比用货币直接兑换困难得多、复杂得多。以创业投资基金行业为例，其投资的项目平均来看只有1/3获得成功，而失败和持平则各占1/3，因此，金融文明价值两重性的第二重性——必要的无效劳动，说的就是以概念为一般等价物的这种复杂的交换方式必然伴随的失败。
信用问题越演越烈，本质上暴露的是金融文明价值两重性的第一重性异化的恶果，即信用被质疑，以概念为一般等价物交换的基石不存在了，进而动摇了价值本身，造成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事实上，在新文明刚开始的时候，这种离散度的加大实属正常。因为，无论是信用虚拟扩张时货币的过量，还是危机爆发后引发如股市、信用卡等消费信贷领域连锁反应的过敏，以及过度的应对行为(站在传统、经验的角度看，这种波动更像是场危机)，都是对金融文明依赖、放大、异化信用尚不适应的一种表达，而此次席卷全球的信用危机就是对不同国家在新文明环境中的不适应程度即自身经济底部的一种测试。
以美国为例，由于已独占金融文明鳌头，信用无疑是其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根基和生命，但次贷危机的爆发从根本上揭示了美国金融体系自1932年以来所建立的市场信用的异化过程。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不同于以往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立竿见影，危机后美联储降息，资金却在银行系统里不出来也不流动，银行已无法相信其合作伙伴。可见，信用危机对于美国是致命的，次贷危机测试的正是美国经济与信心的底部。
对于中国2008年1月，A股市场当时曾创下7.2％的跌幅显然并不只是全球信用危机惹的祸，比如适值中国平安1500亿再融资规模的贸然推出、二级市场大股东抛售解禁股等。一直以来，信用并不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唯一支撑，改革才是最重要的推动，而中国股市也并非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而是中国改革的晴雨表，股权分置改革只是其中的一小步。彼时，经济交易一般等价物面临版本升级，如何确保虚拟经济有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游戏规则，有一个可资依赖的信用已迫在眉睫，如此，股市跌幅之最测试的便是中国改革的底部。
此外，还有印度和中国香港地区。在2008年1月21日至27日的一周时间里，香港股指接连创出历史最大单日跌幅与最大单日涨幅，每日平均波幅达到1000多点，其作为既紧随美国经济波动，但又日益受到“中国概念”影响的独特的经济特区，此次波幅之最测试的就是香港这一特有的制度模式框架波动幅度的底部。而印度，作为贫与富、古老与现代、传统与创新等各种矛盾的综合体的崛起令人诧异，正是巨大的想象力使印度成功融合了这一切，但面对金融文明、以信用为基础的交易活动的全球化，想象力能否为其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支撑其继续走下去？因此，印度股市受全球股灾影响创跌幅之最测试的正是其想象力的底部。总的来说，虽然次贷爆发引致全球性股灾，但对不同的国家意义截然不同，这种世界联动的状态对全球化程度显然也是一种底部测试。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金融文明以概念为一般等价物只是为经济信用的异化提供了条件，而次贷危机与法国兴业银行的风控丑闻真正暴露的是管理信用乃至政治信用的缺失。一来，知道次级债风险的，首先是贷款银行，其次是投资银行，再次是债券销售公司和评级公司，第四是金融监管部门，数个环节都可以让市场回避风险，但它们最终都选择了放行，而且还设计出一系列衍生品放大市场风险；二来，每当经济信用陷入危机，政府便出手干预，也就是“用制造泡沫的形式抑制经济的泡沫化”，助长了道德风险，并最终使得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超出了政府的能力控制范畴。可见，面对新经济文明，令中国倍感严峻的不是为规避风险、遏制恐慌的蔓延而尽可能将其挡住，更要紧的是不能让经济信用的泛滥转化为管理信用的危机，甚至政治信用的损伤。
必要的无效劳动
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中国散户和机构投资者认为，内地投资者不具备明智投资全球市场所必需的知识或技能。其实，不只是金融领域，对中国投资海外经验不足的质疑一直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全过程，成为中国海外投资65％的企业是亏损的最主要的理由。然而，如果说缺乏资本运作的经验还可以解释中国海外投资的种种失败，那么，深谙市场经济规则且独领金融资本经济几十年风骚的美国，其巨型金融机构如花旗银行、美林公司、贝尔斯登公司等为什么还是如此脆弱、不堪一击呢？
事实上，投资的失败并不是一下子变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引发恐慌，而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例如风险投资基金、产业基金的投资，虽然失败不断，但都被其一次、两次成功的光环所覆盖。著名风险投资商IDG的熊晓鸽曾指出：一般在国外风险投资商投10个成功2个；而在中国，大概投10个有3个是成功的，还有两三个在耗着，其余20％左右的案子可能是失败的。更重要的是，一次成功所带来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收益远远超过了数次失败造成的损失。例如，其1996年投资的搜房网，10年总共投了90万美元，现在已经有4500万美元的收益入账。显然，财富依然在大幅增长的现实使人们忽略了失败重重的本质，而这正是金融文明价值来源的第二重性——“必要的无效劳动”(这里将无效劳动定义为不直接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表达。
文明的演化并非一蹴而就，而必要的无效劳动也并非金融文明所特有，这种“表面上失败多于成功，实际上成功覆盖失败”从后工业经济时代开始已呈普遍态势。例如在科研领域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由于企业创新的重要性以及仅有50％创新成功的可能性，为知识产权征收高额专利费提供了毋庸置疑的合理性。2007年3月，美国开始对所有出口到美国的数字电视征收每台高达20多美元的标准专利费，而相对目前中国输美彩电，每台利润也只有2~3美元。还有因缺乏自主创新，在3G(第3代通信)领域，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等公司也将对中国手机产业收取高达25％的专利费。此外，在工业设计领域，以此见长的苹果公司，同样是凭借长时间行不通的案例的积累才逼近成功的可能。可见，高科技产品之所以具有高附加值，并不仅仅是其使用价值能够极大地满足消费者各个层次的需求，其中也包含了研发人员必要的无效劳动的凝结。
当然，必要的无效劳动成为金融文明价值来源的重要的一重性，说明其更典型也更普遍，而这与金融文明价值来源的第一重性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一来，之所以“必要”，既是经济发展、实现价值增值的需要，也是以概念为一般等价物——讲故事的需要。尽管金融文明下，资本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中流动，进而被虚拟化、泡沫化，但过剩的资本仍然需要寻找到与现实经济结合的突破口，即通过要素的重新组合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新的概念，否则，就是用理论和模型堆砌起来的数字游戏，像次贷泡沫，危险且“一损俱损”。二来，之所以“无效”，是因为找到真正的突破口并非易事，正如福卡之前所指出的，金融文明下的劳动与工业文明的劳动不同，后者一定创造价值，而前者则不然，因为用一个概念或故事去交换别人的信任毕竟要比用货币直接兑换困难得多、复杂得多，失误的概率也因此大大增加。事实上，虽然IDG投资的搜房网、百度公司大获成功，但其投资的其他网站如3721、8848、中搜等则不温不火。
显然，在金融资本经济活动中，从金融危机十年一轮的大蒸发、大平仓，到股市暴跌、初创型高科技企业的速生速死等，失败已经不是一个小概率或非常态的现象。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特别是对中国众多传统企业而言，借助外部资本突破产业原本利润空间和成长特性的限制，也就是通过资本的整合实现产业升级已成为其改革的必然选项；然而，面临失败概率的增加，在结构或机制体制方面提供某种程度的灵活性显得至关重要。例如蒙牛集团在进行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的同时，将其组织结构由垂直式管理改造成矩阵化管理，实行董事长与总裁分设的现代企业运营管理体制。还有PE(私募股权投资)之所以独占金融文明鳌头，其网络化、精英团队主导的组织结构以及良好的退出机制和风险管理功不可没。此外，这种组织结构上的灵活性还体现在管理文化上，受次贷危机影响，美林、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主要券商均报告亏损，而高盛集团却实现赢利。表面上是其沽空次贷、判断准确的一次偶然，但根本上，高盛保留的合伙人制的文化特征，如强烈的责任共担风气在起作用，这与美林、花旗等级分明的制度大相径庭，后者因不同业务分支相互独立甚至对立，导致次级贷款衍生品等结构性金融部门发展失控。而机制上的灵活则主要指的是在激励以及财务体系上尽可能为失败预埋空间。
另一方面，总体上，中国经济相对一帆风顺地高速发展了30多年，但进入新经济文明，面对改革与创新的新要求，失败、挫折自然增加，因而，能否以成熟的、宽容的方式来面对这种新经济价值观也可看做是其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历练。失败的概率和现实并不会因宽容与否而改变，但不宽容，或者说在“成王败寇”的逻辑下，对失败的恐慌更容易滋生“伪成功”。例如科研上的学术失范，还有公共治理中的“政绩焦渴”，使得用在粉饰失败上的“脂粉费”高成本地悖逆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诉求。如此，宽容失败，消解害怕心理和急功近利的压力才是鼓励创新，取得“信芯”成功的海信集团就允许其每年有30％左右的科研项目“失败”。而且，一个宽容失败的态度甚至制度，还可以光明正大地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让失败成本显性化为成功的阶梯，而不至于被人为地屏蔽。从这个角度上看，次贷的损失，还有贝尔斯登的蒸发无疑让金融监管方面、理论模型方面的不足，以及金融杠杆下人性丑陋一面被放大的问题集中突显，作为一种必要的无效劳动的付出，为金融文明的健康与完善奠定基础。同理，中国的海外投资也将越来越透明，越来越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