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在欲扬先抑中前行，尤其是新事物以试探的角色挤进旧传统的生存空间中时，总要有阵痛，甚至中途搁浅。这是时代进步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温州就被一种神经质的质疑与争论压抑着。整个经济局势在争议中于积极和消极中飘摇不定、左右摇摆。局势不明朗，各方都在沉默中博弈、抗衡。几乎每个私营经营者都小心翼翼，谨慎的防止自己财富外泄，成为众矢之的。
宁静只是短暂的，该来的终究还是要来。那是1982年一个焦躁难安的夏天，紧张的氛围笼罩着整个温州，所有先知先觉的人不约而同地嗅到了空气中的变化，只是没有人料到变化来得那么突然和迅猛。尤其是个体私营者，站在最前沿，往往更具备敏感的触觉感知局势冷暖。从年初开始，温州柳市的“八大王”们就隐隐约约预感到将要大祸临头。
没有一项伟大的社会试验可以在暮气沉沉中完成，更没有一项改革能够在四平八稳中成功。温州民营经济波澜壮阔的进程史上，温州人以年轻而不无鲁莽、激越而不无尖锐、感性却不少理性的创业基因，充当着开拓者的角色。“八大王”即是其中的典型。文革期间，温州“顶风作案”，柳市负责人石锦宽为解决支边青年就业，以居委会名义成立了一家街道企业——柳市通用电器厂。32个门市部独立经营组成电器厂，经营各种业务，每月只需向厂缴纳30元管理费。
电器厂成立后，一批除了仅有勇气，别无所有的农民，开始渗透进商贸领域，做起五金配件、原材料、机电、贸易合同、目录生意。
一直如履薄冰的“八大王”们在起步时，因为无意间抓住了中国计划经济的软肋——五金产品供求渠道不畅通——随后快马扬鞭，一路奔跑。到1978年，通用电器厂产值已经达到1个亿。事实上，大王们的“出格”只是被诠释为生存使然，在他们创业之初注定不显山不露水，少为人知。而同年，日后苏南模式的代表江阴华西村，在吴仁宝的带领下，总计实现产值296.35万元，创造利税135.03万元，理直气壮地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为改革宣传的范本，风光无出其右。
“八大王”其实有十人。电器厂每年都会表彰营业额最好的10个门市部，其10位负责人则按从事的行当冠以“大王”称号：“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陈银松和“电器大王”郑元忠。
凭着激进的性格和冒险的精神，这十人掸掉身上的尘土，洗尽满脸的污垢，迅速积累起个人财富。
“目录大王”叶建华
33岁的刘大源装上柳市第一部电话，区长办公室的电话都不及他家的好用。刘大源心情好坏，甚至可以直接决定这天区长能不能拨通长途电话。他还购买了柳市第一辆摩托车。多年以后，回想起当时的风光，他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骑着摩托车呼啸穿过柳市大街，警察都傻眼了，以为是大人物的子弟。”李方平造价7万多元的房子，被人斥为“将军也没有住上这样好的房子”。而胡金林的生意大到“要电器，找金林”成为一时的流行语。
所谓巅峰，就是当人一个转身，无论走哪个方向，就开始了下坡路。过去几年，当生意鼎盛时，大王们是整个城市最忙碌的活跃份子。突然，好时光不在，一场变故骤然降临。
改革刚绽萌芽，远未如火如荼，匮乏的市场处处冒着商机，只要敢扛起经济大旗，给点阳光就能灿烂。从经济学角度，“八大王”财富积累显得易如反掌。不过，对领跑者造成致命冲击，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不是市场规律，却是阴晴不定的政策。大王们身不由己卷入到一场风波之中，遭遇严重挫折。
1982年1月11日和4月13日，国务院两次下发文件：“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风声鹤唳中，在这场全国性的斗争中，因私营经济而备受争议的温州成为重灾区。
当时浙江省最年轻的副省长袁芳烈出任温州市委书记，受命到温州治“乱”。袁芳烈雷厉风行，决心割掉温州的“资本主义尾巴”。他认定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最严重的在柳市。很快联合工作组进驻柳市，一场轰轰烈烈全范围内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正式展开。大王们这样的出头鸟自然首当其冲，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时称“八大王事件”。
这些温州“名人”，经营企业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应付这场来势汹汹、措辞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运动更无经验可谈。他们慌了头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可结局大都暗淡。
面对突如其来的诘难，胡金林第一个做出了反应。他扛上一袋六万元现钞，主动找到工作组，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他以为这样可以给工作组一个交待。可是事情的发展方向远远超出胡金林的想象。大街上挂着“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的横幅，有三四年没有响过的大喇叭整个白天不停息地用强硬口吻宣传政府的大政方针。看到苗头不对，胡金林干脆关了门市部的卷闸门，带上新婚妻子去全国旅游散心。
两周后胡金林回到柳市，发现税务部门在他的门市部水泥柱贴上一张白纸红章的文件，通知营业税从0.35%连补带罚上调增加到6%。再过了一个月，工作组告知他，“从现在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都直接或间接表明，胡金林将是下一个整顿对象。此时，其他的大王们已经陆续被叫到工作组，且进去就没有再出来。
日子变得动荡不安，胡金林每天托关系打听上面的动静。某日黄昏，一要好的干部骑着自行车路过他家门口，停下来小声说：“不行，要下大雨啦”，然后迅速骑开。胡金林转身奔回屋子，从抽屉里拿出准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证件，连妻子也来不及告别就仓皇出逃，开始了两年“没有目的地的旅游”。当夜凌晨，警车浩浩荡荡地停在他家门口，胡金林早已逃出柳市。两个月后，公安部全国通缉胡金林，罪名是“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
胡金林从上海、北京流窜到东北，甚至在土匪猖獗过、小说《林海雪原》中的座山雕老巢夹皮沟躲了一段时间。两年后，他结束流亡生活悄悄溜回柳市，当夜被捕获。警察告诉他说：“通缉令还在，必须抓你。”第二天，乐清广播站报道：“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在监狱，胡金林被关在重刑犯单间，他彻底绝望，甚至做好判重刑乃至死刑的准备。谁知道66天后，他先取保候审，然后案件撤销。
潜逃的还有郑祥青、李方平和王迈仟与郑元忠。出逃前，柳市工商所多次“传讯”郑元忠，要求他写如何投机倒把发家的检查材料。写到第29天，实在愤懑难当，郑元忠抓起墨水瓶扔向隔离审查室的墙上。之后抓住上厕所的机会，他潜回家中，拿了8000元现金，跳上村后小河的一条小船，开始长达20个月、历经几十个省、市的流亡漂泊。可最终的结局仍是以“投机倒把”的罪行锒铛入狱。牢一坐就是186天。而另外三人命运也殊途同归，相继落网判刑。
在全国公安协力严办下，其他几个“大王”的前途虽各有乖舛，但大抵相似。转眼之间，他们从人生顶峰跌落到生命的谷底。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们的命运不是逆流而上，而是不得以随波逐流，淹没于红尘滚滚。
最早被逮捕的也是最年轻的程步青。乐清专门为此召开公审大会，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台，接受批斗和唾骂。叶建华则是在家给孩子洗脚时，被通知到旅馆谈话。一进门，手铐就铐住他的双手。回忆当初，叶建华眼神迷离，眼眶泛红。
唯一逃脱惩罚的是刘大源。关于此人，有文字记载如下：1967年夏，刘大源弱冠之年，温州大旱。前后131天，柳市未降滴水，十夹河干涸见底，整个虹柳平原哀鸿遍野。乐清水库枯竭，不能发电，刘大源做煤油灯来提供照明，一天内能做100多个，全部热卖一空。他后来做了一个铁箱，把煤油灯生意换来的5000块钱放进去。四年后，这个灵活的年轻人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小铁师傅。一晃十多年，他被称为柳市八大王。在这期间，柳市经历了个体经济缓步觉醒的过程。1971年，一社队企业生产煤油钻开关，急需1万件3*25螺丝，寻遍各商店没有落，便求助于刘大源。神通广大的他四处购齐所需螺丝，赚了一笔丰厚的差价。自此，刘大源摆起螺丝摊。尽管他得到一个国营企业招工指标，可敏锐地感觉到商品气息正逐渐渗透着柳市，便毅然选择了放弃。
1978年，柳市五金电器风生水起，大批量的螺丝需求催生市场。刘大源赶到上海，一周内收集到300公斤螺丝。码头到轮船有500米距离，他将螺丝分成四担。来回搬运。当螺丝全部装到船上，他早已汗流浃背。口渴难忍，想进船上餐厅喝水，服务员见到他的寒酸，直接当众人面拒之门外。不过，刘大源的螺丝种类越来越多，达到17000多种，无论怎样少见的螺丝都能在他这里找到。《人民日报》两位记者听到“螺丝大王”的名声，决定调查是否货真价实，想方设法找了两种极为罕见的螺丝要求配。刘大源看到螺丝，马上说：“有！”记者惊奇不已。
1982年9月，刘大源早起上街，墙上张贴的“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大幅标语触目惊心。他暗自胆颤，做出生平最快速的决定，趁人不备钻进小巷，回家取出7万元后，亡命天涯。之后整整三年，像老鼠一样，他四处躲藏，山穷水尽时沦落到与乞丐争抢垃圾箱里食物的境地。后来听说形势变了，他才在农历年三十回家团圆，但人枯形瘦，相熟亲朋大半不敢相认。
重新回到温州，刘大源成了唯一未坐牢的“大王”。但他已对生意心灰意冷，尽管也难免心有不甘。终于，歇业几年后，他重操旧业，经营螺丝店至今。可此时已非彼时，“大王”头衔虽成过去但毕竟曾戴在身，他为此严格要求自己，宁可生意清淡，也一定避免违纪乱法，留人口舌。
回过头来，审视整个事件中温州政府扮演的角色，不难发现政府行为有时就是这样难以理解。凭借一腔热情的“整顿”和冠冕堂皇的理由引导规范一地的经济，反而扼杀了民营经济的活力；用计划经济来指挥新生的经济力量，无法企及的调度能力却演变为闹哄哄的逞能。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有如此文字：国家这一强制性力量与过去的部落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必要再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而只需把自己的功能限制在提供公共安全和保障产权与公正规则的实施上……温州的改革被称为是一次“自费改革”，它在没有取得正式的“改革授权”“政策资源”条件下，自发自觉、从下而上变革经济。所以，“八大王”事件之所以有价值，就正是因为它将拉开我们正要描述的温州三十年民营经济发展史中政府观念转变的序幕。也就是因为政府态度的趋于明朗，民间经济力量在与地方行政力量冲突了几个回合之后，双方终于达成某种无言的妥协。
打击“八大王”之后，事件高调处理的负作用与活生生的现实刺激着以袁芳烈为首的温州政府官员的神经。数字证明了事实：打击个私经济，低压电器生产和销售步入低谷，主要经济指标一路下滑。1980年温州第二产业发展速度为31.5％，1981年为7.0％，1982年为－1.7％。工人失业、街市冷落，老百姓生活更加无所适从。
袁芳烈们开始反思。政府对自发私营经济态度也由从无所适从、时紧时松，到“无为而治”，顶住压力极力保护民营企业。从此以往，历届政府一直用抽象规则，以此保护个人自由领域不受侵犯，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正是由于政府的放手，温州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私营企业从未再受到致命的冲击。
解冻的形势，开放、蓬勃、昂扬向上成为主格调，一切都充满着希望。人心亦如奔腾的河流，民营经济破土而出，呼吸着逐渐松绑的自由空气，焕发出勃勃生机。而温州，这个名称本身，也借助本地民营经济的激扬超越了地理的局限，放射光芒。
温州市区著名风景点江心寺门口有一副对联，题为：
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
岁月，如潮似云。历史上，数十年乃至千年温州乃是一个极易被人“遗忘”的地方。在中国浩瀚版图上，这里是蛮荒而不起眼的角落，置身于中原经济发展和文化主流之外。而温州人描述自己的生存环境，喜欢用“浩浩东海，巍巍雁荡”来形容。东海、雁荡作为大海名山，名气确实远盖温州。但是，东海的狂风恶浪，日夜不停地历练出温州人不屈的求生存的意志；雁荡山的骇人眼目，磨砺出温州人为生存搏斗的坚强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