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温州，我的大脑皮层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搞江村调查后从未有过的刺激与兴奋。
——费孝通：《温州行》
温州模式的横空出世，无疑是浙江30年改革开放史中最重大的标志性事件。
它的姿态是那么的异端，它的内核是那么的莫测，它的震撼是那么的猛烈，以至于作家丁临一曾发出了与温州传奇同样“疯狂”的断语：
请允许我向你们说一句多少有些强加于人的心里话。我不仅自己在爱着温州，爱着温州人，而且我还觉得，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每个真正的儿子都应该热爱温州和温州人，都应该以一种十分独特的、温柔的、迥于寻常的、近乎病态的爱去爱温州和温州人。因为，在今天，只要审视一下某个中国人是如何理解温州和温州人以及他的理解的深浅，便可立即测定和判明那个人在改革中的位置、态度、作用乃至他整个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也许，还要加上智力发育的程度。
没有一个改革典型，曾像温州那样引起过如此剧烈且持久的激辩。温州模式的内涵到底是什么？究竟只是一种地域性的独特现象还是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普遍价值？很长一段时间，缠绕温州的是大雾弥漫，令我们莫衷一是，欲罢不能。
温州宛如鲜活的精灵，在一个仍有些沉闷的清晨，肆无忌惮地轻舞飞扬。
到温州去
在此前两章，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不安分的温州人的身影。但在1978年至1984年间，他们仍属于相当散乱的个体。现在，作为一支杀伤力超强的市场经济农民军团，他们开始异军突起。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文中指出“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已为人们公认。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温州模式自此与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各领风骚。
这是目前有据可查的第一篇将“温州模式”这一概念见诸媒体的报道。
“实际上，此前已有经济学者在小范围研讨会上提出了‘温州模式’。但究竟是谁，在什么场合讲的，难以查证了。”采写该篇稿件的《解放日报》记者桑晋泉回忆说。
23年前的那次采访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温州瑞安市塘下区农民告诉他，当地家家户户都生产编织袋。一台国有厂子淘汰的生产编织袋的旧机器只需300多元，而一年所创造的利润超过1万元！塘下每年可创产值1.8亿元。
“这简直是天文数字。而且创造这个天文数字的竟然是一群第一次摆弄机器的无组织、无纪律的乡巴佬。”祖籍江苏无锡的桑晋泉由此确信，依靠集体经济的苏南模式，并非中国乡村工业化唯一的致富路径。为了揭示温州家庭工业爆发式成长的动因，这篇稿件还首次概括了“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
为了绕开“雷区”，桑晋泉在标题中回避了“温州模式”这一名词，只是在新闻导语的最后和评论的第一段中出现“温州模式”。总编辑陈念云审定了稿件，并很快签发。时任总编辑助理、6年后因领衔撰写“皇甫平”系列评论名噪全国的周瑞金在安排版面时，决定将这篇文章推上头版头条。
“那时候，‘左’的思潮还相当浓郁，《解放日报》做这样的结论式报道应该说还是冒了一定风险的。”陈念云感慨而言。
温州经济的异动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这要从桑晋泉的报道往前推两年。
1983年11月29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召开。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制定出台第三个令人瞩目的中央“一号文件”。杜润生回忆说，前两个“一号文件”着力解决的是农业和农村工商业微观经营主体问题，第三个“一号文件”考虑的是如何发育宏观市场机制。最终，允许农村社会资金自由流动，鼓励加入股份制合作、入股分红，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等内容写进了该文件。
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对温州苍南县宜山区的再生纺织业大加赞扬，称之使单一的农业生产开始变为农工商综合经营，“展现出生产力充满生机的发展前景”。万里认为，宜山经验完全符合第三个“一号文件”精神。
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突然“受宠”相比，此前数十年甚至前2000年，温州从来都是一个极易被人“遗忘”的地方。
温州依山傍海，山川秀美，境内拥有闻名遐迩的雁荡山和楠溪江两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难怪清人孙广图在《忆江南·温州好》一词中发出由衷的赞美：“温州好，别是一乾坤！宜晴宜雨天较远，不寒不燠气恒温，山色异朝昏。”
然而，温州之美只是“异域之美”。
当中原文化、经济迅速发展时，古属东越、东瓯或瓯越的温州，还因“断发文身”和以蛇蛙为食而被嗤以蛮夷之地。秦末，群雄蜂起，拥兵抗秦。越王勾践的后裔驺摇也率瓯人起义。西汉汉惠帝三年（公元1192年），驺摇获封东海王，都东瓯，建东瓯国，这是温州历史上第一次见诸记载的行政建置。由于偏居东南一隅，天高皇帝远，这里历来是躲避战乱的世外桃源。
温州三面环山，且山高壑深，瓯江和飞云江拦腰横截，行路难不亚于蜀道。唐代孟浩然早有诗云：“我行穷水国，孤帆天一涯。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直至1989年，沿海14个开放城市中，仅温州既不通铁路，也没有机场。
公元998年，瓯人周伫第一个漂洋过海，远走高丽（今朝鲜）经商，水路成了温州人唯一的希望通道。多少年来，温州至上海的船票一直是抢手货，虽然行程需20多个小时，免不了舟楫之苦，但相比之下，这已属豪华舒适的出行方式了。无怪乎温州人叹言：温州、温州，只有水（当地方言谐音同“死”）路一条。1998年3月，也就是在周伫出国定居1000年之后，温州至上海的航班才宣布停开。
自然条件先天不足，又地处浙江距离台湾最近的前哨，长期以来，国家除了从战略角度考虑，在温州修筑必要的军事设施外，经济建设投资基本不予考虑。新中国成立后30年，浙江得到的国有投资在全国各省市区中是最少的，温州更是少得可怜。到1978年，国家对温州工业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为6亿元，仅为宁波的1/4。在同期国家对浙江省的投资总额中，温州只占3.24％，与其作为浙江三大城市之一的地位极不相称。大型国有企业一个没有，市属1000人以上的中型国有企业只有冶炼、矾矿、日陶、面砖等7个，500至1000人的企业也不过区区20个。城市面貌残破不堪，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以至于“姑娘、小嫂挑着粪桶满街跑”一直是温州人羞于启齿的心头之痛。
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温州百姓的穷苦仍可以用“令人震惊”来形容。
温州国家级贫困县文成民政局曾做过一次调查，称全县当时有104户人家卖儿、卖女、典妻，缺半年以上口粮的人口占全县的35%。县里的一位年轻干部不相信，下乡核实。在一个村子，他发现有一位农民因自己顽疾缠身，为糊口活命，将老婆典给邻居一年，换得区区番薯丝200斤；还有一对老光棍兄弟俩，由于没钱讨媳妇，竟然暗地里共用一个老婆。时间久了，全村人都知道，默认了。
正因为穷、因为痛，当改革刚刚透出第一缕光亮时，温州人就蜂拥而上了。改革往往需要付出难以预料的代价，但温州人已经穷得没有什么值得自己犹豫了。
他们，成为一群最先感知春江水暖的鸭子，而且还真正是浩浩荡荡的一大群鸭子。
谁也说不清确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许多地方——无论是泱泱都市还是穷乡僻壤——冒出了一批批神秘人物。他们操着奇怪的方言，喜欢聚居，行色匆匆。在他们身后浩浩荡荡尾随而至的，是铺天盖地、五光十色的各类小商品。至今人人尚深感紧缺、当时更为稀缺的货币，一点一滴地装入了这伙人的囊中。
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
顺着歪歪扭扭的行进路线，好奇的目光聚焦到了同一个地方：温州。
当中国各地还在为奋力翻越“两个凡是”的藩篱大汗淋漓、为真理标准的确立慷慨陈词之时，这一片土地上早已是炉火正旺热翻了天：家家户户不知从何处拼装而成的机器疯了似地运转；大街小巷的店铺一家紧挨着一家，密得连苍蝇都叮不出一道缝；河埠头、乡间路上，肩挑车载的商贩如集市般嘈杂。据统计，到1986年底，当时人口600余万的温州共有120万人从传统农业转入工商业，家庭工业已增至14.65万户，470多个专业市场粗具规模，10万农民购销员遍布全国。
温州人富起来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这里首先成为历史明证。
可以说，温州是在没有预谋、没有准备、没有人为策划的情况下，极不自然地被推上“典型”的巅峰的。
1986年9月，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经过反复热烈的讨论，通过了送交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建立温州试验区的报告》。报告设计了五大试验内容，提出：温州的试验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因此，试验内容、范围、方式、步骤不受传统理论、现行体制和具体政策的限制。允许打破常规、放手探索，准备承担一点风险。
中央领导来了，体改谋士来了，经济学家来了。通往温州的几条年久失修、崎岖颠簸的山路上尘土飞扬。
这是一支不见首尾、“滚雪球”式的参观考察大军：从中央各部委，各省委、省政府，扩大到政协、顾问委员会、人大常委会、纪检委，继而是各厅、局、处、科，再接着是各地、市、县，各区镇和厂矿……
弹丸之地的温州终于招架不住了。温州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大院成了停车场，大型长途专车鱼贯出入。一拨拨“对口学习”的考察团挤满了会议室、办公室。
温州市区大大小小的饭店、旅馆，一万多张床位爆满，就连走廊、过道、饭厅里也支起了临时铺位。
一些有名气的专业户家中参观者盈门，全家整日忙于招待，讲得口干舌燥，根本无暇进行生产。不得已，有的被迫仓皇出走，以闭门谢客。
新兴“农民城”苍南县龙港镇每天要接待上万人，所有饭店、食堂24小时营业，仍无法满足需求。
1986年11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前往温州考察。同天抵达的全国仅地市级以上的参观团就有10多个。田纪云大吃一惊，当即给国务院打电话，要求坚决制止这一现象。
几天后，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共和国第一个要求控制参观的文件——《关于各地立即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从现在起到明年春，各地各级政府要立即停止和取消到温州参观、考察的安排。确有必要去的，也需事先征得浙江省政府同意，严格限制人数，分期分批前往。希望各地从严执行，以利于温州市各级政府和人民集中精力开展经济改革。
截至1986年，温州突如其来地遭遇了第一轮席卷全国的“温州热”，累计参观人数超过60万。其中在被称作“温州年”的1986年，仅副省级以上官员来温州参观就达93人次。高潮中的高潮——1986年9—10月，从杭州、宁波连接温州的两条公路上车流阻塞，车祸激增：两个月发生交通事故300多起，日均5起。共翻车57辆，死71人，伤250人，比上年同期增加4倍。
对于那些为中国的未来虔诚祈福的改革者来说，温州的爆发式发展呈现出了来自民间的巨大生命力。任何发生在温州的甚至是天方夜谭的故事，都让他们感受到如同蒙娜丽莎的微笑般神秘的魅力。
1986年2月，77岁的社会学泰斗费孝通来到温州。此后的1994年11月和1998年10月，费老又两度重游，先后留下了《小商品大市场》、《家底实创新业》和《筑码头闯天下》三篇影响广泛的佳作。徜徉于温州，年已古稀的老人感慨万千：“我的大脑皮层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搞江村调查后从未有过的刺激与兴奋。”
每一天都有奇迹发生
在1983年底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温州苍南县宜山的再生纺织业，第一次引起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注意，并建议“大家都应该到宜山看看”。令万里兴致盎然的，是宜山发生的匪夷所思的“奇迹”。
1988年夏天，我前往苍南县采访，顺路“到宜山看看”。
以下是完全出乎我预料的抵达宜山的路线：
早晨从县城灵溪出发，坐着中巴车在土石路上颠簸了差不多2个小时后，眼前淌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
登船，两岸山峦十分秀丽，没有顶棚、狭长得像条龙舟的小船在弯弯的河道曲折前行；
上岸，成串的农民“的士”——这是一种小型的柴油三卡，限定载客6人，实载常常达10多人，有的干脆蜘蛛般半个人吊在车外——极热情地揽客，嘭嘭作响的柴油发动机让你心跳得发慌；
再登船，又是一条小河，又是一段对生意人来说无暇顾及的风光之旅；
下午，当你觉得似乎有点饿过了头的时候，宜山镇终于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