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剥夺解释理论，死亡剥夺了我们本该拥有的美好事物。因此，当它对我们有害时，这是它的主要坏处。当然，我最初提出这个想法时说的是，死亡剥夺了我们生命中的美好事物。但是，现在我发现有些人可能希望略微修正一下这种说法，因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生命本身也可以是美好的。不过，抛开这些细节，我们可以将这种理论的基本思想概括为：死亡的主要坏处在于，（当它降临的时候）它剥夺了我那值得一活的生命。
不过，虽然我一直极力在说，剥夺是死亡主要的或者说根本的坏处，但我想我们还是可以说，这不是死亡的唯一坏处。就算我们继续耗在“死亡是如何对会死之人产生不利的”问题上，也不能说剥夺是死亡唯一的坏处。就像我们体验到的一样，除了涉及剥夺之外，死亡还有其他的特性，与剥夺截然分开。那么我们就必须问一个问题，这些进一步的特性会增加死亡的坏处吗？与此相对应的，可以想到，这些特性中的某些可能会起缓和的作用，或者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消除它的坏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你将会死去”，这当然是一个关于你的不争事实。但是不止于此，你将会死去，而且你必然会死，这件事避无可避。让我们就死亡的必然性（inevitability）做个对比，就拿你在读这本书来说吧。毫无疑问，你现在读着这本书，但这不是必然的。在读书这件事上，你有得选；但是死亡不一样，不管你怎么选择，你都避不开死亡。所以“我们都将死去”不仅仅是一个事实，更是一个必然真理。于是，我们可能会问，死亡的必然性意味着什么？它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吗？这里，我想区分两种情况：个人的情况（你必然将会死去）和普遍的情况（我们都必然将会死去）。
让我们先思考一个事实，即你不可避免地将会死去。死亡的不可避免是让事情变得更糟了，还是变得更好了？有趣的是，我认为这个问题两种可能的答案都很有道理。一方面，你可以想到有个人在说：“你看，我将要死去已经够糟了，但是我却对此无能为力，这就更糟了。我在死亡面前无力回天，这就像在伤口上撒盐。我无论如何也无法逃脱死神的追捕，在生死存亡面前我们完全软弱无能，这让事情变得更糟了。”
可是，相反，也有人会说死亡的必然性减少了死亡的坏处。想要明白这种立场，只要想一下习语“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背后的观点即可。木已成舟，覆水难收，你不能改变它了。显然，这种观点想要说明的是，一旦你注意到你无法改变某事这个事实，你无力改变的事就不再那么让你沮丧了。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当我们发现自己对于“我将要死去”这件事无能为力时，也许这个发现带来的刺痛也就消除了一些。
有一个简单易懂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观点：请试着为“2+2=4”这个你无力改变的事实感到沮丧。假设你希望2+2=5，在这件事上你会感到愤怒、遗憾和恐慌吗？我想你不会。在如此明显不可改变的事物面前，你无法激发起那些情绪。
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生命中发生的每件事都是必然的，只要我们承认这个事实（至少他认为这是一个事实），就能与生命中发生的事拉开某种情感距离，它们将不再使我们沮丧。我们将不再为事物失望，因为对一件事失望的前提是这件事可以有其他不同的结果。斯宾诺莎认为，一旦你意识到某件事不能有其他结果，就无法对这件事感到难过。既然如此，那么如果我们明白了我们的死亡是必然的，并且从内心接受了这一事实，这也许就可以减少死亡的坏处。
没准这是对的，但我不确定。也许你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Underground）。地下室里的人对“2×2＝4”这件事感到沮丧。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对此完全无能为力，正是这个事实让他倍感沮丧。他不能改变2×2＝4，这种无能为力让他感到愤恨。类似地，当笛卡尔思考上帝之无所不能时，他指出，如果上帝不能改变数学法则，那么他是不够完美的。笛卡尔认为，如果上帝被迫接受那些他不能改变的必然性，那将是上帝软弱的象征。所以笛卡尔声称，上帝本可以使得2+2＝5变成真理，只是他选择了不那么做。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纳了这个想法并使用了它。他的地下室里的人说，事物发生的必然性并没有实际的帮助，它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就像我说的，这两种观点对我来说都很有道理。在不同的心境下，我会偏向不同的立场。
事实上，不仅我必然将会死去，而且我们都必然将会死去。死亡的普遍性（universality）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死亡的坏处呢？同样地，我在两种答案间摇摆不定。一方面，我想说，我将要死去真是糟糕，但我不是一个不死的怪物。然而，知道其他人也必然死去甚至让我感觉更糟。又或许，根据我们关于永生的讨论，我应该说真正令人伤心的是我们（或者至少我们中的大部分）都死得太早。这增加了死亡的坏处。
另一方面，说句实话，我们都知道“难中喜相伴”这个说法。发现这种不受欢迎的事不仅仅发生在我身上，多少有些令人安慰，不是吗？就好像上天并没有单独把我拎出来受伤害，让我早些死，它几乎对所有人都是这么做的。也许从这个事实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慰藉。
这里有一个关于死亡的特征值得思考，即死亡的差异性（variability）。毕竟，事情并不是“我们都会死去”这么简单，在我们能够活多久这个问题上，人和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我们中的有些人可以活到80岁、90岁、100岁，甚至更高龄。而另一些人在20岁，或者15岁，或者10岁，甚至更年幼的时候就夭折了。
即使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生命也并不一定要以不同的长度出现。毕竟，死亡好像并不一定要涉及差异性。我们可以设想有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都在相同的年龄死去，也许这个统一年龄是100岁。那么，生命长度的差异性是使事情变糟还是变好了呢？
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我想，可以直接认为这种差异性让事情变得更糟了。毕竟，我们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人们很难从道德上接受不平等。很不幸，尽管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错，但有些人生来就很穷，而另一些人却生来就富有。如果不平等在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那我们很可能会认为，在能活多久这件事上存在如此严重的不平等，有些人年仅5岁就夭折，另一些人却可以活到90岁，这是道德上的灾难。然而，为了总体集中讨论关于死亡的坏处，我想把道德问题放在一边，转而思考死亡的差异性对我来说有多好或有多坏。
我们可以从两个基本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寿命不足平均值的人和寿命超过平均值的人。从不足平均寿命的人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一件坏事。我这么早就要死去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更糟的是，我连平均寿命都活不到，真是雪上加霜。随后我们可能会猜想，那些寿命超过平均值的人怎么想呢？假设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寿命的中位数，即一个精确的生命长度，使50%的人活得比这个值少，另外50%的人活得比这个值多。对于每个寿命比中位数短的人来说，都有一个对应的寿命比中位数长的人存在。那么后者会说：“虽然我这么快就会死去有些遗憾，但至少我已经活得比平均寿命长了，看起来我还算是赚了。”
这个等式的两边也许可以互相抵消，即有一些人因为他们活得比平均寿命短而受损，另一些人因为活得比平均寿命长而获益。说不定就死亡对个人的坏处来说，这是一句废话（that's a wash），可能是这样吧。但是据我所知，还有一个相关的更深层的人类心理现象是：相比于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ed），（用我们常说的话就是）我们更在乎被亏待（shortchanged）。我认为，平均水平以下的人们，他们受到伤害要大于平均水平以上的人们的获益。如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事实看来是这样的，尤其是对死亡这样的事而言——那么差异性就带来了额外的坏处，一些人由于寿命少于平均值而受到的危害，大于那些寿命多于平均值的人获得的好处。
死亡还有另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已经考虑过了必然性，探讨过了差异性，那么不可预测性（unpredictability）又是怎样的呢？关于死亡，不仅“你将会死去”是必然的，也不仅一些人活得比另一些人长，还有一个事实是，你不知道你还能再活多少时日。
如果你认为我们在考虑差异性时已经引入了不可预测性的概念，那也可以谅解，但事实并不是那样的。从逻辑上来说，尽管差异性是不可预测性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其充分条件。事实上，你可以在存有差异性的情况下，具备全面的预测性。比如，试想一下，假如每一个婴儿出生的时候手腕上天生都有一个胎记，这个胎记准确无误地指出他们将要死去的年、月、日以及时刻。我们完全能够设想这样的一个世界：死亡仍是必然的，每个人的手腕上都标有一个死亡日期；更重要的是，死亡仍可以具有差异性，有些人活了80岁，有些人活了57岁，另一些人仅仅活了20岁。但是，这里就没有了不可预测性。因为胎记的存在，每个人都会准确地知道他们还能够活多久。
当然，我们的世界里没有那样的胎记。在现实世界里，死亡不仅存在差异性，还具有不可预测性。这会使事情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糟？预先得知你什么时候死去会更好吗？
不可预测性有潜在的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可活，所以很难做出规划安排。当然，你可以基于统计数据做出一个猜测，你还可以计算平均寿命。假设现在美国的平均寿命是79年。那就意味着，如果你现在快30岁了，那么平均来说你还有50年的时间可活。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平均水平掩盖了许多潜在的差异性。比如，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你一边忙着计算这些，一边过马路，然后被一辆卡车撞了，你死了。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对吧？因为不可预测性的存在，你不能真正确定将会发生什么。因为你不能真正确定将会发生什么，所以你很难做出合理的规划安排。
尤其是，我们很难知道该以什么样的步调走完一生。假如你决定去医学院，成为一名医生，那么你不仅要花时间读大学，还要花时间去医学院，更要花时间住院实习，甚至要花时间做实习医生。这需要非常庞大的投入，是一个长期规划。如果你在20岁出头就生病去世，那这个规划就砸了。当然，这个例子相当戏剧化，但从原则上来说，这类事情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人身上。你制订了一个人生规划，弄明白了你一生中想实现的成就，然后，“啪”，毫无预兆地，你死了，也就搞砸了你的规划。如果你能知道你只有20年而不是50年可以活，你会为你自己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所以说，不可预测性让事情变得糟糕。
还有另一种不那么常见的情况。你做了一个人生规划，很好地执行了它，然后每当临近你推测的死期时，可以想见，你都没有死。你继续在世间逗留徘徊，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虎头蛇尾了。你的人生太早到达了巅峰。你以为自己会像演员詹姆斯·迪恩一样，“放纵过活，英年早逝”（burn out fast and die young），但你错了。如果你能知道自己还有70年可活，知道你不会这么年轻就去世（你活到94岁高龄），就会选择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
实际上，通过思考这些问题，我想说明的是，你生命的总体价值可以被一些我们未曾讨论的特征所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你人生的整体形态（shape）极为重要。稍微换一个说法就是：你人生的“叙事弧线”（the narrative arc）影响了其总体价值。
让我用一些非常简单的图表来解释这个观点。这些图表并不一定切合实际，却可以让你有个基本概念。19世纪美国作家霍雷肖·阿尔杰曾写过一些故事，都是关于出身贫穷的人通过自己的力量（辛勤工作、奉献、努力）成为富人和成功人士的故事。麻雀变凤凰，那真是一个美妙而令人鼓舞的人生。
让我们来为那样的人生画一个图。Y轴代表幸福，即在既定时刻你的处境有多好，X轴代表时间。第一个图里，你开始时一无所有，最后生活美满。这个很棒的人生，就是霍雷肖·阿尔杰型。
现在来看另一个不同的故事。这次与前面相反，一个人从富裕落入贫穷。他一开始什么都有，最后却变得一无所有，凤凰变麻雀。这是阿尔杰·霍雷肖型的人生。当然，这是第一个故事的颠倒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