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8年开始了，拜伦仍旧忙着校订已经出版的诗集和预备新诗集的排印工作。同时也在伦敦享受着作家的自我快乐。像往常一样，他还是缺钱用，因此，他自己也不想做回剑桥的打算了。
在给韩生先生的一封信中，他说：“我马上就要满二十一岁了，但是身边连二十一英镑也没有。”这个时期缺钱用，对拜伦来说一定非常难堪。因为他生性慷慨大方，即使他必须向人借钱才能填饱肚子，仍旧要表现出自己的阔绰；更糟糕的是，他越没钱，出手越大方。
拜伦在伦敦住了一段时期后，突然开始放纵自己的情欲。他的身体本来就因为减肥过度而衰弱，现在精力更加不好，影响了他的创作。在给好友霍豪士的信中，他坦白承认：“我已陷入情欲的深渊，几乎不能自拔！”追究起来，他放纵自己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一些文学评论家对他的批评所引起的。有一份较为著名的文学批评杂志《爱丁堡书评》，甚至对他做人身攻击，说他骄傲自大，而其他的评论也没有说什么好话。
后来他似乎已修养得可以承受这种打击了，然而，他的好友霍豪士说：“事实上，他几乎要毁灭自己！”最后，拜伦的愤怒虽转为报复的决心。可是，他的意志却从那时候起开始消沉，整个春天，他都浸溺于肉欲中。他的健康已遭到严重的损害，而他却非常不在乎地对霍豪士说：“当爵爷的都是这样！”
拜伦在6月16日离开了伦敦，转往不来登享受海边风光。
7月4日，拜伦再度回到剑桥接受硕士学位。他对人家说：“……校长颁发硕士学位给我，是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这真是一出闹剧！”
拜伦回到不来登的时候，霍豪士和戴维斯来陪伴他。7月和8月，他就在泡泡海水、狂饮和写一些哀怨的诗给他的情妇中度过。当忧郁的情绪来袭时，他就在诗行中发泄。他对现实的不满和他的幻想，很少在信里表达出来，但由他的诗中可看到。
我渴望再成为一个天真无邪的、无忧无虑的小孩……
我们可以从诗中发现，他把一切的忧愁都转移到他对童年的回忆中。
9月初，他回到了纽斯德，虽然向他承租庄园的葛雷没有好好地为他照顾庄园，但拜伦还是对属于自己的土地爱恋不已。于是他立刻决定，非但不把庄园卖掉来还债，甚至还要大肆地修缮一番，使它像从前一样的美丽壮观。他耗费了许多金钱，雇来了很多工人，连他母亲都为他的大手笔所震惊。然而他却对母亲说：“你没有办法阻止我做这些事，连我明年3月间（最晚5月）就要动身去波斯的事，你也管不了！因为，在我回来之前，你要做我的房客。”
拜伦决定去东方旅行的原因是——据他的监护人、他的代理人韩生先生，以及他的母亲说——他要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在议会的贵族院取得一席之地，然后利用到国外的机会增广见闻，以便为自己进入国会的前途铺路。
但是，拜伦真正的动机并不是如此单纯，他深藏已久的浪漫思想（到一个不同的环境去，寻求新鲜的经历等等），以及日感厌倦的放荡生涯，都可能是迫使他急于离开英国的原因。再说，他自己的毅力太不坚定，若不断然离开英国，他必定没有勇气脱离那种每天千篇一律的腐烂生活。
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也表示——
总之，你必须了解我的计划并没有不妥之处。如果我现在不去旅行，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了！而且，每个人都应该在一生中做一次旅行……如果我们不去看看别的国家，我们将会永远对别国的人抱有偏见……
在等待的这段时日中，拜伦和霍豪士过着爵爷的生活，霍积生收到拜伦的信说——霍豪士打猎、游泳……而我却什么也没做……事实上，他也不是在那里无事可干，他不断地在增补他的讽刺作品。
拜伦的堂姐（即他暗恋的玛丽·嘉渥，现在已是马斯德士夫人了），一听到拜伦回来的消息，立刻邀请拜伦同霍豪士去她家。由于这次的造访，勾起拜伦许多伤痛的回忆，自然，这种纷乱和不安的情绪，又借着写诗而得到抒发了。
除了这件不开心的事外，还有一桩令拜伦伤心的事，那就是他的爱犬包茨威恩得了狂犬病，拜伦眼睁睁地看着它死去。根据摩尔的记录：“拜伦对狂犬病的情形近乎无知……很多次，当狗病发作时，他还用手去抹掉它嘴上的白沫……”这只狗死后，拜伦伤心透了，他特地为这只狗写了一篇墓志铭放在它的墓前，后来又把墓志铭刻在石碑上立于纽斯德的花园里。
这两件事发生后，拜伦更想马上离开英国了。在写给韩生先生的信中，他说：我想去研究亚洲的政治和风俗习惯。我还年轻，还有光明的前途，我不想就这样放荡地过完一生……再说，即使我在六个月的航程中，用上十二个工人，所花费的费用也不过是800英镑而已，我想你也会同意。如果同样的情形，在英国生活恐怕要四倍以上的费用呢！
11月底，霍豪士离开了纽斯德，于是拜伦又邀请许多朋友来陪他，但是一个都没有来。正寂寞无聊时，他的园丁为他带来了一个从土里挖出来的骷髅，这正好可以替他解闷。他命匠人把这个骷髅头做成一个大酒杯，放置在一个银盘里面。工钱（拜伦一点也不操心，因为他还有更大数目的债要还呢！）17英镑17先令。
他为这件事写了一首诗——刻在骷髅做成的杯子上的诗：不要害怕——也不要以为我的灵魂已经飞逝无踪，看看我这个天下独一无二的骷髅！
从这里面流出来的，绝不是活人的脑汁，尽是一些枯燥无味的东西！
拜伦呆在纽斯德的这段时间，虽然因为朋友的离去而感到寂寞，然而，他却向人表示，他一直不缺乏女性的安慰。他雇了两个年轻的女仆来帮忙管理家务。他写信给朋友说——我雇用了两个人，这是因为其中一个较年轻的已怀孕（你也可以想象得到这是谁的成绩），我不忍心让她受苦。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拜伦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可是，他对自己所做的事，却颇有责任感！拜伦每年供给这个怀孕的女仆100英镑（50英镑给孩子的母亲，50英镑归孩子），而且当这个孩子出世后，拜伦还写了一篇《给我的孩子》的诗，尽管他一点也不爱这个女仆。
拜伦再次到伦敦时，有两件事迫切需要办理妥当。一是出版他的讽刺作品，另一是要筹划进入国会的一切工作。他虽已写信给他的监护人卡力索伯爵，请伯爵出面替他介绍，免得他自己还要办理呈报身份证件等繁琐手续。然而，卡力索伯爵只是冷淡地告诉他一些申请的手续，并未出面替他介绍。拜伦觉得受了极大的羞辱，却也不得不按照一定的手续进行。同时，他购买了许多有关政治方面的手册和一些旧的记录。自然，他又欠书商一大笔债了！
拜伦的浪费一直令他的母亲坐立不安，她写信给韩生先生说：我只希望上帝能帮助他脱离目前的境况，让他今年春天能和一位有财产的小姐结婚。
至于什么爱情的结合啦，那都是与实际生活毫无相干的。他应该利用上帝赋予他的才能，何况他还是一个英国的贵族呢！他有和贵族家庭小姐结婚的特权。
整个1809年的2月里，拜伦一面修改他将要出版的讽刺诗，一面等着去伦敦进入上议院的时刻赶快到来。
上议院延搁了接纳他的时间，使拜伦感到非常没有面子。因此，当仪式完毕，主席离座向他伸手表示欢迎时，拜伦只肯碰一下主席的手指头，然后故意坐到反对党的席位上去。不过，拜伦之所以这样做，除了生气外，也是由于他天生具有的反叛个性。拜伦就是不要让那位主席以为自己是和他同党的。此外，他害羞的个性，也常常导致他人以为他冷漠无情。
拜伦要出版的讽刺作品，已定名为《英国诗人和苏格兰的评论家》，可是，却没有在封面上写出作者姓名。他因年轻气盛，毫不谦虚地对当代作家们大肆批评，他说他们和他所景仰的派普和德莱敦比较，不过是“缺乏智慧”的“骗子与笨人”；连他从小就爱读的摩尔的抒情短诗，也被他批评为“没有道德”。当然，他也趁机抨击爱丁堡书评的主编，以发泄自己的怨气。
拜伦发泄完自己的愤怒，又在国会争取到一席之地后，他觉得可以准备出国了。于是便买了5月6日的船票，准备从英国南端的法尔茅斯出境，并且催促韩生先生尽快替他筹钱。他急着要离开英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到现在还是一个谜。他写给韩生先生的信中提到，他并不是因为出版了那本讽刺诗怕得罪人而要赶快逃离英国，“但是如果能够避免的话，我永远不想再回英国来住。为什么——这是一个秘密……”
4月25日拜伦再次回伦敦，他一方面要打听他的讽刺诗的销售情形，一方面要为自己的旅费筹款。本来有一位梭布里奇先生要借给他6000英镑的，但是，因为没有谈妥，所以拜伦的行期又拖到了6月。他的讽刺诗销售情况还不错，于是，他忙着预备在第二版时增加一点内容，并且要在他出国之前把自己的名字也刊印在第二版的诗集上。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他到哈洛走了两趟。听说一个朋友在和人决斗时被刺死了，拜伦同情他的遗孀，就偷偷塞了500英镑在她早餐用的杯子底下，不让她知道是谁给的。
为了旅途有伴，拜伦邀请霍豪士和麦修士同行，结果只有霍豪士在与父亲经过一番争吵后决定与他同往。身无分文的霍豪士，得到拜伦的承诺（现在他的债款已达13000英镑了），愿意负担他的一切费用。
6月19日，拜伦再也无法等待了。他会同霍豪士，带着所有的仆人和行李，往法尔茅斯出发。
拜伦从法尔茅斯写信跟母亲说：
我在英国已经完蛋了——至少在我的那块土地还能卖点钱之前是如此！而且，如果情况没有变动，我将到奥地利或俄国去，甚至到土耳其去当兵——如果我喜欢的话。世界在等着我，我离开英国绝无任何遗憾！除了去拜望您和看看我的住所外，我不再回去了。
6月30日，在里斯本的一艘邮轮“伊丽莎白女王号”上，拜伦写了一封信附带有一首诗寄给霍积生，伪称船已开航，并且又遭到风暴侵袭。然而，这船一直到7月2日才开航。
他旅行的主要动机，似乎可以从他后来的一本名为《哈洛王孙游记》的诗中的第一篇找到一点暗示，而且，这首诗也忠实地记录着他旅行中所获得的一些新鲜经历和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