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决策有用观的逻辑分析
决策有用学派形成于证券市场日益扩大和规范的历史经济背景下。由于投资主体多元化，委托受托责任日渐模糊；而且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中小投资者对监督保持“理智的冷漠”，而以“用脚投票”的方式来对待他们认为经营业绩管理不好的公司。在这种情况下，会计目标随之转变。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需要大量可靠而相关的财务信息，而财务信息的提供又必须借助会计系统，于是会计系统必须以提供决策所用信息为目标。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能动反应以及信息理论和决策理论的出现，极大地强化了决策有用学派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
4.决策有用观的优点
（1）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更为全面，充分考虑到了委托受托之间的非直接关系的存在。
（2）对会计信息使用者的群体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强调除了资源委托者和受托者之外，会计信息也要服务于其他利益相关者。
（3）决策有用观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受托责任观的内容，是对后者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吴建业，2004）。
5.决策有用观的局限
（1）概念具有主观性。“决策有用”中的“有用”是一个抽象、主观、模糊的概念，操作性较差。首先，会计信息使用者是多元的，其对信息的需求也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其次，对于同一信息，由于使用者的专业基础、经验、理解能力不同，其有用性评价也存在差别；再次，即使是同一信息使用者，在不同时期对信息有用性的要求也存在差异。
（2）对会计职能、作用的认识不清楚。首先，该观点关注未来现金流的数量与分布，试图使会计能够提供未来信息。但是，这种观点混淆了“有助于预测未来的信息”与“预测未来信息”的区别，因为会计是反应性的，它无法提供未来信息，而只能提供历史信息。信息使用者能够做到的也只是从持续的历史信息中寻找某种规律，以期待“让历史告诉未来”。其次，提供决策有用信息只是会计职能的一项，会计还具有控制职能，在确定会计目标时不能只重一点而不及其余。
（3）对环境有一定的要求。只有在资本市场发达的情况下，决策有用观才能使会计信息与其使用者紧密相连，并促使会计理论更有方向性和针对性。
（四）投资者保护观
1.投资者保护观的主要倡导者
美国证监会（SEC）是投资者保护观的发起人与主要倡导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各资本市场中盈余管理盛行，财务报告的可信度受到严重侵蚀。作为受托人的企业管理层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使得作为委托人的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所有这些，都对资本市场的正常有序运行构成潜在威胁。为了缓解投资者和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遏制公司管理人员的盈余管理行为，减轻道德危机的发生频率，保护处于信息劣势的投资者的利益，SEC提出了新见解，明确提出会计准则的基本目标就是保护投资者。
投资者保护观的发轫者是时任SEC主席的Arthur Levitt。1997年9月，在《高质量会计准则的重要性》的演讲中，他主张会计准则应当以保护投资人的利益为目标，并提出要以诚信、透明、公允、可比和充分披露等特征为主要质量要求，倡导向投资者进行充分、公允且公平的披露。1998年9月，他在纽约大学“法律与商业中心”成立大会上做了题为《数字游戏》的著名演讲，猛烈抨击了美国公司在财务报告中的利润操纵行为，指出了欺骗和误导投资者的种种现象及其严重危害性。
2.投资者保护观的主要观点
（1）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应该是充分披露而透明的（评价IAS质量的标准）；
（2）强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中立性和一贯性（SASNo.61修正意见）；
（3）注重会计信息的可比性，要求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尽可能地缩小留给企业的会计选择空间；要求关注披露的明晰性和可理解性，要求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估计的稳健性（《蓝带报告》第8号建议书）。
（4）与其他观点相比，更关注与公司治理结构及其利害关系有关的问题。
（五）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的关系
作为会计目标研究中两个先后出现、但均影响巨大的观点，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的争论一直在进行。不断争论的结果表明，两种观点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存在统一性、可以融合的。
1.两者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会计信息论
无论是受托责任观还是决策有用观，其本质目标都是提供会计信息，只不过侧重点不同：受托责任信息是为了满足委托人评价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需要，而决策有用是满足现时的和潜在的投资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进行投资、信贷决策的需要。
2.二者并非对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会计信息服务于受托责任观中的委托人也体现了决策有用观。委托人在借助会计信息了解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后作出评价并作出相关的决定，这本身也是一种决策——关于履行情况是好是坏的决策、关于是否继续原有委托关系的决策。
（2）相关性与可靠性密不可分。虽然受托责任观更强调可靠性而决策有用观更强调相关性，并且二者确实在某些时候存在冲突，但二者的统一性同样存在。一方面，信息一定要在可靠的基础上再相关，缺乏可靠性的信息很难说有相关性；另一方面，在保证可靠性的基础上，也要提高相关性，毕竟不相关的信息无助于使用者进行决策。
（3）面向未来与面向历史并不矛盾。通常认为，受托责任观则更倾向于“面向过去”，因为要评价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过去的经营业绩信息才最有说服力；而决策有用观更强调“面向未来”，因为企业未来现金流的金额、时间分布及其不确定性对于投资者决策才最为相关。其实，这种分歧其实是可以弥合的。如果委托人只关注历史信息而不考虑受托人行为对企业未来的影响，就会出现决策失误，引发受托人的短期行为。同样，如果没有历史信息做基础，面向未来的决策的可靠性也是难以保证的。“会计信息的前瞻性应通过信息是否有助于准确评价历史业绩的方式来体现”（边泓、周晓苏，2007）。没有有关过去的知识，预测将缺乏基础；而没有对未来的关心，有关过去的知识是没用的。
3.广义受托责任观包含了决策有用观
受托责任有广义和狭义之说。财务报告概念公告提出的、我们所熟知的受托责任属于狭义概念，其存在以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为前提。但是，随着委托代理关系逐渐模糊而且投资者开始“用脚投票”，决策有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事实上，持有或抛售特定公司的股票也可以视为一种受托责任决策，它意味着投资者选择或放弃了公司目前的管理当局，是一种间接行使委托人权利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义的受托责任包括了决策有用性（葛家澍、张金若，2007）。
由此可见，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是不同经济环境下的理论总结，它们均能满足特定条件下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它们也都是以维护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合理权益、降低交易成本为宗旨。二者并非完全对立，更无优劣之分，其观点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信息使用者的范围、信息需求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决策有用观不是对受托责任观的否定，而是受托责任发展到一个特定历史横切面上的特例”。
事实上，受托责任观最主要的主张者井尻雄士在20世纪90年代也已经接受了决策有用观的思想，他认为会计目标“包括几乎完全相反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可称为会计的决策，另一方面可称为会计的受托责任。前者侧重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而后者侧重于提供认定和解除受托责任的信息。”“会计目标的两个方面是建立在两个根本不同的基础上的，但它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被有机地联系起来了”。
比井尻雄士更早认识到两种观点的相容性并付诸实践的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2001年改组为IASB）。为了适应不同经济社会环境下不同企业的会计目标多样性，提高国际会计准则（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IAS）及其继任者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 Standards，IFRS）的适用范围，进而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和权威性，IASC制定的IAS便兼收并蓄，采纳了决策有用观为主、受托责任观为辅的方式。
（六）受托责任观、决策有用观与投资者保护观的关系
1.受托责任观与投资者保护观的关系
受托责任观强调受托责任的履行，注重委托经营资源的保值增值情况，与投资者保护有着天然的联系。笔者认为，二者虽然在对投资者的范围界定上有所不同（受托责任观主要强调股东，而投资者保护观中的投资者既包括股东也包括债权人，而且既包括现有的投资者也包括潜在投资者），但两种观点有着很多相似点。或许可以说：如果很好地履行了受托责任，也就必然有效地保护了最主要投资者（股东）的权益。因此，对于二者关系，本节不做更深探讨。
2.决策有用观与投资者保护观的关系
与受托责任观相比，决策有用观与投资者保护观的关系更加复杂，因此本文用稍多的笔墨进行分析。
（1）二者的区别
可以看出，决策有用观和投资者保护观在诸多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而这也导致了双方在政策选择和监管程度上的分歧。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不同的团体利益决定了不同的立场。就FASB而言，其成员主要是来自会计界的专家和学者，其使命就是代表和维护会计职业界的利益、巩固和提升会计职业界在信息市场的竞争力，因此FASB采纳决策有用观自然水到渠成。而SEC是证券市场监管者，维护资本市场秩序、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保护投资者尤其是其中相对弱势的群体是其职责所系，因此其对财务报告质量评价提出投资者保护观也是顺理成章。
（2）二者的联系
决策有用观和投资者保护观虽有差异，并不妨碍二者之间存在可以相容乃至相融的部分。架设它们之间桥梁的是在决策有用性指导下提供会计信息的两种方法——信息观和计量观。
①信息观（Information Perspective）
Ball和（1968）、Beaver（1968）从不同角度验证了证券市场中股票价格会对公司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产生反应，他们所倡导的这一方法一般被称为信息观（汤云为、陆建桥，1998）。“会计盈余信息对投资者的决策是有用的”，这一结果证实了会计界的努力是有价值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FASB定义财务报告目标的理论依据。
信息观以证券市场的半强式有效（而非完美的强式有效）为前提。一方面，理性的投资者能够识别、吸收所有已经公开的信息（包括会计信息与非会计信息），对同一事项能够做出无偏的估计，因此，财务报告只要进行了充分披露，就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另一方面，投资者仅能对已经公开的信息做出反应，这就意味着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可以获得超额收益，因此内幕信息及内幕交易将成为危害证券市场的隐患。由此，公平披露原则成为另一需要贯彻的精神。
②计价观（Valuation Perspective）
20世纪60年代末一直到80年代末，信息观在证券市场会计研究中一直处于主流地位。而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发现，股票价格不仅反映了信息，也反映了噪声交易者的噪声（Black，1986），于是另一种为增加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而引入的方法——计价观脱颖而出并后来居上。该观点首次将股票价值与股东权益账面价值和未来盈利联系起来，确立了会计信息在决定股票内在价值中的直接作用。
③信息观、计价观与投资者保护观的关系
信息观与计价观都是在决策有用观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但它们对财务报告的影响却处处体现着投资者保护观。
众所周知，信息披露机制是证券市场的基石，充分、公开、公平的信息披露能减少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有效遏制经营者的道德风险，从而保护处于信息劣势的投资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信息观的本质就是倡导一种公开、公平、充分的信息披露机制，因此，在信息观下，财务报告在实现其决策有用性的同时也客观发挥了保护投资者的作用（陆亚勤，2004）。
从研究路径上看，信息观的思路是：会计信息——实际股价；而计价观的思路是：会计信息——计价模型——股票内在价值——实际股价，二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全一致，只是计价观中多了两个中间环节，而该中间环节在市场有效性不高、实际股价偏离股票内在价值（这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的情况下，是十分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计价观对信息观进行了非常必要的补充，从而也间接地支持了投资者保护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