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rrell和Whidbey（2000）利用1982-1992年间66家发生CEO被强制更换的公司为样本，研究CEO的强制更换后公司中的外部董事所面临的激励问题。结果发现公司CEO因绩效低劣被强制离职后，那么与CEO关系紧密（不独立于CEO）而且持股量少的外部董事被更换的可能性随之增加，而且可能丢掉在其他公司的董事资格。而与CEO关系不紧密，做出了正确的更换决定（即解雇原经理和雇佣新经理的决定，两个决定必须都正确，以更换后的绩效提高为衡量标准）且持有相对较大量股权的外部董事，在CEO更换后将继续在公司保持董事资格或者在更多公司中取得董事职位等。结论支持Jensen（1993）的言论，即董事们一般没有激励去解雇一个低效的CEO，否则他们将会面临离开目前董事会的可能。也与Lubing和Duff（1995）的研究结果一致，因为监督一个低效CEO活动是一个带有风险性的赌博活动，该活动涉及两个决定，即首先决定是否有必要强制CEO离职，其次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继任者。而董事们必须做出两个正确的决定才能受到市场的奖励。所以很多董事不愿意参与解雇一个低效CEO的活动。Farrell和Whidbey认为，更换本身可能导致董事会的重构，而不管更换的类型。新任CEO可能安置自己的董事会成员，而不管他是强制更换还是正常更换的继任者。尤其是CEO为一外部人士时，他更可能安排自己的董事会。
张必武，石金涛（2005）从业绩相关理论、锦标赛理论和专用化人力资本理论出发，对我国上市公司总经理更换后的高管团队稳定性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经验证据表明，总经理更换提高了高管离职的概率，但降低了企业绩效对高管离职的影响；总经理被迫离职后的年轻高管有较高的离职概率；高管与离任总经理的专用化人力资本越高，总经理更换后高管离职概率越高，而与继任总经理的专用化人力资本则可使高管离职概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实证结果支持锦标赛理论和专用化人力资本理论，但业绩相关理论没有得到支持。
8、公司绩效与高管变更
国内外学者对于公司绩效与高管变更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多。Denis和Denis（1995）以1985-1988年间的908家未发生接管事件的公司为例，研究公司绩效与管理层更换之间的关系。发现强制性更换前总会有经营绩效的明显下降，而且更换后总伴随着绩效的大幅度的改善。正常退休的管理层变更在变化前未表现出绩效的下降，但变化后绩效呈现微弱上升趋势。他们还认为虽然前期股价绩效与更换的负相关关系与有效董事会监督一致，但是还与两个替代性解释有关：一是为了避免股东的诉讼，经理人可能自愿从绩效低劣公司中辞职，二是即使高管层不对公司绩效的低劣性负责，公司董事会也可能更换他。而这其中任何情形都未必导致公司绩效的改善。还有大量的学者证明了低劣的公司业绩与CEO变更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性，如Coughlin和Schmidt（1985）、Warmer等（1998）、Wasatch（1988）Kaplan（1994a）以及Lasted（2002）等。
但也有学者的研究结果认为绩效与高管变更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Hudson、Purring和Starks（2001）运用美国上市公司1971-1994年间的数据检验了强制性高管更换与此期间美国公司的内外部治理的相关性。虽然该段时间内的公司内外治理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强制性高管更换的可能性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Simians（2006）等用美国1984-2002年间158家不动产上市公司发生的420次高管变更为研究对象，采用市场绩效指标衡量法，研究了绩效与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不同时间段中绩效与变更之间呈现不同的相关关系。在更换一年前绩效与更换呈明显负相关，但更换前四年的绩效与更换的关系已下降到不明显。
我国的学者对于公司绩效与高管变更的研究的较早的是龚玉池（2001），他选取1993年底之前上市的150家上市公司，以1995-2000年的高管变动情况为研究资料，实证研究了公司高层更换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认为高层更换的可能性显著地与公司绩效负相关，特别是用产业调整后的收益率度量公司绩效时。
皮莉莉，Julian Lowe，Christine‘O Connor（2005）从1996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530家公司中选取了489家作为研究样本，分析研究1997-2003年间总经理变更的情况。分析发现：强制性总经理变更作为最极端的约束手段能够约束业绩差的总经理；差的业绩并不是导致总经理变更的原因。无论是强制性还是正常性总经理变更都对公司的业绩没有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总经理变更，特别是强制性总经理变更不能达到促进公司业绩提高的目的。
陈健，席酉民，贾隽（2006）以1996-2001年间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中76家高管随第一大股东变动而变更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设立了47家第一大股东变动而高管未变更的上市公司作为对比组，用经过行业调整的财务绩效来分析比较。结果发现，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后高管变更的公司的绩效显著提高，而且绩效表现好于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后高管未变动的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
蒋荣，刘星（2007）以1999-2003年CEO发生变更的上市公司样本，上市公司高管变更前的业绩变化与CEO非常规变更显著正相关，但与常规变更的正相关关系不显著，这至少说明CEO非常规变更机制是有效的。常规变更与非常规变更的比较表明，竞争是CEO变更机制有效性得以发挥的关键。
周建，方刚，刘小元（2009）以在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择数据窗口为2002-2005年的治理数据、财务数据和流通股的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在同等条件下，差的企业绩效会增加总经理变更的可能性。
王进朝（2010）对2000-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A股的CFO变更数据进行分析，分析发现CFO变更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
二、公司外部治理与高管变更
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存在降低了公司所有者与管理人员利益冲突的危险，接管威胁给管理层或进行控制的股东以动力，使其最好地为公司利益开展经营。Denis（1995）的研究发现当面对有效的控制权转移市场，会增加经营业绩低劣公司高管人员发生变更的可能性。Martin和McCone（1991）的研究也认为，公司购并行为的存在会无形中为高管人员带来压力，即使公司的购并未取得成功，来自外界购买的压力也会促使企业更换经营不力的高管人员，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产生有利的影响。Denis（1995）的研究发现公司高管人员的被迫变更往往是由于股东、债权人和潜在的公司购买者所致，而并非由于公司董事会的内部控制机制所致。
Kaplan等（2006）比较分析了美国1992-2005年期间由董事会激励效应所引起的内部高管变更，和由外部接管市场和破产外部更换所引起的外部高管变更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内部高管更换与企业经营业绩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并且这一关系自1998年开始更为明显，而外部高管变更与企业业绩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关系。
David等（2005）则分析了股权融资对高管变更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股权融资过程中外部机构会对企业高管变更产生影响，存在股权融资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受到外部机构的压力，更换经营业绩较差的高管，同时股权融资增加了从外部任命CEO的可能性。
随着制度因素引入到公司治理的研究中，部分国外学者也开始关注制度因素与高管人员变更的关系。Defend and Hung（2004）通过对33个不同国家和地区（未包括中国）的横截面数据的比较后发现，在那些法律对股东权利保护较好地区，当企业的经营业绩较差时，股东的权利会得到更好的保护，高管人员发生变更的可能性会得到增加，企业的经营业绩与高管人员变更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会得到加强，而那些法律对股东权利保护较弱的地区，高管人员变更的频率也随之下降，高管人员变更不能成为公司治理的有效手段。
我国学者对于公司外部治理所引发的高管变更的研究的文献较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蒋荣，陈丽蓉（2007）以2000-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CEO变更为视角，对产品市场竞争的治理效应进行经验研究。分析发现总体上CEO变更与产品竞争度之间的负相关不显著，而在竞争度低的行业下，CEO变更与产品竞争度之间显著负相关。刘荣英（2009）以2001-2006年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发现在制度环境即市场化程度高、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好的地区，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强。
第三节文献综述小结
高管变更是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的内外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国外学者对公司高管人员问题的研究结论，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和市场竞争度的情况下下做出的，这些研究结论无法适用我国的现实情况，对我国国内市场高管变更问题的研究只能在依靠来自对我国国内市场的背景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才能得以进行。而在对国内沪、深市场的研究中，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思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研究者尤其是在中外研究者之间，这种差异更加明显，这是各国包括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背景差异造成的。
2、研究问题的角度越来越丰富。在研究时代背景不同的情况下，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而针对新问题的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多，不断丰富着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高管变更的内容。
3、研究结果千差万别。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各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同；二是国家间的公司治理状况的完善程度不同；三是研究者在采集实证研究数据的方法和数量上不同；四是对实证研究指标的界定上没有统一的标准。
4、分析过程缺乏对背景特征的全面分析。在分析高管变更过程中对于内部因素分析的比重较大，而对于外部因素的分析就较为欠缺。并且在分析过程中，公司高管人员变更是基于特殊的制度背景和所有权结构特征下展开的，在研究我国国内市场高管人员因素问题的时候，上述学者都在未能对这一前提做出详尽深入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就匆匆上马，对公司高管人员变更的问题展开了研究，这种做法使得研究缺乏理论深度，并且容易让人产生生搬硬套之感。
总而言之，高管变更是现代公司治理领域研究的热点。当前国内外各种研究结论参差不齐甚至相互矛盾的事实，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