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能够有效支持假设的解释
本文对于与前文理论与假设一致的实证结果解释已经在第四章中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而对于不能有效支持假设以及在分析高管变更的过程中假设当中没有涉及到，但是对于高管变更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指标在不同分组情况下存在的差异进行对比解释，以期望更加全面剖析影响高管变更的影响因素。
本文展开实证分析主要是能够从市场竞争度与制度环境变迁即市场化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少商品市场的地方保护等所涉及的四个方面来分析影响高管变更的原因。
一、市场竞争度与高管变更假设的验证
本文从市场竞争度的角度提出了假设1：市场竞争度与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是显著负相关，即市场竞争能力越强的企业，高管变更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市场竞争能力越弱的企业，其高管变更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可以看到在本文第五章中运用建立的模型分析全样本情况下市场竞争度与高管变更的关系，进行logit市场竞争度指标HHI与高管变更的系数为负，其统计结果在0.01显著水平下显著。本文为了防止由于对高管变更的界定范围的不同导致分析结果出现偏差，所以又将高管变更分为董事长变更、总经理变更、董事长和总经理变更三种情况来考虑，经过分析验证市场竞争度与高管变更之间负相关，在0.01显著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市场竞争越激烈，公司可以通过价格信号筛选出不称职的高管，同时引入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所带来的破产威胁，从外部对于高管进行有效监督和控制。同时，对于同行业的公司来说公司越多，市场上拥有同行业从业经验的职业经理人就越多，如果高管的表现差就对其进行更换，那么公司选择继任高管的成本就会更低。而市场竞争越激烈，在没有外界的干扰的情况下资源的优化配置就会越好。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市场竞争度不高或者垄断的行业来说的公司的竞争力相对于市场竞争度高的企业来说就会有所削弱，这与现实中市场竞争小的行业例如钢铁、电力、煤炭等行业的公司的竞争力就会小。以钢铁行业为例，我国的钢铁行业的公司2010年与世界矿业的巨头谈水谷公司的谈判陷入僵局，钢铁行业的成本压力骤增，虽然这个事件存在一些行业因素在里边，但是作为钢铁公司的高管对此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文考虑到上市公司的股东的属性又将样本分为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和非国有股，从第五章可以看出分析结果市场竞争度与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均在0.1显著水平下显著，这又进一步支持假设1。从侧面看出不管是国有上市公司，还是非国有上市公司都不会影响市场竞争度与高管变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
二、市场化程度与高管变更假设的验证
本文开始从制度环境变迁的角度开始分析高管变更的成因，首先引入了市场化程度这个综合性的指标来分析与高管变更的关系，提出了假设2：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制度环境对公司股东利益保护的就越好，中小股东监督大股东和经理层的成本越小，促进公司的治理，此时的公司业绩与高管变更的负相关性就越高。我们可以看到在本文第五章中运用建立的模型5.2分析全样本情况下市场化指数与公司经营业绩的交互项和高管变更的关系，进行logit分析发现市场化指数与公司经营业绩的交互项和高管变更的系数为负，在0.01显著水平下显著。当公司处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公司的经营业绩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目前，公司股东在没有很好的指标来衡量高管经营管理能力时经常就采用经营绩效作为评估高管能力的重要指标。公司的经营绩效通常分为市场业绩指标和会计业绩指标两大类，但是我国证券市场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以来，由于会计准则不完善、监督体制不健全等因素导致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屡屡出现“内幕交易”等暗箱操作的事件，所以我国证券市场一直处于半强势有效市场。市场业绩指标不能反映企业的经营绩效或价值，计量也比较困难，所以股东经常用会计指标来衡量企业的经营绩效或价值。但是会计业绩指标的度量会受到噪音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制度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人们的目标和行为，例如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高管的经营管理更加努力，而公司被兼并、高管变更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市在场化程度越高的制度环境中，公司会计业绩受干扰的因素的就较少，股东用财务和非财务指标作为衡量高管管理能力就较为容易，能够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
三、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与高管变更假设的验证
公司经营活动中的商品要素市场的发展程度对于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又引入制度环境变量即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标来分析与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假设3：在市场发育较好的地区，高管人员变更的难度会减弱，从而增大高管人员变更的可能性，越可以促进股东有效的监督高管人员的经营行为，因此要素市场发育度越好的地区，公司治理的效果越好。通常来说公司的商品要素市场主要包括金融市场、人力资本市场。这些市场的发育程度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公司治理的效果。首先，我国金融市场的格局还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据主导地位，金融业的全面市场竞争还没有形成。而我国资本市场尚未成熟，公司采取融资的方式比较单一，向金融企业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成了企业获取资金的主要手段。各地政府对于招商引资的政策和措施也不同，导致不同地区的公司获得资金的规模和持续性也有所不同。如果公司没能及时获得所需要的资金，公司经营就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被兼并，高管变更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其次，人力资本市场中劳动力的流动性是其中的一个更要的指标。我国的户籍和人事档案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才的流动。无论是软环境，还是硬件环境处于较好的状态下都会吸引更多的人才流动，从而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更换不称职的高管，高管的变更更加频繁。
四、减少政府对于企业的干预与高管变更假设的验证
任何公司的经营都要遵守政府所制定的相关法律与规章制度，特别是对处于不同经济形态和运作效率不同的政府对于公司的管制和要求也有所不同。所以本文引入制度环境变量即减少政府对于企业的干预指数来分析与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假设4：政府对于企业的干预力度越大，高管变更的可能性加大，人才的流动更加频繁，高管变更与公司绩效之间的负相关性就越强。公司在经营活动中要经常与外部利益者即政府打交道，那么公司的高管就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交流沟通，有时甚至为了公司的利益拉拢收买政府工作人员以谋求更大的利益。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高管都或多或少的具有一定行政任命的性质，导致高管具有双重的身份。而非国有企业的高管的任命也需要遵守政府所规定的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由此可见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对于企业是市场正常高效运转的重要条件，为了保证市场能够自动优化配置资源，实现自由竞争所以减少政府对于企业的干预力度越大，高管变更的可能性就会减少。
五、减少商品市场的地方保护与高管变更假设的验证
公司在开展经营活动时要受到所面临的环境即各地的地方政府的影响。所以本文引入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指数来分析与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假设5：当地政府对于商品市场的保护力度越大，高管变更的可能性加大，高管变更与公司绩效之间的负相关性就越强。我国由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导致各地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为了保护低效率的企业实施地区性贸易保护政策，这样就降低了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阻碍了其他公司在本地区市场的拓展，作为衡量高管能力的公司的经营业绩指标必然会受到影响，高管能力必然会低估，变更的可能性就会加大。
第二节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一、假设2研究中的问题
本文在研究中发现市场化进程与高管变更的关系时发现在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变更、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的情况下，市场化指数与公司经营业绩的交互项指标与高管变更负相关，但是不显著。这与假设2中所论述的市场化指数与公司经营业绩的交互项指标与高管变更负相关，但是十分显著有些不符。这可能是由于在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变更的情况下，公司的业绩不能作为变更的重要原因，很可能是第一大股东发生了变化，导致新任大股东需要重新调整公司的治理结构改组公司高层，这从本文第四章就可以看出，当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的当年和次年引起董事或者总经理的大量变更，而且在本文所研究的5年样本区间来看，在这5年当中在第一大控股股东变更时一共发生了538次高管变更，董事长变更和总经理变更的比例分别占64.56%、71.65%，而总共变更的比例是136.2%，即第一大股东每发生一次变更将会导致1.362个高管变更。而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东的公司的高管人选更多来自于当地的或者国家的国有资产委员会的行政任命，至于公司外部的市场化进程所引发的公司业绩对其影响是存在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在分析发现在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变更的情况下，市场化指数与公司经营业绩的交互项指标与高管变更负相关，但是不显著是比较符合事实情况的。
二、假设4研究中的问题
本文在研究减少政府对于企业的干预与高管变更的关系时发现第一大股东为国有的公司的分析结果是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指数与公司经营业绩的交互项指标与高管变更负相关，但是不显著，这与假设4中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指数和公司经营业绩的交互项指标与高管变更负相关，十分显著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本身的背景以及成为上市公司的这些国有企业大都是通过上市的途径获得筹集更多的资金，与那些没有上市的国有企业的区别不大，仍旧要受到当地或者国家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通常情况下，不管是地方还是国家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都会派出代表以独立董事或者以其他的身份进驻企业，随时监控高管的经营活动，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的目的。由于国有上市公司具有多重目的，导致在评价高管经营能力能否实现公司目标时将公司经营的绩效多为评估高管的能力的标准的就不是十分重要性。
三、假设5研究中的问题
本文在研究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与高管变更的关系时发现第一大股东为国有的公司的分析结果是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指数和公司经营业绩的交互项指标与高管变更负相关，但是不显著，这与假设5中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指数和公司经营业绩的交互项指标与高管变更负相关，十分显著有所不同。我国的当地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由来已久，有些当地政府为了完成国家所下达的经济指标任务，稳定地方社会发展，千方百计的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氛围积极开拓和占领本地市场，对于外来的公司所生产的商品或提供的劳务进行诸多的准入限制，以保护当地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以及获得更多的局部市场垄断利润。在此当中国有企业就成为了当地政府扶持的重点对象，这样国有企业的高管与当地政府特别是当地国有资产委员会的关系就会更加紧密，具有行政任命色彩的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在被考核其能力时，地方政府对于商品市场的保护程度越高，高管变更的可能性就会越小，高管变更与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指数和公司经营业绩的交互项指标负相关，但不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