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混”说白了就是天津地面上的地痞流氓无赖。天津人念“混混”都作儿话韵，说成“混儿混儿”。早年风传天津的土棍、青皮、混星子、无来由等称呼其实都是指混混。清朝末年，天津混混最盛。这种人终日游手好闲，没事找事，打架斗殴，以“平地抠饼，抄手拿佣”为能事。
传说混混最初原本是反清的秘密社会组织哥老会的支派，创始在清代初期，只因年深日久，渐渐忘却根本。事实上他们确是和官府作对，因而设赌包娼，争行夺市，表现出种种不法行为。清人张焘《津门杂记》对混混有过记载。他在书中写道：“天津土棍之多，甲于各省，有等市井无赖游民，同居伙食，称为锅伙，自谓混混，又名混星子。皆愍不畏死之徒，把持行市，扰害商民，结党成群，藉端肇衅。按津地斗殴，谓之打群架，每呼朋引类，集指臂之助，人也乐于效劳，谓之充光棍。”
混混讲打讲闹，混一时是一时，自称是“耍人儿的”。他们有组织，没名堂，不劳动，不生产，但凭一膀子力气、一派言语在社会上立足，有的竟能“成家立业”，甚至跻身缙绅之列。但一般人认为他们是不足挂齿之类，敬而远之；官场中行公文，称为“锅匪”。清乾隆年间天津举人杨一昆在他所写的《天津论》中对混混做过如此描述：“小帽歪，衣襟敞，提眉横目，慌里慌张。这个说，‘你这一回不够板，过节儿全不讲。’那个说，‘什么事，我全不听你过堂腔。’有人犯了他边界，聚伙成群来打仗。铁尺斧把，竿子鸟枪，赶上房，开水砖头往下淌，哪顾生死存亡！打倒了，抬着去验伤。铁锁郎当，套在为首的脖子上。带到当堂，打靴底，碍何妨；打板子，说不解痒；几百竹条，打不出一声嚷。从此把名扬。”
混混的聚集处叫锅伙，其中较为著名的锅伙大都在鸽子集、三义庙、关上、关下、芦庄子、烟市、草场巷等地。锅伙的头子称寨主，混混们不论年纪大小，均称兄弟。各锅伙之间根据远近恩仇，有敌对联合之分。敌对者叫“叉捧”，联合者叫“充光棍儿”。如在途中闹事，碰到“叉捧”，又值人少，单殴难以取胜，又不能露出丝毫惧怕之色，便大骂对方，然后躺倒挨打，名曰“卖味儿”，就是被打得头破骨断，也不能求饶喊痛，否则定为“栽了”，会被除去“混混”资格。这混混被打后，他所属锅伙的混混就倾巢出动，寻觅打人者，这叫“找场”。如果本锅伙的混混，在找场时又被欺侮，寨主就认为是奇耻大辱，对仇方必下约会（即递战书）定期在约定的地点相战，刀枪棍棒齐下，直到人死员伤，一方溃逃方罢。官方禁之无法，便拿逮到的混混儿“熬刑”。混混皮开肉绽也面不改色，守口如瓶，名曰“无供”。按照当时的刑律，无供不能处以极刑，混混们有了熬刑避死这一法宝，更加有恃无恐。
混混的穿着也和常人不同，手中稍微有了几个钱，便穿一身青色裤袄，做一件青洋绉长衣披在身上，不扣纽扣，或者搭在肩上，挎在臂上；腰扎月白洋绉搭包，脚穿蓝布袜子、花鞋；头上发辫续上大绺段发，名叫“辫联子”，越粗越好，不垂在背后而搭在胸前，有的每个辫花上还塞一朵茉莉花。他们走路也和常人不同，迈左腿，拖右脚，故意装成残疾，所以当时里人们又称之为“花鞋大辫子”。但是如果遇到久经世故的老前辈看着不顺眼，当面予以申斥时，他们又立时将发辫后垂，垂手站立，诺诺连声。有的老前辈勒令其脱下花鞋，手拿着走，他们也谨遵莫违，等老前辈走远再穿上鞋。
天津老百姓中曾流传这样一件事，说是光绪十八年皇上传下了治匪安邦的圣旨，如治匪不利地方不靖，要拿府官问罪，这一下可难坏了天津的知府大人。后来一个叫“猴子崔”的衙门判官，给知府出了一个制服混混的妙法——增设辱刑。所谓辱刑，就是把城中各下等窑子中的娼妇召至刑堂，排成一队，成“大”字形站好，把牢中所囚的硬混混们辫子剪掉，剃成“娃娃头”，穿“老虎鞋”，令其从娼妇胯下钻过，并高喊娼妇“妈妈”。愿受此辱刑者，便成自由之人，不愿者，就算甘心受极刑，立即五花大绑，押赴西关砍头。多数混混为求活命，都选择了辱刑。只有一个姓王的却惜名如命，人称“二狠子”，为了保全住自己混混名声，竟选择了极刑。据说被打得皮开肉绽、遍身黑血的王二狠子，在囚笼车中拉向西关刑场砍头时，还面不改色，谈笑自若。王二狠子被砍头后，混混之风大煞。于是便在津门留一歇后语：“王二狠子挨刀——赶在新律条上了。”后经演变，遂成“王二狠子挨刀——赶上这一拨了。”
混混可说是天津的“土产”，是天津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是码头城市滋生出的一种畸瘤，它危害社会，残害人民，如今虽已销声匿迹，却在天津人的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
过了南大洼，还有北大桥，人过要留财，雁过要拔毛，丈夫不在家，女人也不饶
据说津浦铁路修筑之前，天津的商人南下做生意，或者是南方的官宦从北方发财还乡，他们运送财物只有两条路走，一条是旱路，另一条就是水路。旱路由天津出发，过静海、黄骅，再往前走，德州、济南；而走水路，那就只有运河一条路了。走旱路，为了安全，就得请镖局护送，有名的好汉胜英，就是镖局的保镖。听老辈人说，无论什么金银细软，只要车上有胜三爷的小黄旗，保你一路平安，什么绿林好汉也不敢拦劫。请镖局自然要花大钱，可是请不起镖局呢？那可就不保险了。
《天津县志》卷二十四《杂记志》载：“王一位，盐山人。乾隆二年（1737年）闰九月，做客宝坻。一日，挟重赀归宿天津海口，早行至高沙岭，为盗所杀，劫赀而去。所乘骡急走旧宿店，以首击门，店人启户视之，骡若有所诉，声甚哀。馆人未悟也，牵置厩中，悲嘶不食，人以为异。有老翁疑之，曰：‘尔有冤耶？尔且食，我当为尔明之。’骡始俯首啮草，旋跃出户，奔至尸所，人随之，得一位见杀状，遂闻之官，捕盗而置诸法。”对于“天津义骡”一事，清代诗人汪西颢、蒋秋吟曾赋诗以颂。汪诗云：“非驴非马骨权奇，昂首高沙岭下嘶。杀贼未能能捕贼，栈前肯尚恋枯萁。”蒋诗云：“高沙岭忽盗纵横，逸出乘骡冤竟鸣。好事忽传宝坻客，诗人已赋义骡行。”看来骡子比盗贼（人）更讲仁义，更具人性，土匪杀人越货，真是连牲口都不如。
今天津大港至黄骅一带早年流传一首民谣：“杨三木，吕家桥，雁过拔根毛。爷们不在家，娘们就不饶。要想绕道走，还有高家口；要想把水蹚，还有周辛庄。”旧时杨三木、吕家桥这一带地方由于地瘠民贫，有许多流氓无产者，他们有的结成帮伙在这一带拦路行劫或是到外地绑架有钱人勒赎，所以人们称这一带是雁过拔毛的地方。妇女们当然不愿意她们的男人铤而走险，当男人不在家时，她们就会不高兴。告诉行旅客商们：你们要想躲过这一带地方，可以绕行高家口或周辛庄，不过取道周辛庄有一段路需要蹚水。
在旧社会，不光南大洼、北大桥那里有土匪，天津城里城外均有盗贼出没，老百姓得睁大眼睛时时防盗。我小时候住在今天的河北区，按说也属于“人子心儿”的地方，可照样有贼人光顾。解放前夕的一天，邻居徐家半夜里突然喊声大作，原来是他家的东西被几个蒙面贼洗劫一空。我家的院子平日里大门紧闭，夜里“插大门”还得不时注意外面的动静，没想到徐家出事不久我家也出事了——我奶奶身上盖的棉被居然让贼给揭走了。奶奶住在院内的一个单间，贼不知道怎么进来的。当时老人家冻得直打哆嗦，也不敢吱声，盗贼出了胡同，奶奶才把家人叫醒，贼早已远走高飞。连盖在身上的被子都偷，用天津话讲，那贼也真是穷急眼了。
济良所，蓝大门，谁想娶妻去领人
这是什么意思？莫非老婆还有地方“领”吗？清末民初的天津城，还真有这么个机构，这就是济良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