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工人彼此竞争，资产者也彼此竞争。机器织工和手工织工竞争；失业的或工资低的手工织工和其他有工作的或工资高的织工竞争，并力图把他们挤掉。
无助
无产者是无助的。他们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
无产者是无助的。他们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它给他们生活资料，但是取回“等价物”，即他们的劳动。它甚至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好一个“等价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资产阶级任意规定的。而如果有这么一个无产者，竟愚蠢得宁愿饿死，也不接受资产者——他的“天然的长上”——的“公道的”条件，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容易找到其他的人，因为世界上无产者有的是，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愚蠢得宁愿死而不愿活下去。
最低工资——精算的剥削
如果他非饿死不可，那么他宁愿懒懒散散地死去，也不愿忙忙碌碌地死去。
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就是如此。要是所有的无产者都一致宣布，他们宁肯饿死也不给资产阶级工作，那么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垄断。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事情，而且也未必能有这样的事情，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事业到底还进行得不坏的原因。工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只有一个限度：没有一个工人会为了少于自己生存所必需的工资而工作。如果他非饿死不可，那么他宁愿懒懒散散地死去，也不愿忙忙碌碌地死去。当然，这个限度是相对的，为了生存，有的人需要多一些，有的人需要少一些，有的人比别人更习惯于舒适的生活。在某些方面还算比较有点文化的英格兰人所需要的，就比穿破衣、吃土豆、住猪圈的爱尔兰人多一些。但是这并不妨碍爱尔兰人去和英格兰人竞争，也不妨碍把英格兰工人的工资及其文化程度逐渐降低到爱尔兰工人的水平。做某些工作，几乎包括工业中的一切工作在内，都需要有相当的文化程度。因此，即使为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也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使工人能保持这种水平。刚迁到英格兰来的爱尔兰人在随便哪一个猪圈里都可以住下来，他们每星期都会从稍稍像样一点的住宅里被赶出来，因为他们把什么东西都拿去喝了酒，付不起房租，像这样的人到工厂里做工一定是很蹩脚的。因此，给工厂工人的工钱应该够他们教育自己的子女，使他们的子女习惯于正规的劳动；但是，为了使他们没有教育孩子的工资就不能过活，使他们只能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普通的工人而不成为其他的人，工资也决不能太多。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最低限度也是相对的：如果家庭中的一切成员都在工作，那么每一个人就可以相应地少领一些工资，于是资产阶级就广泛地利用机器劳动所提供的有利条件（采用了机器劳动，雇用女工和童工进行生产就很合算）来降低工资。当然，有的家庭并不是每个成员都能工作；这样的家庭，如果工作的人只能挣到根据全家都能工作的情况而定出来的最低工资，那日子一定过得很苦。因此，我们就得出了一种平均工资，在这种工资标准下，全家都能工作的家庭就生活得相当好，而能工作的成员较少的家庭就生活得相当坏。但是，在最坏的情况下每个工人都情愿放弃他已经习惯了的那一点点舒适和文明，只要能勉勉强强地生活下去就行。他住猪圈也可以，只要不住在露天底下；穿得破破烂烂也可以，只要不赤身露体；吃土豆也可以，只要不挨饿。工人情愿只拿一半工资，等待着好日子到来，但是不愿像很多失业者那样饿死在街头。这一点点东西，这一点聊胜于无的东西，就是最低工资。如果工人比资产者所需要的多，因而在竞争结束时还有一些工人找不到工作，那么他们就只好饿死。要知道，资产者要是不能从出卖他们的劳动产品中得到利益，当然就不会给他们工作。
火腿和香肠
他宁愿稍稍增加一些工资，也不愿放过全部利润。他为了赢得火腿，可以给工人香肠。
从上面所说的一切可以看到什么是最低工资。而最高工资则决定于资产者之间的竞争，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也是在竞争着的。资产者只能靠商业或工业来扩大自己的资本，在这两方面他都需要工人。即使他把自己的资本放出去生利，他也间接地需要工人，因为，假若没有商业和工业，谁也不会付给他利息，谁也不能使用他的资本。可见资产者总是需要无产者的，但是他之所以需要他们，并不是直接为了生活（要知道，他可以吃光自己的资本），而是为了发财，就像做买卖需要货物，驮东西需要牲口一样。无产者给资产者制造商品，资产者把它卖掉就可以赚钱。因此，当这些商品的需求增加，因而彼此竞争的工人全都有了工作，或许甚至还不大够的时候，工人间的竞争就会停止，资产者之间的竞争就开始了。寻找工人的资本家知道得很清楚，由于需求增加而日益上涨的价格可以使他获得巨大的利润。因此，他宁愿稍稍增加一些工资，也不愿放过全部利润。他为了赢得火腿，可以给工人香肠。这样，资本家互相争夺工人，工资就上升起来，但是它也只能上升到已经增加的需求所容许的程度。资本家可以牺牲一些非常的利润，但是当他必须牺牲自己的通常的利润即平均利润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不付那超过平均工资的工资了。
平均工资
至于比最低工资高多少，那就要看工人的平均需要和文化程度如何了。
在平常的情况下，即在工人和资本家都没有理由在自己人中间展开特别激烈的竞争的时候，在现有的工人人数和制造社会需要的商品所能用的工人人数恰好相等的时候，工资就保持在比最低工资稍稍高一点的水平上。至于比最低工资高多少，那就要看工人的平均需要和文化程度如何了。如果工人习惯于每星期吃几次肉，资本家就只好付给工人足够的工资，使他能吃到肉。这种工资不能再少，因为工人之间没有竞争，他们没有理由满足于较少的工资；这种工资也不会再多，因为在资本家之间没有竞争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理由用特殊的恩惠来拉拢工人。
资产阶级的奴隶
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有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奴隶。
由于现代英国工业很复杂，工人在需要和文化方面的平均水平很难确定，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不同种类的工人的平均水平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工业中的大多数工作都需要一定的技能和常规性，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工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所以平均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能够鼓励工人去获得这种技能并在工作中服从这种常规性。正因为如此，产业工人的工资平均高于普通的搬运工人、短工等的工资，特别是高于农业工人的工资，而后一种情况当然还说明了城市中食品价格的高昂。
换句话说，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有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奴隶。他们竟可以像商品一样地被卖掉，像商品一样地涨价跌价。如果对工人的需求增加，他们的价格也就上涨；如果需求减少，价格也就下跌；如果对工人的需求下降，有一定数目的工人找不到买主因而“成了存货”，那么他们就只好闲着不做事，而不做事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所以他们只好饿死。用政治经济学上的话来说，用来维持他们的生活的费用不会“再生产出来”了，只会白白花掉，所以谁也不会在这上面投下自己的资本。在这一点上马尔萨斯先生及其人口论是完全对的。这种奴隶制和旧式的公开的奴隶制之间的全部差别仅仅在于现代的工人似乎是自由的，因为他不是一次就永远卖掉，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按日、按星期、按年卖掉的；因为不是一个主人把他卖给另一个主人，而是他自己不得不这样出卖自己，因为他不是某一个人的奴隶，而是整个有产阶级的奴隶。对于他，事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种表面的自由一方面虽然也一定会给他带来某些真正的自由，可是另一方面也有它的坏处，即没有人保障他的生计。他的主人（资产阶级）如果对他的工作、对他的生存不再感兴趣，就随时可以把他赶出去，让他去饿死。可是，对资产阶级来说，现在的情况比起旧的奴隶制来却是无比地有利：他们可以随便在什么时候辞退自己的工人，同时并不因此使投下的资本受到损失，工人劳动的代价无论如何要比奴隶劳动的代价便宜得多，这是亚当·斯密为了安慰他们而给他们算清了的。
因此也可以说，亚当·斯密在另外一个地方所做的论断是完全对的，他说：
“对工人的需求正如对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样，它调节工人的生产，调节所生产出来的人的数量，如果生产进行得太慢，需求就会使它加快，如果生产进行得太快，需求就会使它缓慢下来。”
矛盾
“过剩人口”的产生不如说是由于工人彼此间的竞争，由于迫使每个工人每天都竭尽全力去工作的竞争造成的。
由于工人彼此竞争而使每一个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达到最大限度，由于分工，由于机器的应用和自然力的利用，许多工人就没有工作做。市场失去了一批顾客，因为这些失业工人已经什么都买不起了。
这种情形和任何其他商品的情形完全一样：如果工人不够，他们的价格（即他们的工资）就上涨，他们就生活得比较好些，结婚的人多起来，出生率逐渐提高，养活的孩子也多起来，直到有了足够的工人为止；如果工人太多，价格就下跌，失业、贫困、饥饿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疾病就都出现了，而疾病就会消灭“过剩人口”。发展了亚当·斯密上述论点的马尔萨斯在断定总有“过剩人口”存在，断定世界上的人总是太多的时候，也是能自圆其说的；只是当他断定世界上的人多于现有生活资料所能养活的人的时候，他就错了。“过剩人口”的产生不如说是由于工人彼此间的竞争，由于迫使每个工人每天都竭尽全力去工作的竞争造成的。假定某个厂主每天可以雇十个工人做九小时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人每天工作十小时，那么他只要雇九个工人就够了，而第十个人就要没饭吃。在对工人的需求不太大的时候，厂主就可以乘机用解雇的威胁来迫使九个工人拿同样的工资而每天多工作一小时，即工作十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把第十个工人解雇，并把他的工资省下来。在这里小规模地发生的事情，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重演着。由于工人彼此竞争而使每一个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达到最大限度，由于分工，由于机器的应用和自然力的利用，许多工人就没有工作做。市场失去了一批顾客，因为这些失业工人已经什么都买不起了。他们过去所需要的那么多的商品已经不再需要，因而也用不着再制造了。过去制造这些商品的工人也失了业，市场又失去了一批顾客，事情就这样循环不断地继续下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假若没有其他情况插进来的话，事情就会这样继续下去。工业中采用了上面说到的那些可以增加生产的手段，这就逐渐使生产出来的商品价格降低，从而使这些商品的消费量增加，因此，相当大的一部分失业工人终于又在新的劳动部门找到了工作，自然这是经过了长期痛苦的。如果这里再加上英国近六十年来对国外市场的侵占，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工业品的需求的不断的和迅速的增加，那么对工人的需求就增加起来，而人口也以同样的比例随之增加起来。这样，大不列颠的人口并没有减少，而是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起来，并且还继续在增加。虽然工业不断在发展，虽然对工人的需求大体上是在增加，但根据官方各政党（托利党、辉格党和激进党）的供认，英国经常有过剩的无用的人口，而且工人之间的竞争一般总是胜过争夺工人的竞争的。
矛盾的由来
在目前这种不以直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以赚钱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混乱制度下，当每一个人自己冒着风险去工作并使自己发财的时候，停滞现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
事情就这样不断地继续下去，繁荣之后是危机，危机之后是繁荣，然后又是新的危机。英国工业所处的这个永久的循环，如上面已经说过的，通常是每五六年就重新开始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