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哀之局。西晋末年，中原经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祸”后，大片土地落入胡人之手。北方士家大族纷纷举家南迁，史称“衣冠渡江”。南渡后的北方士人苟安江南一角，难免心系故园，常于闲暇时到南京城外长江边的新亭宴饮，发思乡之慨。某次有人叹道：“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在座众人感怀中原落入夷手，一时家国无望，纷纷落泪。为首的大名士王导立时变色，厉声道：“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人听王导这么说，均面有愧色，这便是史上非常著名的“新亭会”。
三、险之局。秦末起义时，项羽听说刘邦先占了关中，很不高兴，随后又听说刘邦想在关中称王，更是大怒。在张良和项伯的斡旋下，项羽没有立即攻打刘邦，而是摆下了一桌酒席宴请刘邦，用以试探，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席间项羽虽没听范增之言立下杀手，然而暗藏的矛盾仍有可能随时激化，当时可谓“步步夺魄，时时惊心”，若没有樊哙等人相随，刘邦几为项伯所杀。
四、夺之局。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对宋朝。赵匡胤害怕另有他人效法自己，取代其皇帝的位置，于是采纳赵普的建议，于一次宴饮中暗示禁军大将石守信、王审琦两人交出兵权。两人会意，第二日便递上奏章请求告老还乡。高怀德、张令铎、赵彦徽等手握兵权的开国元勋见此情况，也心知肚明，便纷纷称病交出了兵权，后人称此事为“杯酒释兵权”。历史上开国元勋因遭统治者猜忌而悲惨收场，如此兔死狗烹的例子屡见不鲜，与之相较，赵匡胤只收权不要命，还算得上心存故人之情。
五、寿之局。“千叟宴”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是清宫中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御宴。按照清廷惯例，每50年才举办一次，宴请对象是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这场酒局体现出来的气派与民间自是大不相同，不仅有御厨精心制作的免费的满汉全席，而且宴席上所有皇家的贡品酒水也都免费。这50年一遇的豪宴，成为歌功颂德的借口，被当时的文人称作“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
贴士：
饮中八仙歌
杜甫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黄花闺女”哪里来的黄花
关键词：寿阳公主 梅花妆 花黄 螺子黛 啼妆
血晕妆 看杀卫玠 娘子军 服妖
尚未出嫁的女孩一般叫做“黄花闺女”，这个称呼是如何得来的呢？传说中“黄花闺女”一词源于金陵，即今日江苏南京。
黄花闺女与公主
据传，南北朝刘宋时定都南京，宋武帝刘裕的女儿寿阳公主生得十分美貌。有一天她在宫里玩累了，便躺卧于宫殿檐下，当时正逢梅花盛开，一阵风过去，梅花片片飞落，有几瓣梅花恰巧落在她的额头上。梅花渍染，留下斑斑花痕，寿阳公主被衬得更加娇柔妩媚，宫女们见状都忍不住惊呼起来。从此，爱美的寿阳公主就常将梅花贴在前额，以此作为装扮。寿阳公主这种打扮其后被人称为“梅花妆”，传到民间后，许多富家大户的女儿及歌伎舞女都争着效仿。但梅花是有季节性开放的，不能于四季供人采摘，于是有人想出了法子，设法采集其他黄色的花粉制成粉料用以化妆，这种粉料便叫做“花黄”或“额花”。由于梅花妆的粉料是黄色的，加之采用这种妆饰的都是没出阁的女子，慢慢地“黄花闺女”一词便成了未婚少女的专有称谓了。另说因菊花能傲霜耐寒，常用来比喻人有节操，所以在闺女前面加上“黄花”二字，就说明这个女子还没有结婚，而能保持贞节。以上的说法均系民间传说。据考证，贴花黄之风俗并非始于刘宋时期，早于刘宋王朝的北朝民歌《木兰诗》中就有“对镜贴花黄”一句，诗中的花木兰是北魏一个普通民间女子，由此可见那时这种妆容已然很流行了。
据史料载，花黄又称额黄、鹅黄、鸭黄、约黄等，是把金黄色的纸剪成各式装饰图样，或是在额间涂上黄色。这种化妆方式起源于秦朝，于南北朝时开始流行。当时佛教盛行，爱美求新的女性从涂金的佛像上受到启发，将额头涂成黄色，渐成风尚。南朝梁简文帝萧纲《美女篇》“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中的约黄就是指额黄。到唐朝时，额黄更加盛行，如卢照邻诗，“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皮日休诗，“半垂金粉如何似，静婉临溪照额黄”；郑史诗，“最爱铅华薄薄妆，更兼衣着又鹅黄”。经过五代到宋代时，额黄还在流行，如宋彭汝励诗：“有女夭夭称细娘，珍珠落鬓面涂黄。”古时还时兴过由额黄发展而成的佛妆，宋人张芸叟《使辽录》中说：“胡妇以黄物涂面如金，谓之佛妆。”这种潮流并未大范围地在汉地流行，但却留下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宋人彭汝砺的《鄱阳集》中说，当时有个女人面色发黄，官吏见到以为得了瘴气病，没想到这个女人坦然地说，不过是“佛妆”而已，一众愕然。
据考证，历史上刘宋朝的寿阳公主就是会稽宣长公主，生于383年，卒于444年。关于她始创“梅花妆”的记载见于宋代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三十《时序部·十五·人日》引《杂五行书》所言：“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竟效之，今梅花妆是也。”五代前蜀诗人牛峤《红蔷薇》“若缀寿阳公主额，六宫争肯学梅妆”，即说的这个典故。由此可见，“梅花妆”在当时极为盛行。至今在敦煌壁画中，我们还可看到有在额上贴着四瓣或五瓣梅花形图案的人像。后代文人爱极了“寿阳公主梅花妆”这个故事里的意淫调调，诗词里不断重现当日情境，也产生了姜白石著名的《疏影》词里 “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这样的佳句。
时过境迁，后人关于历史的猜测却永远没有止境。我们可以认为“梅花妆”与“花黄”并非同源的妆饰，也可以认为寿阳公主在“花黄”的基础上进行改良而成“梅花妆”。总之，若一再强调其所谓真实来源，若姜白石等人追根究底，也就不会出现那些意境优美、赏心悦目的作品了，这岂不大杀风景？
古人的妆容
女人爱美之心，古今一同。化妆是美容的一种方法，我国古代称为“香妆”“妆点”“妆饰”，其历史十分悠久。在距今18000多年的旧石器时代，周口店山顶洞人已会使用骨针缝制衣服，用成串贝壳、美丽的小石头等作装饰，新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上还出现了妇女用红土涂脸等美容化妆的痕迹。
先秦时期，宫中妇女已开始用白粉敷面，用黛画眉了。黛是一种矿石，并不坚硬，脆软易染，在矿物学上属于“石墨”一类，其中品种最名贵的叫做“螺子黛”。在《楚辞》中有“粉白黛黑，施芳泽只”的诗句，《韩非子》中也有“故善毛嫱，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的记载。此时，化妆品出现了粉黛、胭脂、眉墨、兰膏等品种。上文中提到的“螺子黛”出产于波斯国，制作精致。它是一种经过加工制造，已经成为各种规定形状的黛块，使用时无须研磨，只蘸水即可，因此螺子黛受到当时女性的喜爱。据《隋遗录》中载，隋炀帝杨广曾十分宠幸善画眉的吴越女子吴绛仙，封为崆峒夫人。杨广因征高丽、修运河致使国库空虚，于是给其他嫔妃改用便宜的“铜黛”，唯独给吴绛仙的依旧是每颗价值十金的“螺子黛”。
史书记载，在2000多年前的商朝，商纣王就喜欢把红花（中药）捣成汁，给宠妻爱妃染红脸蛋和红指甲。因燕国出产的红花汁质量最好，被称为“燕汁”“燕支”，这便是“胭脂”一词的起源，也是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胭脂品种。胭脂有“面脂”和“口脂”之分，是和妆粉配套的主要化妆品。关于“胭脂”的起源，还有一种说法是，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此行不但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而且带回了大量的异域民族风物，其中就有胭脂。由这两种说法看来，胭脂应该始自匈奴，后来传到汉地。东汉时班固出使西域回来后说过：“匈奴名妻曰阏支，言其可爱如燕支也。”现在甘肃永昌县与山丹县之间，还有叫燕支山或焉支山的山脉。后来宋人高承所著《事物记原》中有“秦始皇宫中悉红妆翠眉，此妆之始也”之说，不难看出至秦代已有人用修画眉毛、涂搽腮红的方法来化妆了。
另据记载，在春秋时期，美女西施已懂得以水代镜来梳妆打扮，殷人已经开始用铜镜梳妆打扮。到了汉代，各种铜镜已成为妇女梳妆打扮的常用工具，汉代贵族妇女的奁（梳妆匣）中还装有假发、梳篦、毛刷和胭脂粉等化妆用具及用品。
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美的追求也日益提高。一些贵族妇女不仅喜欢涂脂搽粉，也标新立异地在额上、眉间、两颊画上或贴上各种花纹的图案，或将翠珠、金箔镂贴在脸上作“妆靥”，这种化妆在晚唐最为盛行。“妆靥”的盛行情况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也可窥见一斑，刘禹锡写道“花面丫头十三四”，温庭筠也有“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诗句。发展至唐代，妇女美容化妆已十分普遍，更出现了红妆、催妆、晓妆、醉妆、泪妆、桃花妆、仙蛾妆、血晕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等名目繁多的妆容。泪妆又称啼妆，顾名思义是在脸上以胭脂勾勒出哭泣后的泪痕，以博得怜爱。据《后汉书》载，啼妆为东汉祸患最厉的外戚梁冀之妻孙寿所创。后来梁冀倒台，孙寿亦因此妆被人讥为“狐媚”。传说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也都是她的发明。血晕妆为唐时妇女的一种妆容，即在剃得精光的眉毛上下，用红紫色涂画三四横道，接着用手将之相连化开，看上去如同血晕，即便现在看来也是极为另类的。宋人王谠的《唐语林》记载：“长庆中……妇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横，约于目上下，谓之‘血晕妆’。”
古人妆容中对唇的要求也很高，词牌名中即有“点绛唇”一例。时下有很多标新立异的女孩子将嘴唇画成黑色，其实唐朝的杨贵妃早就已经试过此种化妆方式了。时人曾有诗记录过这样的风尚，其中描述了当时长安女子流行在唇上涂黑油（称为“乌膏唇”），脸上抹白粉的化妆术。公元601年，高丽僧还把口红传到了日本。
从史料上能看出，唐朝是古中国最为繁荣富庶的时期，人民安居乐业、衣食充足，物质生活的充裕让精神生活有了更大的发展余地，于是此时妇女的妆容得到很大发展，种类花样繁多。其实化妆本为私人之事，但在男权本位的封建社会，女子过于招摇一定会遭到排挤。同时唐朝妇女多向往标新立异，因此常出现古怪另类的妆容，这必然引起封建礼教卫护者的不满，一些朝廷官员对此公开提出了异议。在记述唐代各项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史书《唐会要》卷三十一中载，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有司奏：“妇人高髻险妆，去眉开额，甚乖风俗，颇坏常仪。费用金银，过为首饰，并请禁断。其妆梳钗篦等，伏请敕依贞元中旧制。仍请敕下后，诸司及州府榜示，限一月内改革。”由此亦可见当时妆容之盛，已由个人问题上升为社会问题，乃至需要政府部门出来调控的程度。
魏晋的病态审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官员的选拔，主要依据当地的豪门大族或者名士对本乡士人的品评，按照品德和才干分为几个等级向朝廷举荐，这就是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因此“人伦鉴识”之学应运而生，出现了一批号称“知人”的名士，如乔玄、孔融、司马徽、刘邵等。他们认为高明之士必具有异操独行，而这种异操独行主要表现在人物的容貌和言谈举止上，如魏人刘邵在《人物志·九征》中说：“虽体变无穷，犹依乎五质。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征，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
所谓“象”也就是“征”，它主要表现在个人的形体上：“五物之征，亦各著于厥体矣，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因此，那些擅长人伦鉴识的名士，都非常重视人物的“容止”，他们喜欢用玉树、珠玉、玉山、璧玉、脂粉等明显带有女性美特征的词比拟人物，这显然受到了相书的影响。《世说新语·容止》记载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就受到相书《玉管照神局》“欲知富贵聪明，须知眼如点漆，口如四字，唇似朱红，两角朝于天仓，定是公侯之位”说法的影响。由于品题者和被品题者都是当时的名士，因此这种“人伦鉴识”之学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文人甚至产生了对女性阴柔之美的病态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