蹴鞠比赛有直接对抗、间接对抗和白打三种形式，前两种有球门，白打则不设球门。“双球门的直接竞赛”是汉代蹴鞠的主要形式，且被用于军事练兵，比赛时设“鞠城”即球场，周围有短墙环绕场地。比赛双方出场队员各12名，各守一座类似小房子的球门，比赛中允许身体直接接触对抗，如同打仗一样，踢鞠入对方球门多者胜。“单球门间接比赛”脱胎于直接对抗，唐宋时期较多见，主要是作为朝廷宴乐和外交礼仪竞赛表演。规则为“鞠城”中央设球门隔断，并于球门上立两尺多高的“风流眼”，双方球员各居一侧，在球不落地的情况下能使球穿过风流眼多者为胜。无球门的散踢方式称作“白打”，有点类似于今日的毽球和街头足球，主要是以踢球的花样和技巧取胜。据考证，三种形式中“白打”历史最为久远，因形式灵活，开展得也最为广泛，有一人到十人场户等多种形式。比赛时的技巧亦称“解数”，每一套解数又与自由体操相似，由自选系列动作组成，如拐、蹑、搭、蹬、捻等，古人为其起了诸多风雅生动名字，如转乾坤、燕归巢、斜插花、风摆荷、佛顶珠、旱地拾鱼、金佛推磨、双肩背月、拐子流星等。
“蹴鞠”一词最早见于《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游说齐宣王时形容临苗“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竿、鼓瑟、蹋鞠者”，“临苗”就在今日的山东淄博地区。《史记》和《战国策》中的记载都表明，在春秋战国时的齐国故都临淄，蹴鞠已发展为一种成熟的体育娱乐形式，在民间广为盛行。秦统一六国后蹴鞠运动一度沉寂，西汉建立后又复兴盛。《西京杂记》上载刘邦建汉后，把父亲刘太公接到长安城未央宫养老，然而刘太公出身市井，多以斗鸡、蹴鞠为戏，不耐宫中寂寞。于是刘邦命人在长安城东百里处，仿照故乡沛县丰邑的规模建起新城，又把原来丰邑的住户全部迁来。刘太公移居新城后，又开始以“斗鸡、蹴鞠”为欢。由此看出，汉以前的“蹴鞠”多是下层市民游戏，而此后则成为贵族阶级的新宠。桓宽的《盐铁论》中说，西汉社会承平日久，“贵人之家，蹴鞠斗鸡”为乐。据说汉武帝很喜欢观看蹴鞠，《汉书》记载他在宫中经常举行以斗鸡、蹴鞠比赛为内容的“鸡鞠之会”。宠臣董贤的家中还专门养了会踢球的“鞠客”，很像今日的球星。《西京杂记》中还写道，汉武帝平定西域时曾获一胡人俘虏，此人精于蹴鞠，身长善跃，技术十分了得。汉武帝经常看他踢球，连群臣的劝谏都听不进去，想来这个胡人应该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球员”了。
汉朝人也把蹴鞠视为“治国习武”的方法，在军队中广泛展开，汉代名将霍去病就曾于军中组织蹴鞠运动以练兵。由于这项运动的盛行，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的研究著作《蹴鞠二十五篇》，班固在写《汉书·艺文志》时把它列为兵书，归于军事训练技巧一类。刘向在《别录》中说得更为明确：“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西汉时一个狂热足球爱好者的逸事：名医淳于意为项处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项处不以为然，仍外出踢球，结果呕血身亡。故事结局虽然悲惨，却也使得项处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蹴鞠不仅是男子的运动，从出土的汉代石像及拓本上也能看到女子蹴鞠的身影。河南南阳出土的石像中，一女子蹴鞠者正在舞乐伴奏下两脚各蹋一鞠，与其他乐舞表演者同台表演，其高髻长袖更显姿态优美。
三国时蹴鞠仍为重要军体项目，魏武帝曹操即是蹴鞠的高手，也是位超级“球迷”。《魏略》称有个叫孔桂的人很会博弈、蹴鞠，“故太祖爱之，每在左右”。《太平御览》中引《会稽典录》说：“三国鼎峙，互兴金革。士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在军事训练中，蹴鞠已经上升到和骑射同样重要的作用了。
到了唐朝，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蹴鞠运动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一是在球体的制作工艺上有所改进：汉朝以来的“鞠”以两片熟皮缝制，为内填以毛或其他杂物的圆形实心毛丸，这似乎更像橄榄球。到了唐朝则把缝合的球壳片数改为八片，使球的外形更圆，还发明了把动物鳔泡“嘘气闭而吹之”，做成最早的气球，这比11世纪英国发明的气球早了三四百年的时间。二是出现了执行新规则的游戏形式：东汉时李尤写的《鞠城铭》中介绍了必须有身体接触的直接对抗蹴鞠赛，唐朝则出现了无须身体接触的间接对抗蹴鞠赛。在此规则下，军事训练的功能被弱化，更倾向于单纯的身体锻炼与休闲表演，这是蹴鞠作为体育游戏项目的进化。随着球体与规则的改良，至唐朝时有越来越多的女子参与到蹴鞠运动中来。她们多数不参与间接对抗，而以花样、技巧的“白打”为能事，尤其在清明寒食节这天，蹴鞠成为女子们应节的运动。当时的诗人王建在《宫词》中写道：“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唐朝是诗歌的黄金年代，蹴鞠这项综合了军事训练与社会时尚的运动，除了上述王建这首外，于时人诗中屡见不鲜。如“诗佛”王维《寒食城东即事》中写“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杜甫《清明》诗云“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韦庄在《长安清明》中说“内宫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韦应物在《寒食后北楼作》中道“遥闻击鼓声，蹴鞠军中乐”，等等。
唐玄宗一度迷恋蹴鞠，史载当时有个蹴鞠高手叫姜皎，玄宗未登基时就十分喜爱他，做了皇帝后更封姜皎为“殿中少监”，多次召他到“卧内侍宴，私以后妃连榻”，也就是允许他与后妃床挨着床睡。唐朝末年纲纪败坏，藩镇割据，宦官弄权，几任皇帝在理国上无所作为，却对蹴鞠运动更加情有独钟。唐朝的第14位皇帝文宗李昂一度欲中兴唐朝，但他毫无魄力，连喜欢蹴鞠也不愿直接参与对抗，而是爬上“勤政楼”俯身观看，及至最后受制于家奴宦官，无力阻止“甘露寺之变”这一惨剧的发生。唐僖宗则好蹴鞠而不疲，并以此为傲，丝毫不在意当时已混乱异常的时局。他在位不久即发生了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大起义。
宋朝蹴鞠进入了有史以来最鼎盛的时期。其一，球体的工艺继续改良，球壳从八片尖皮发展为“十二片香皮砌成”，以“熟硝黄革”做原料，“密砌缝成，不露线角”。制成的球重量要“正重十二两”，“实料轻裁”，规格“碎凑十分圆”。当时手工业作坊制作的球已有40个不同品种，每个品种各有独到之处。
其二，社会上出现了专以踢球技艺维生的蹴鞠艺人。据史料记载，北宋汴梁城和南宋临安城无论皇宫官家还是市井瓦子，都有精擅蹴鞠的名人，其名号亦多有流传。甚至在南宋时期，踢球艺人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齐云社”，又称“圆社”。这种类似于今日足球俱乐部的蹴鞠组织，专事蹴鞠比赛的组织和宣传推广，他们有一套严格的筛选、训练球员的规章制度，也对球员的利益加以保护，达到一种产业化的双赢平衡。时谚有云：“若论风流，无过圆社”，“齐云一社，三锦独争先”。
其三，有宋一朝偏“文治”而轻“武功”，基本取缔了蹴鞠于军事训练中的应用，带有对抗性的间接比赛也较少见于史书，有记载的绝大多数为“白打”。宋人白打技术基于唐朝的发展，已臻炉火纯青，能者“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而使“球终日不坠”。宋代蹴鞠家总结出了肩、背、拍、拽、捺、控、膝、拐、搭、膁等“十踢法”，歌诀云：“肩如手中持重物，用背慢下快回头。拐要控膝蹲腰取，搭用伸腰不起头。控时须用双眼顾，捺用肩尖微指高。拽时且用身先倒，右膝左手略微高。胸拍使了低头觑，何必频频问绿杨。”这些蹴鞠的诀窍法门很多与现代足球暗合，可见当时足球技艺的发展程度。
其四，蹴鞠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全民运动，上至皇帝、公卿、贵族、官宦、士人、举子，下至百姓、平民，无不以蹴鞠为乐，可以说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宋朝的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与其弟太宗赵光义，都是蹴鞠的狂热粉丝，宋徽宗时的画院待诏（即高级宫廷画师）苏汉臣的《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宋太祖、宋太宗和近臣赵普、党进、石守信、楚昭辅蹴鞠的情景，当然前文提到的宋徽宗也是最典型的“蹴鞠皇帝”。为君者倡导这种风气，臣下也就效而为之。曾做过宋朝重臣的李邦彦、王延龄均是当时闻名朝野的蹴鞠魁者。天子与达官贵人都喜爱蹴鞠，自然应运而生了一些“不学有术”的钻营小人，他们以蹴鞠技能作为“攀高枝”的砝码，甚至视作入仕之道。除了广为人知的高俅外，如此者不乏其人。宋人刘攽的《中山诗话》中记载，当时有个姓柳的进士踢得一脚好球，但官运很差，于是他谋划着以自己的球技打动同为“球迷”的当朝宰相丁谓。他探听来丁谓一般都在后花园踢球，便算好时间每天于墙外等待机会。也算得上“皇天不负苦心人”，一次丁谓的球果然飞了出来，柳进士上前拾起球顶在头上，不顾门房阻拦直奔丁谓而去。见到丁谓后他跪拜于地，又拿出拜书呈上。丁谓一见是个陌生人，自然不为所动。柳进士随即将头上的球滑落至腰肋间，却不使其落地，亮了几手绝活。这丁谓是蹴鞠的行家里手，看后既惊且赞，便收其做了门下的宾客。这个柳进士名为柳三复，他弟弟便是宋朝著名的风流词人柳永柳三变。
走过宋朝的黄金时期，蹴鞠在元、明、清三代逐渐衰落，乃至消逝。元朝为异族入主中原，将原南宋汉人名为“南人”，处于社会最底层，兴于汉人中间的蹴鞠运动自然难逃被挤压排斥的厄运，且蒙古人推崇骑射，统治时间短暂，又多处于作战征伐状态，自然很难对蹴鞠产生兴趣。在此种社会状态下，蹴鞠的生存环境骤然缩窄，最后竟沦为青楼歌姬招揽客人的一种职业技能。元代著名曲作家萨都剌在《妓女蹴鞠》中写道：“毕罢了歌舞花前宴，习学成齐云天下圆。”到了明朝，朱元璋明确规定严禁军人蹴鞠，并下旨“蹴鞠者卸脚”，此时蹴鞠只能在民间看到了。清政府入关后，同元朝统治者一样无法适应汉人的习俗游戏，同时出于巩固统治考虑，防止结党聚集，对民间的蹴鞠活动也开始禁止。顺治皇帝曾口谕禁止踢球，蹴鞠要“即行严禁”，后来乾隆皇帝干脆明令禁止蹴鞠活动，自此蹴鞠运动走向了绝路。到清末民初时，全国上下已经没有一个会蹴鞠的人了。
中国传统足球没落消亡，反观西方的现代足球却一步步风生水起，成为风靡全球的第一运动。今日之中国足球队常被人讥为“鱼腩”，屡战屡败，“男足”“男足球员”已近乎贬义词。痛苦的中国球迷能吹嘘的，也只是我们这早已消亡的“足球渊源”，不过相信很多人心中，至今仍在做着“蹴鞠雄起”的美梦。
链接一：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个文学名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据查，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他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宋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因祖籍河北昌黎而世称“韩昌黎”，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 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祖籍河东，世称柳河东，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柳宗元是贞元初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顺宗时王叔文执政，他任礼部员外郎，锐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败，他也被贬为永州司马，迁柳州刺史，于南方贬谪处生活14年，最后死于柳州。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著有《柳河东集》。
欧阳修（1007—1073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为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在政治和文学方面均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欧阳修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他的创作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婉约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欧阳修还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著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