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精神和中华民族特征看：一是战争将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人们摆脱战争的困扰，向往安定的国家，幸福的生活，抱着建设家园的满腔热情。当然，无休止的革命和政治运动，消耗了建国后人民建设国家的激情，这另当别论。中美如果开战，也将凝聚各界人士，齐心协力，赢得战争；战争结束后，战前一些内部的社会矛盾，经过战争，将得以淡化；人们主要是憧憬未来安宁和体面的生活，想建设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更加富足的社会。二是中华民族有勤劳工作的特征，历史上农耕社会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工业社会以来，城乡居民，如果不去劳动，觉得是吃闲饭的，被人瞧不起，而没有工作，更是一个个人和家庭的头等大事；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企业家，科技人员，包括政府工作人员，还是普通职工，虽然劳动法严格规定了劳动时间，强调休息，以及加班工资等事项，但是，白天加晚上，一周五天工作日再加周六周日，是许多企业和政事业单位的状况。而战后，人们会以更加忘我和奉献的精神，投入重建。
其次，人是生产力发展最宝贵的资源。中华民族是充满智慧的民族。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重视教育和科技，小学和中学教育正规化，恢复和发展高等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已经积累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力资本，而且国外留学的人力资源规模也很庞大。就下一代来看，自2000年到2012年，352名中国学生（包括港澳地区学生）的219个项目参加了一年一度在美国举行的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赢得了231个奖项，其中包括2004年获得的一项Intel ISEF顶级奖项。2012年中国内地参赛27名学生，带去18个项目，赢得了22个奖项。战后，中国政府将会更加重视教育，人们将会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将会激发中国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和有技能智能劳动力者的重建热情，会有更多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企业家们会更加努力地将技术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而有智能技能的职工，将会通过辛勤工作，将其变成复兴的现实。
再次，战争一方面可能极大地毁坏中国的工业体系，以及城乡布局；另一方面，则为战后调整产业结构，更新产业装备，以及整治国土，更合理地布局城市和乡村，节约使用土地，提供了新的更大的空间。从哲学上讲，有两种发展观，一种是马欷尔提出的，发展是渐近、连续和平衡的过程，即发展是在一个体系内，逐步地发育、生长和扩大；另一种是熊彼特的，发展是跨越、间断和不平衡的过程，即有时要摆脱甚至摧毁原有的框架，在一个新的体系中实现更大的跨越式发展，而摆脱旧的框架，意味着间断，跳跃式则意味着不平衡。战争，有时实际上起到了摧毁旧的框架，给发展提供另一种更新体系的机会。日德战后的发展，无不如此。
第四，战后重建和城市化加速的叠加，交通需要更新，水利设施需要修复，需要建设标准更高的民居，城市基础设施需要恢复和完善，学校、医院、文化和商业设施也都需要建设，这将大规模拉动投资，迅速推动能源、冶金、建材、化工等产业的发展，是人类有史以来可能最大规模的重建。从目前看，如果以实际居住所有为线，中国的城市水平也就在35%左右。而战后重建，将与村庄整治，人口集中，将大量的农村人口迁入城镇和城市相结合，人口快速和大规模的城市化，可能在十年之内，将中国实际的城市化水平提高到60%。城市化形成的投资、建设、就业、收入、消费等效应，将强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
第五，与日本和西德战后重建不一样的是，中国的人口规模远比两国大得多。当年，日本和西德的人口规模，已经是世界上较大规模的国家。其创新、工作和消费，有力地带动了两国战后的复兴。而中国战后，将是13亿多人口的重建和消费市场，13亿多人口的创新、工作和消费，而且战后快速增长，将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生产地和中间及最终产品销售区。即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欧美经济下落和需求减少，中国也能在自己不断增长着的市场中找到快速发展广阔的回旋余地。
第六，虽然战争中，有可能实行一些战时计划和国有的措施，但是，战后中国会比较二战后日德与其他国家实行不同体制形成的不同发展结果，经济上更加坚定地向市场配置资源、产权更加清晰、调动民间创业和投资的体制迈进；行政体制上，改革审批、监管等体制，提高办事效率，压缩行政公务支出比例，减轻创业、投资和经营负担；政治上形成立法、行政、司法制衡体系，立法民主化，加大民意选举各级领导人的力度，加大社会公众监督，形成一个现代的政治体制。总之，战后，中国在制度和体制上不会倒退，相反将更加坚决向建设一个制度和体制更加现代的国家迈进。
优者胜和劣者汰的丛林法则，以及历史的经验给国际政治研究一个道理，即如果想让世界上一个人口众多和优秀的民族，更加强盛，一个最好的办法是，用战争打击去激发和培养它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美国试图用军事围堵和对中战争的方式，遏制中国的崛起，从上面的分析看，很大可能是适得其反，战争的结果，在世界上形成一个更加强大的与美国世代仇视和敌对的中华民族和中国。
四、中美非合作博弈中的第三方获利
中美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很可能殃及多边，世界也不会安宁。然而，国际社会不是两个国家的世界，中美之间相互博弈时，还有其他第三方国家，甚至多边国家可能主动在其中寻找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有经典的成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就是谓此。
（一）中国受到其他方面的博弈
中国周边陆地边界纠纷，除了与大部分国家已经划定外，还与印度等国家的边界存在纠纷。而中国面临的领土和领海争议，热点集中在中国东部和南部的海域。钓鱼岛、南海诸岛礁及其附属海域，无论是从国际法理理论，还是从历史看，都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和领海，是中国核心的国家利益。一是领土寸土不能相让，国家主权不得侵犯；二是岛屿以及法定海域的各种资源，是中国的经济利益；三是这些岛屿的主权，关系到中国东南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
而有关国家，一是以为一个强盛中国邻居会威胁他们，心理上不希望在东亚一个发展中的中国崛起；二是一些政治家，通过在外挑起纠纷，煽动民族情绪，转移国内经济社会矛盾，博得国内选民；三是盯着领土领海相关的油气等资源，扩大其经济利益空间；四是对中国在海洋运输通道上，设置国别和安全障碍。
从美国从中东向亚太重新部署军力和全球再平衡战略看，加之几次战争的成本及其国内财政和债务因素考量，美国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于中国领土领海纠纷，明暗支持其与中国发生冲突。这些第三方，自己的力量不足以与中国抗对，利用中美之间的冲突，拉美国作大旗，希望中美之间发生冲突来抗衡中国，从而实现自己的利益。问题是，如果中国最后不得已用武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时，美国能参与其中吗？
实际上，可以看出，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形成了多边互相利用其他双方冲突的地缘政治关系，也就是多重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博弈关系。在深层次中美博弈的关系上，附着了美日、美菲、日菲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同盟关系；而俄罗斯日本等向越南等出售用于空战和海战的武器；印度也希望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到南海搅局；而在朝鲜问题上，似乎中国与朝形成利益共同体，而美韩形成军事同盟；还有俄印之间的遥相呼应，印美之间的相互往来，特别是军事交流和武器交易等，也对中国形成威胁。
从中俄印关系看，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视印度为其在亚洲地区的最重要的战略盟友。冷战时期，前苏联与印度的军事政治联系就十分紧密，苏印在联手制约中国、打击巴基斯坦、甚至共同反对西方的过程中相互声援。冷战结束后，虽然印美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迅速的改善，但印度要依靠俄国牵制中国，进一步打压巴基斯坦的战略空间，俄国需要在中印俄小战略三角来赢得中俄美大战略三角中的主动，所以俄印关系并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强。加之俄国与印度相隔较远，从远交近攻的地缘战略来看，放手武装印度对俄罗斯没有潜在的威胁。由于两国在战略上有共同利益，早在1994年12月，俄印就签署了跨世纪军事技术合作协议，而且两国高层互访不断，军技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军事技术合作已成为俄印两国发展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印度顺理成章地成为俄在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军火买家。
从中国周边看，印度对中国未来安全形成最大的威胁：一是从经济上看，印度目前有12亿人口，目前国内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550万，按照这个速度，并考虑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惯性和转基因食品对生育的影响，可能到2040年时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而居世界首位。与中国相比印度发展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拥有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大量年轻人口为印度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廉价劳动力。其经济规模可能超过中国为世界第一位。二是从军事和地缘政治上看，印度是世界上的核国家之一，其中程导弹与核武器威胁着中国中西部，并且其积极发展远程导弹，对中国全境都形成核威胁；中印20世纪60年代，就边界进行过战争，边境冲突潜在风险很大；在达兰萨拉给中国藏独势力留有基地，插手中国西藏事务；威胁中国海上能源补给线，印度提出了要控制印度洋，继而将海军前伸至马六甲海峡的想法，甚至提出南海问题国际化；对巴基斯坦、中亚地区实施侧翼渗透，在西南和西部形成包抄中国格局；与美、俄联手制华；借助“不结盟运动”领袖的地位联合穷国制约中国；未来进军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组织中制衡中国。
这种基于中美关系形成的多边博弈，首先，使中国需要多方应付，消耗中国的精力、财力和物力；并且在某一冲突发生时，不能集中精力去加以解决；其次，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研制和购买武器，逼迫中国不得不加大军事开支，加大军事研发力度，加强军事装备的规模和技术水平，以平衡周边国家的军事力量，包括还要为防御美国干预储备军事力量。实际上，周边有关国家寄希望于中美博弈而通过加强军力来实现自己不当利益，结果必然是东亚和南亚地区新一轮的军备扩张，势必会严重影响全球局势的安全。
中国还是一个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而中美博弈，美国利用中国周边的领土和领海问题，运用所谓的巧实力，激发有关周边国家的不当利益幻想，使这些国家扩大军力，威胁中国东海和南海，以及西南边疆的主权利益，逼得中国不得不分散发展精力，以分配更多的资源，用于军力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以保持威慑和对付突发的战争。
（二）美国受到其他方面的博弈
在美对中博弈中，实际美国也面临着更多的第三方利益冲突，包括潜在等待时机的利益冲突方，有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核打击威胁，以及第三方观其实力消耗、经济衰落，落于二流国家等心态和希望。
1.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
民主化，会缓和和化解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冲突，消除极端宗教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实际是一种美国的单方面幻想。从美国国内看，“伊斯兰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广为流行，是美国和西方大国传媒舆论中近20余年来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主流话语之一。经常把各种暴力恐怖活动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联系起来，视为对美国和西方安全与战略利益的巨大威胁。
巴基斯坦一位温和的原教旨主义代言人认为，伊斯兰教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冲突不是政治对抗，而主要是价值观方面的冲突。他从4个方面来解释原教旨主义由此产生的困惑环境：一是西方殖民统治造成的社会世俗化，它以西方世俗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取代了穆斯林大众所熟悉的伊斯兰制度，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二是西方殖民统治通过殖民文化征服人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兰国家盲目地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就是最突出的表现；三是殖民统治造成教育体制分裂，现代世俗教育以培养亲西方的知识、政治精英为目标，而传统宗教教育以培养宗教领袖为使命，导致两极分化；四是政治合法性危机，伊斯兰国家的领导阶层皆是亲西方的、世俗的政治精英，他们掌握权柄、独裁专制，但其统治缺乏根基，不得人心，政局动荡不安。
击毙本·拉登，以及“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浪潮，使美国担心的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消失了吗，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正常化了吗？我认为，回答是否定的。埃及曾经是美国的友好国家，民主革命穆斯林兄弟会执政后，一是抛弃了过去国内文化西方的世俗化，恢复伊斯兰文明，强化了政治和法规的伊斯兰色彩；二是无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其总统穆尔西参加伊朗主导的不结盟国家大会。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官员多次表态，不打算延续穆巴拉克的对伊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