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祝酒重新开始。费德林给周恩来翻译，师哲给斯大林翻译。周恩来事先把自己的讲话稿给费德林看过，费德林译成俄文拿在手里。周恩来临场讲话，未拿文稿，可是宣布开会和祝酒词共两千字，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令费德林十分惊讶。周总理讲的内容主要是：中苏友好要世世代代传下去；中苏两党两国兄弟般的团结对世界革命是最大的贡献；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要向老大哥学习等。
周恩来的祝词言简意赅，激动人心。全场热烈鼓掌，经久不息。斯大林讲话很轻松。他简短地说，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了，也代表了他的意思。社会主义阵营也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可惜今天与会者缺少了一员——南斯拉夫未被邀请，原因是南斯拉夫自己把自己划到外面去了。斯大林表示惋惜，接着，讲了团结就是力量。
席间，毛泽东举杯祝斯大林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主席、周总理健康。宴会持续至午夜，尽欢而散。2月17日，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莫洛托夫到毛泽东的住处把毛泽东送上汽车，又先于毛泽东赶到火车站，迎接毛泽东并送上火车。莫洛托夫告诉毛泽东说，要爱护身体，在路上，到国内，都要保重，这是斯大林再三要我告诉你的。另外，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要大意，这是临别赠言。
在莫斯科车站，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谈到了他这次访苏的成果和意义。他说：“我和中国代表团同仁周恩来同志等这次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大元帅以及苏联政府其他负责同志，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人们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毛泽东接着说，“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等，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在这篇演说中，毛泽东不但肯定了中苏友好与团结牢不可破，而且肯定了“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的调子。毛泽东特别预言：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毛泽东的演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莫洛托夫等和毛泽东握手告别。列车开动了，沿途欢迎欢送，气氛热烈。2月26日，列车到了我国边境城市满洲里。毛泽东给斯大林发了致谢电，周恩来给维辛斯基发了致谢电。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和保卫人员、工作人员一直陪送到这里，并将火车上的物品移到中国的火车上，其中有斯大林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辆小轿车。
1950年3月4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受到了在国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人们都祝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亲切会晤，祝贺毛泽东、周恩来访苏成功。
其中有一位身材魁梧的领导人，握着毛泽东的手问寒问暖，十分谦恭。他，就是共和国副主席兼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政委高岗。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对高岗的印象不错，并几次表扬过他；但随着革命的发展，权势的扩大，毛泽东越来越感到高岗骄傲了，权欲更大了，有点变了。
1953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饶漱石都很活跃，他们“批薄射刘”，把攻击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同志。会议开了好几天，气氛很紧张。
师哲问毛主席，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一直攻击薄一波？毛泽东淡淡一笑，说不是攻击薄一波，而是攻击***和周恩来同志！并要师哲把在莫斯科时斯大林送给他的那份文件找出来，那是当时担任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报告。报告中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为代表的“亲美派”，联系到高岗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于是，毛泽东对高岗就比较注意了。
1953年12月下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来中国参加鞍钢扩建的落成典礼。
当时，高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军区政治委员。捷沃西安在东北时，高岗不仅亲自作陪，而且利用接待外宾的机会，有意识地突出自己，压制别人，抬高自己的地位，特别是利用一切机会，私下进行反对***、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非组织活动。
毛泽东消息灵通，很快地了解到高岗的活动，更加戒备了。当时，他正在杭州休养，捷沃西安到北京后，毛泽东就邀请他和尤金一起到杭州去会谈，并指定师哲陪同前往。
1954年1月2日，师哲陪同捷沃西安和尤金到达杭州。在杭州车站，师哲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长王凡，感到奇怪，上海的公安局长，怎么到杭州来了？因为他和王凡在延安时期就比较熟识，关系颇好，一见面，便开玩笑地问：“你怎么把上海丢了，到这里来？”
“我来保卫毛主席！”王凡说着，表情严肃，并没有笑。师哲心里嘀咕：毛主席不是好好的吗？怎么把上海的公安局长调来保卫？有什么情况吗？
果然，事出有因。第二天，毛泽东接见捷沃西安和尤金，师哲任翻译。会客厅里，不像往常那样生动活泼，轻松愉快，毛泽东也不似往常那样态度和蔼，谈笑风生。客人就座后，毛泽东和客人寒暄了几句，简单地问了问他们访问、工作的情况，便话锋一转，严肃地谈起中国党内和国内的问题来了。
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着，毛泽东用手指了指师哲），楚就是湖南（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着他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师哲听着，笑着，翻译着，并不紧张。因为他知道自己虽是陕西人，是秦人，但并无灭六国之志，更无灭楚之心，只是老老实实地作个共产党员，从来没有想打倒谁。毛泽东虽然指着他说话抒情，但意在言外，并非指他。所以他态度自然，笑得真切，译得准确，毫不慌乱，翻译得连一个拌子也不打。捷沃西安和尤金听着毛泽东的湖南话和师哲那流利准确的翻译，禁不住抬起头来，用那质疑的、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态度从容、心底坦然、毫不慌乱的俄文翻译。毛泽东笑了，他心中有数，不肯明讲。
师哲知道，毛泽东所说的“陕西”是指高岗。高岗是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第26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3年初调到北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由于个人野心和权欲膨胀，勾结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要求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政务院总理。但高岗是高岗，怎么把他说成“陕西”，并且指着我师哲呢？
回忆此情此景，师哲心里难受起来。他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人，一个共产党人，为革命奋斗了几十年，跟着毛泽东也奔波了十多年，不怕艰苦，不惧牺牲，老老实实工作，堂堂正正做人，毛主席了解自己。可是，今天当着苏联客人的面，他指着我说陕西人要打倒他。我虽知他指的是高岗，但客人不知道，对我也疏远了！
这怎么办呢？事关党的机密，不能明说。既不能给毛主席去提意见，也不好去给客人作解释。聪明过人而又刚正不阿的师哲略一沉思，又轻松愉快地给客人讲起了秦灭楚的故事。
师哲说：秦灭楚时，秦人意见并不一致，不是铁板一块。据我们汉朝的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当时，秦人的内部矛盾也很大。秦始皇要灭楚，问他的大将王翦，灭楚需要多少人马？王翦答：60万。秦始皇想，我秦国共有60多万人马，都交给你王翦带走？岂不国内空虚？万一你王翦中途叛乱，反戈一击，社稷江山岂不成了你的？另一位将军李信，说他带20万人灭楚，足够了。好！秦始皇当即拍板，给了李信20万兵马。
谁料，李信本事不嘉，20万兵马很快被楚国吃掉了，还引来楚兵压境，威胁秦国。没办法，秦始皇只得硬着头皮再去请王翦。那王翦见秦始皇疑心太大，不肯出山。
秦始皇又坐着车子亲自到频阳去请。王翦说，要臣灭楚，非60万兵马不可！秦始皇咬咬牙，行！给你60万！
王翦带着60万兵马出发了，秦始皇亲自送行，并问王将军还有什么要求。王翦见皇上对自己不放心，就说灭楚之后，要良田千顷，告老还乡。秦始皇见王翦没有野心，便满口答应。这样，后方巩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5年3月，中共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了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会上，毛泽东说：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关于斯大林把高岗谈话记录拿给毛泽东看这件事，毛泽东没有具体地讲。但是，很显然，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此举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
赫鲁晓夫显然是同情高岗反对斯大林的。他写道：“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班子内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他进一步分析：“斯大林为什么要出卖高岗？我想他是受了自己猜疑心的驱使。正像他自己说过的那样，他信不过任何人，甚至也信不过他自己。他估计毛迟早会发现高岗一直在告自己的密，因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就可以指责斯大林煽动反对中国政府。于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还是牺牲高岗来取得毛的信任。”
毛泽东一贯反对搞阴谋诡计，反对里通外国，更不允许把自己国家的重要情报提供给外国人。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我们党来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对于斯大林处理高岗情报的问题上，有着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毛泽东的观点是共产党人的观点，要做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要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赫鲁晓夫则十分同情高岗，埋怨“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惋惜使他“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对苏联“提供宝贵情报的人”。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远隔千山，言传其人。是非曲直，一看便知。过了一年半，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讲到了高岗的问题。毛泽东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
毛泽东没有具体叙述斯大林给他传递材料的经过，接着说：“1953年12月24日，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曾经宣布说，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