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胡适在上海《新月》杂志10号上发表了《我们走那条路》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说：去年我们几个朋友讨论的是中国现状问题，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说的朋友是罗隆基、潘光旦等人。他们几个请胡适先谈个大概，也就是“开场白”、“引言”之类的，谈谈他们对解决中国问题所持的观点、立场及方法、态度等问题。然后再由他们来分别就政治、经济、教育等问题写文章发表，以供社会讨论。胡适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于是写了这篇文章，就中国革命的对象和方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正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地作自觉的改革。然后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此文在《新月》上发表后，梁漱溟在《村治月刊》上发表《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的公开信，对胡适的文章给予评论。略谓：本人对胡文中“反对暴力革命”的观点是完全同意的，但对其革命对象为“五大魔”的说法却表示不能同意。于是提出质问，谓数年来，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另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帝国主义者与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在先生，其必有深意，正待要好好聆教。接着，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疾病、愚昧，皆与贪污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这个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而它扼死了我国产业开发的途路，不与之为敌，其将奈何？”以上所论，可以看出梁、胡二人在解决“中国前途”问题、“反对革命而主张改良”这点上，立场是一致的。但在识别革命对象的问题上，观点就不相同了。显然，在这方面，胡适洞察社会的眼光，就不如梁漱溟之深刻了。
同年，在河南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这次大规模的内战，直接影响到河南“村治学院”之成效。本来，梁漱溟到位后工作开展是很顺利的，但好景不长，学院开办不到一年，却碰上了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相互争权夺利的“中原大战”。战争的结局是蒋军得胜，阎退回山西，冯放弃河南向西北撤退。同年10月，蒋军开进河南省会开封，“村治学院”因与冯系军阀有关系，故遭封闭。梁漱溟返回北平。后来他回忆说：“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二阶段。”
到山东办“乡村建设研究院”
河南“村治学院”结束后，院长彭禹廷回家乡去了，而副院长梁仲华却到了济南，去向当时的山东省省长韩复榘报告河南“村治学院”的结束情况。为何要向韩报告呢？原因是韩在此之前，是冯系人物，任河南省长。他对该学院一向积极支持，后因与冯玉祥发生矛盾而投靠蒋介石，蒋任命他为山东省长。因有这层关系，所以梁向他报告，并商量善后办法。韩在听完梁的报告后，当即表示欢迎他们都来山东，继续在河南的事业。梁仲华得到韩的指示后，转到了北平与梁漱溟商量，如何在山东继续办学的问题。幸好那时河南“村治学院”的人员还没有全部走散，经过他们组织，大家又一齐转到了山东邹平县重新建校。之后，从1931年初到1937年底，梁漱溟都是在这里从事他理想中的“乡治”工作。这也是他搞乡村工作的第三阶段。
1931年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成立，院长是梁仲华，副院长是孙联泉，梁漱溟为研究部主任。该院开创时，由梁撰写了一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宣传他们摧行“乡治”的主张和办学的宗旨。在这篇文章里，他首次选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字眼。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上许多人都在提倡建设，而建设又有许多方面，他们是从事于乡村工作的，所以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名称。从此以后，似乎名正言顺，一直就没有什么变动，一直沿袭下来，而他本人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乡治派”的代表人物了。
其次，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阐述了“乡治”的理论根据。宣称：“中国原来是一个大的农业社会，在他境内见到的无非是些乡村，即有些城市（如县城之类）亦多数只算大乡村，说得上都市的很少。就从这点上说，中国的建设问题便应当是‘乡村建设’。”再说摆在眼前最大的问题，是许多人没饭吃，天灾人祸，以至官无可求，军无可投，匪无可为，劳力过剩，年年有增无减。这些问题，也只有走乡村建设的路，振兴农业，才能得到解决。至于谈到教育问题，他认为西方的学校教育，不仅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而且还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因此，他说：“数十年来与此乡村社会全不切合的西式学校教育，是专门诱致乡村人于都市，提高他的欲望而毁灭他的能力，使之流为高等乞丐。由于上述的一些原因，中国广大的乡村遭到破坏，如若要解决中国的出路，须得扭转方向，而从事于乡村建设，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机。”并强调说，只有乡村安定，乃可以安顿流亡；只有乡村产业兴起，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力；只有农产增加，可以增进国富；只有乡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基础；只有乡村一般人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都是如此。所谓乡村自治其内容主要是包括上述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三个方面。这三者究竟以何者先办，何者后办，可因地制宜，由当地主事者们自行决定。从当时邹平的情况来看，梁是先从教育入手，因此文章的后半部开宗明义，他首先声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之设立所有一切办法或秉承省政府命令所示，或由院拟订呈请省政府核准备案”者为依据，从而表明了办学的态度和立场。接着是谈他们制订的方案。乡村建设研究院分为三部分：
（一）乡村建设研究部。
该部是高级研究机构，任务是研究乡村建设理论，其招生对象是大专院校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共40名，学习期限为一年。
（二）乡村服务训练部。
其任务是训练到乡村服务的人员，招收的学员都是具有相当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年。招收的人数，每期大约300人左右。
（三）乡村建设实验区。
为了实行乡村建设计划，经山东省政府同意，以邹平县为乡村建设研究的实验区。这个县的全部事情都由该院管理，包括县长的提名、机构的设置、行政区域的划分，等等。
除上述机构设施外，在教学方式上，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如课堂面授比较少，一般不采取讲授方式，而是采取个别谈话，或是集体讨论的形式。为了充实教师队伍，特从南京晓庄师范借了几位有经验的教师来负责教学。他们所开设的课程都是从实际出发，如乡建理论、精神陶冶、乡村自治、乡村礼俗、乡村教育、农村经济、农村自卫、农业常识、土壤肥料、畜种改良、水利建设、农家副业、现行法令等，名目不少。为了解决教师力量之不足，他们还到各大学约请一些学有所长的教师担任专业课程的指导，采取函授方式进行。这也算是一项改革的内容。综上所述，可见梁多年来主张走出学校，深入农村，结合乡村自治办教育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而且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关注。
1933年7月，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在邹平召开，梁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报告》为题，在会上作经验介绍。首先，他阐述了他们办学的宗旨，略谓：“顾今日中国之乱，系由近百年来遭遇另一种不同文化，陷入于一全新的环境中，所以引发其自身传统文化之一大激变。此时而言求治，非从根本上重新建立其自身所适用之一种组织构造不可，而所谓村治或乡村建设云者，意在新组织构造必于从乡村建其根基，而后使之得以发荣滋长。”接着他介绍了两年来的工作情况及成绩。他说：“本院开办以来，招收曾受过高等教育之学生共40名学员，今已结业，多数留本院及实验区服务。训练部招收学员，学习一年，前后结业的大约有700人，极大多数皆回县服务，由省政府通令其本县，每县划定一区，由学生等试办民众学校（乡农学校），并得担任区长职务，在院内成立乡村服务指导处，派员分赴各县巡回指导。据统计27个县中共有77处，内计高级部60班，普通班87班，总共147班，学生人数5280人。各校经费其自筹部分多寡不等，难以计算，其由县补助部分，全年总数42480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梁漱溟等人在山东邹平办的乡村建设事业，在当时地方政府及韩复榘等人的积极支持下取得一些成绩，这对巩固国民党的统治是有利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山东省政府按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二届内政会议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办法，在原有的基础上，1935年又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个县为实验区。之后在各实验区进行了广泛的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一体的乡农学校的试验：校长即乡间有威望者，教员即乡村服务人员，学生即本乡民；课程包括识字扫盲、历史、地理、音乐歌唱、精神讲话、农业科技等等；内容包括指导农、林、牧生产，组织生产合作社，改进技术，保健防疫，乃至节制生育，禁赌禁毒，等等。梁办此农校所设的课程，其中特别重视对学生的精神教育这一科。他说：“精神陶冶，就是启发大家的深心大愿。我们能有深心大愿，才没有俗见俗肠。比如看见财利浮名都心热，无关轻重的成败毁誉都顾虑，这完全是世俗的心理。我们的乡村建设是一个很远大的工程，我们要有深心大愿方可荷此任。”为此，他曾将过去办学中每天早晨跟同学们精神讲话的“朝话”恢复，并以身作则，做学生的模范。据当时的人说，他的生活很简单朴素，每天起得很早，夏天5时、冬天6时，晚10时左右就寝。他的住处除桌椅外，别无它物。他的书籍也不放在私室，统统存在公用图书馆中。他的饮食很随便，终年素食，尤好吃水果。他为人很认真，做人为学治事是打成一片的。他有十四个字的格言，常写来赠给他人，即“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由此可见，他胸怀之广大，志向之远大。
农村改造运动，在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努力下，形势发展是比较快的，影响也不小，这可以由下列事实得到证明：第一次出席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人员只有70多人。1934年，他们在河北定县召开第二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时，出席会议的人员增至150余人，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多。1935年，在无锡他们召开第三次年会时，有169人，据说旁听的人数每次均在100人以上。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的乡治派的改良运动在农村的工作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其中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辛辛苦苦在农村工作立意是好的，但对改变中国农村面貌及农民生活起不了多大作用，相反只能对国民党政府及农村的地主、富农有利。因此，他们毫不客气地对乡治派提出严肃的批评，而对梁漱溟的理论及其实践批判的火力更为集中。如孙冶方在其《为什么要批评乡村改良主义工作》一文中所说的：“许多从事乡村改良主义运动的工作人员的精神，是可以佩服的。他们抛弃都市的享乐，而到农村中去做那艰苦工作。在他们主观方面，或者以为他们所做的工作确定是足以拯救中国农村之崩溃。然而他们的主观方面的好意，决不能掩饰他们的工作在客观上的开倒车作用。”其次，干家驹在《中国的歧路——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一文中，也针对梁的乡治理论进行批评。他说：“梁先生的‘新治道’表面上看来虽然好似尽善尽美，仿佛可以令‘学众’一踏而入‘自由平等博爱之王国’，但说穿了却也不过是孔老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把戏。”并称：“梁先生的乡学与村学虽然披了美丽的外衣，挂上了‘组织农民教育农民’的招牌，但骨子里还不是维持现存制度之巧妙的设计者？”此外，西超在《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印象》一文中也指出：现在中华民族不能从帝国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时将国内封建残余势力根本铲除，你要讲农村生产科学化是不可能的。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是一个“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又必须和“民族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在农民没有解除这两重锁链以前，一切用“软工夫”（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是很难有实效的。踪上所述，不难看出当时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及在建设中国农村问题上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社会现状。这是“革命”与“改良”之争，不以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谁是谁非，历史最后做出了结论，乡治派失败了。梁漱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回忆这段经历时说：“由于其根本点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相径庭，我落到同许多社会改良主义者一样，终归未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