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警告他，介绍他去求学，这时我在北大。单独讲唯识论，拿新的讲法，与西洋人讲的科学，互相印证来讲。我出版的《唯识述义》引了许多科学家的话，跟“唯识论”相印证，那么出书。一边写着一边讲，慢慢讲不通了。自己觉得不好乱讲了，我才跑到南京欧阳先生的学院，请内行来讲。请来人——吕秋逸（吕叔湘之叔），欧阳先生的弟子，我想请吕秋逸来北京讲唯识法家。我讲不下去了，而欧阳先生离不开吕秋逸。欧阳不放，这时我介绍的熊先生学习已经三年了，实际是不满两年，首尾不过两年。欧阳不放（吕），我只好把熊先生请出来了，请他来讲唯识法家。哪里晓得，他跟我是两个脾气。我是唯恐对古人知道不深，所以去请人，欧阳不来，结果拉熊来了。他一到北大，完全与我的宗旨相反。我是很谨守的。自己不好乱讲下去，找人，把他请来。他却自由主张，他不是很谨慎，他提出“新唯识论”，要改造，完全与我相反。出乎我意料，那就跟蔡元培先生说这个问题。蔡先生向来如大家说的兼容并包，蔡答复我，他有新鲜讲法，就任他讲好了。后来出书《新唯识论》，完全相反，彼此反对，我请来一位反对派。私人感情上很好，学术上所见不相合。简短地说，他想跟我在一起，我到山东，他到山东；我回北京，他也回北京，租房子一起住。熊先生跟我一起住，如此者有几年。住什刹海，始终不离。他收了一个高足，叫高赞非，熊先生给大家讲学，高赞非在左右，熊先讲的，他都有记录。编辑成书，头一本是《遵闻录》。我们住清华园外永安观，形影不离。朱谦之、陈亚山、赵宗元……都是跟着我们的。
我到广东，熊到西湖，就分开了。他在西湖小庙租房住。
四川北碚，又在一起。勉仁中学、勉仁书院（熊先生讲学），他跟中学没有关系，没教中学生。曹慕樊、周通旦几个跟着他。讲旧学，即讲经学，《读经指要》。
他跟董必武是好朋友，他当过兵，在过学兵营，两广总督时就有关系，比一般兵高，他还做黎元洪都督府参谋，跑革命厌倦，有志于学问。他佩服王夫之，心里很有契合。他来讲“新唯识论”，就是把王船山的学问扯到佛教上来，我非常反对，他要改造。
（我提出“儒佛异同论”？）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其中有。
（科学与玄学之争，为什么您没参加？未答出所以然，只是说没有。）
（为什么没有出国留学和游览？）
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我搞的是乡村教育……
（是不是反对留学？）
我不成了糊涂了吗？
（这次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谈了与熊十力的交往。）
1987年9月16日 星期三
（离上次访谈四个月。）
提问题：
（一）投考过北大没有？
（二）在北大职位是讲师、教授？
（三）胡适与金岳霖的对话在协和？
（四）与胡适的关系、往来？
（五）自我的思想归纳？
（今天带《胡适传》送他。他从头看翻到底，一个多小时。我坐在他旁边，两个藤椅。可见他很重视、关心。
开始我问他到北大的年月，他又重复说，初见蔡元培先生之事。后我说谈过了。
不过后面说蔡重文科把理科停了，这些还是新的。再下来是边看书、边议论记下的。）
民国6年（1917），到蔡家请教拿文章去，题目是《究元决疑论》。他说在上海时已经看过了，很好。这次来北大，注意哲学系，请你来帮忙，发扬佛家思想、讲佛学。我说对佛家喜欢，其他知识不够，这话是实话。
实话“哲学”英文为Philosophy，词典书里翻译为“爱智”意思。中国儒家、印度佛家，近乎西方的“爱智”，要紧的是不是那回事。“爱智”偏重知识、思想；中国孔孟、印度佛家，他们都不是一种思想。哲学“爱智”不是那样。是什么呢？二者都是在人生问题上有他的实践，实践不能说是哲学。哲学是思想的副产物。“爱智”就是注意人的头脑、思想，并不能谈到人生的实践。自然在人是实践，儒、佛是两回事。佛家是出世，否定人生；儒家肯定人生，两家不相同，可是都是实行（实践），不是“爱智”思想。把它做思想看，是不懂儒、佛，都是外行。说远了点，再转回来说，蔡先生我见他，他来北大最注意文科、哲学系。附带说一下，蔡一到北大，对北大改造，重要是把工科停止不办，学生都拨归天津北洋大学，北大不办工科了。这是他很大变动。主持者为胡仁源，北大代校长，工科方面的。他走了，学生到天津。
（梁看《胡适传》，手不释卷，边看边评，摘记。他说，他是早胡适一步（两个月）到北大的。）
去太原讲学一个月，碰见江亢虎。他在北京创办女子讲习所，后来在汪伪政权，人很糟糕。
与胡不是同时去。（指着书上《胡适传》胡适相片说。）1921年那张像他本人，头宽、聪明。
陈独秀、***主张共产主义，胡不赞成，心里不喜欢，所以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
（问我：他相信中医，这写了没有？我说没写。这是传略，以后要写的。）
胡适他很相信中医。他病，请陆仲安。给他看好了。请胡写点东西，写扇面，能写，但气魄不行。
（他往下看到49页，上面写着：朋友朱谦之。）
不恰当，是学生。朱个性很强，不承认是北大学生。写信给北大代校长蒋梦麟，不注册做学生，学习不要毕业文凭。蒋回信同意。上课称谦之先生。（笑）
（继续翻阅《胡适传》，见到“章士钊”三个字。）
章士钊写信给蔡元培等于反对白话文。章说讲学问，只有用文言文才能表达中国学问，白话文表达不行。有这样一封信。同时有林琴南写信给蔡，反对北大讲学用白话文。蔡答“兼容并包”，白话文、文言文都好。章、林主张古文。
（我说，章的信未公布出来，没看过。）
（翻到“傅斯年”名字下。）
傅斯年是学生，北大学生中最有名，才气好得很。傅斯年了不起，他组织“新潮社”，他出《新潮》刊物，另一派同学出《国故》。
（我问：《新青年》、《新潮》哪个名气大？）
差不多。《新青年》出得早。几个教授（胡适、陶孟和、陈独秀、***等人）都在《新青年》，名气要大一些。
（看到“徐志摩”三个字。）
我跟他很熟。他给泰戈尔做翻译。中国方面指定徐招待泰戈尔。有一次，徐要我同泰戈尔谈话。我是听过泰戈尔的讲演，在北京。我学过英文，不行。泰讲得很好，我英文不好，对内容没有十分听懂。他讲英文，发音脆细，好听得很，如同听音乐一样。徐介绍我去见泰，他愿做翻译。徐拉我去，刚好碰见一位北大德文系教授，比我先到，姓名一时说不出来，是河南人。他没经过介绍，比我先到，要见泰戈尔。后来志摩要我等一下，让他先见，我在旁边等着。他跟泰戈尔谈宗教（教德文的教授），讲五教同源（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儒家孔教、道教），同样尊崇。他走了后，我跟泰谈话。泰就刚才的讲话说，孔子不是宗教，不赞成刚才那位先生意见，把儒家看成是宗教。我表示孔子不是宗教。《论语》书中回答弟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如此之类，可证明孔子不是宗教。我把这个话，说给泰戈尔。徐做翻译。泰同意我的话，儒家不是宗教。泰戈尔说不重视宗教，有不重视孔子的意思。他表示孔子书里说的话，都是四平八稳，对社会是一种很平稳的。但这样子，在他看孔子不是宗教。我也同意这个见解，不赞成刚才那个人的谈话。宗教总是信这个，不信那个，排斥那个，不是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我也同意泰戈尔的看法。
可是我辩明，孔子有这个话：“乡原，德之贼也。”“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行”最好，“狂狷”各有所偏，但比那个“乡原”好，“乡原”是假的中庸，真的比假的好。我把这个话说给泰戈尔听。孔子不要四平八稳。要求真，孔子求真。我谈后泰戈尔非常赞成。
（按：今天讲的没有按提问的讲。）
1987年12月10日 星期四
《唯识述义》（梁漱溟著），黎锦熙有一本，甘肃天水朋友有一本。现家中有第一册，第二册找不到了。
《成唯识论述记》属法相宗，翻译者，印度翻过来的，玄奘法师门下窥基的笔墨。原本是几种本子合起来的。窥基，唐代尉迟公的侄子。《述记》20本，为专门学问。
《唯识述义》两本，现剩一本，第二册没有了。借用一些近现代西洋的科学家言论，来解释“唯识论”的学问。两本书可惜现仅存第一本。其内容是印证古代唯识家的话，说明佛教唯识，是很合乎现在科学的。
在北大我是讲师。教授要够钟点的，我讲的是冷门，每周只讲两个小时，所以我的待遇不是教授。
我没有考过北京大学，他们误传。我是考过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是汤尔和，在日本学西医的。他在北京办西医学校，投考未被录取。
为什么离开北大？7年很不短了，满了7年，辞职，自己办学。没有发生冲突意见。我讲的印度哲学，是冷门，跟新思潮没有关系，谈不到他们排挤。（因我问，是否被新派排挤，发生矛盾、冲突？）
请许先生代课。司法部事完了，我才来接任北大的课。许丹（季上）与蔡相熟，蔡做教育总长，他是视学。后来许病了，一方面他病了，一方面我的事摆脱了。
为什么编《晚周汉魏文钞》？因我反对桐城派古文，不赞成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我的书没有印出来，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我穷学生无力印。后来它没有印，我跟他要100元，他送我50元（银元），我嫌少。商务印书馆答复说，像你这样的稿子，我们这里存有很多，不知什么时候印，送你50元是我们垫出来的。全书费了很大工夫。（我问时间？）大概一二年完成的，总共一大本，包括孟子、荀子、韩非子、汉魏王充……（书本上有，略之。）接交人是北京商务印书馆经理孙壮（号叫孙伯恒），打交道的人。
黄远生写了文章介绍我这本书，在他文集里有。
日本之行，44岁时，记得有40天样子（书上说30天）。因为他们日本人来山东参观我在邹平的试验区，来的日本人长野郎（学者）注意农村问题，风闻我搞乡村建设，来参观考察。我去日本，等于是回访参观考察日本农村。
《民国报》，辛亥革命后，清廷退位。搞革命，就不搞手枪、炸弹了。于是就办报，地点在天津。另一个叫《民意报》，主持人是赵铁桥。《民国报》主持人是甄元熙。两个报都是同盟会的。先在天津办，因为印刷方便，工头找的是日本人，后来迁到北京，顺治门大街。后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党本部派汤漪（江西人，国民党国会议员）接收这报馆，我们就退出来了。他们搞、办，我们就退出来了。不够一年，时间很短。两个报，都是同盟会办的。
曹州办学失败。（我问：失败的原因？）时局变化，冯玉祥搞国民一军，胡林翼国民二军、孙岳国民三军，他们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合作。
把溥仪从皇宫里搞出来了，本来有优待条件八条，允许在宫里住。
这时冯派鹿钟麟从宫里把宣统搞出来，弄到天津。
（夹了一个张勋复辟。我问他有什么意见？）
没有意见。本来不对。
辞北大到曹州办学，失败回北京，闭门思过。没有事做。同住的有湖北熊十力。（学术界把梁先生当做新儒学代表人物，我问，承认不承认？他说，还是儒学为好云云。）我跟熊的关系，从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国文）开始，有梁任公主持的一个刊物，叫《庸言》，上有熊的文章，不是长篇论文，是杂记体裁一条一条的，说佛家谈空说有，使人流荡失守。总而言之，站在儒家立场，批评佛家。而我写的论文，引他的话，此徒凡夫熊（十力）生恒，对佛法不懂，胡乱批评。我在北大刊物上批评，他才从天津写个明信片给我，大意就说，你说我不懂佛法，胡说八道，现在放暑假了，我来看你，当面谈一谈。他来北京住西四广济寺。我们在这里见的面。开始，我说，你不懂佛法，不要乱说。我劝你虚心研究一下佛法。这样我才介绍他到南京内学院（金陵刻经处）受教于欧阳竟无先生（主持人）。我介绍他到那里去研究佛学。就是这样开头的，以下的话就长了。
新儒家不承认（杜维明说的）。儒家还是叫儒家。儒家是一个学派。汉代才对儒家有个肯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又，请他辨认欢迎泰戈尔的一张照片，问上面有他否，我指穿着长衫马褂者，他说记不清，可能是。）
1987年12月19日 星期六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罗常培暑期回南开开学，最后一章是我写的。
“印度哲学”一般讲六派，不包含佛学。印度人分别为六派。英国人统治印度，介绍印度哲学思想，也称为六派，日本木春太玄、井上泰次郎，照样说六派。其中著名两大派：一派胜论派，一派宿论派。在佛教《大藏经》里有。《大藏经》佛家认为外道，主要派别，他们的学说也收在《大藏经》里面。
日本人讲六派。我的书把他们六派都讲了。他们英国人、日本人的著作都不谈佛学。我是一方面把他六派叙述了，另一方面谈了佛学，我是对抗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