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大革命彻底失败了。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革命转入低潮。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到1930年，农村红色政权已遍布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河南、安徽、浙江等许多省份，红军发展到十万人。中国革命出现了较好的形势。
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非常恐惧，一心要拔掉这颗眼中钉。于是就从1930年11月底开始，发动了对苏区的多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中国共产党由于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影响，虽然取得了一至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第五次反“围剿”却付出了沉重代价，最终失败了。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逐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以顽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到达陕北。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在陕北，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这段历史本身就跌宕起伏，更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造谣污蔑、恶意诽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重大活动和正确主张一直不为外人所知，即使略知一二的人也是道听途说，不知真相。因此，外人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褒贬不一或兼而有之。有人宣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只是“土匪”。但也有人认为，由于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活动缺少第一手资料，过早地下结论是不公正的。
随着对中国感情的日益增强，斯诺密切关注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他从佩弗、比森等人写的材料里得到一些“极零碎、粗糙和不可靠的”情况。1931年，他还在印度零碎地读了些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斯诺在他的第一本书《远东前线》中试图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作些评价，把党在农村根据地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称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他认为，“从一九二七年起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是很容易理解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中部的进展，是历史上最惊人的群众运动之一”。共产党取得成功的真正基础，在于它的主张符合人数众多的无地农民和贫民的愿望，“红军每到一地，总能赢得农民的支持”。
斯诺清楚地知道，由于“国民党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它越来越失去人民的信任，而共产党却得到越来越多的拥护者。1935年，斯诺在给他哥哥霍华德的信中说：“中国的真正革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革命一样，只有在没法解决活不下去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假如你来中国，将会看到中国红军和美国选举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然从表面上看它们是不同的。假如你像我一样长期留在中国，你会发现这场革命仅是民众的历史性要求的一种表现。他们长期受压迫和受歧视，现在他们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这就是人民推翻统治者。”
这一时期，斯诺看到的有关共产党的材料都是第二手的，有不少西方人和他有相似的见解。他们一方面认识到“共产主义在中国不再是危言耸听的幻觉”，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又受到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如斯诺在指出“共产党破坏了腐败的旧社会残余”的同时，还认为“共产党破坏了不可计数的财产”，“农民运动迄今取得的成就主要是破坏性的”，“共产党可能永远不会变强大”。斯诺总结说“中共在继续发展，城市知识分子对它的同情也在增长。但这一运动只有激情，并不具备足以团结和领导全国的能力、知识和政治组织。迄今为止，它的胜利可能只意味着暴民政治的胜利。看来它缺少意识形态方面的背景和有素养的领导人。”
不管怎样推测、分析、总结，斯诺无法回答别人所问的和自己所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中国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呢？共产党人自称反帝反封建，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他们是流寇，孰是孰非呢？
蒋介石不断地大规模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为什么还有成千成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红军，拥护共产党呢？
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一样吗？他们懂马克思主义吗？他们是“莫斯科的工具”，还是独立的政党呢？
红军战士那么顽强、勇敢、不畏困难、不畏生死，在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的条件下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希望、目标、理想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是只不过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25万银元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的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或像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毛泽东真的已经死了吗？……还有其他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毙命，可是又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出现，不但毫毛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新的军队和国民党对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
红军为什么不攻占大城市？在农民占人口80%的国家搞革命，谈得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吗？
共产党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所说的是被“共妻”的吗？共产党人怎样恋爱、娱乐呢？
红军没有工业，他们的机器从哪里来呢？
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力量吗？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将怎样发展？能成功吗？一旦成功，对中国本身会产生什么影响？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对英、美又会意味着什么？
百思不得其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斯诺这样想。
斯诺写完《远东前线》一书后，开始认真考虑访问红色根据地的时间。1932年结婚时，斯诺曾告诉一位朋友，他准备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那里弄张访问中国苏维埃的“护照”。他说：“我几乎要成功了，但在最后时刻我联系的共产党人……失踪了，我再也没有办法和他联系。”
与此同时，斯诺通过多种途径搜集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材料。1934年，斯诺接受美国一家出版公司预付的750美元，答应在1934年底以前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或其他题目的书。这就促使斯诺更加急于要到苏区去搜集材料。但那时，蒋介石正对苏区进行大规模的“围剿”。10月，红军进行了历史性的大转移，去苏区的可能性更小。
一二九运动后，一大批青年学生涌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大转移后唯一的聚集地——西北。在他们的鼓舞下，斯诺去苏区的愿望更加迫切。他找到一个姓俞的青年作中间介绍人。俞的英文名叫戴维，他就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黄敬。后来俞要去天津，斯诺夫妇给他一套服装。临行前，俞告诉斯诺可以跟一个叫凯·维的先生进行访问红色根据地的联系。斯诺后来知道，凯·维就是刘少奇，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由于种种原因，斯诺在1936年初访问苏区的愿望没有实现，他只得耐心等待。
那时，国民党把苏区封锁得比铜墙铁壁还要严密。外面风传去苏区的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但斯诺不惧怕。1936年5月，斯诺去上海找宋庆龄、鲁迅、路易·艾黎、史沫特莱，希望通过他们得到访问红色根据地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斯诺的一个朋友告诉他，宋庆龄女士作了安排，他可能有办法进入苏区，必须立即动身。直觉告诉斯诺，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稍纵即逝。去，坚决去，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千千万万的人已经牺牲了，只要能探明事情真相，掉脑袋的代价不算太高。做出决定之后，斯诺得到一封用隐形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和半张名片，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