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逐次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向海伦指出：“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社会既具有这些特点，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也不难确定：这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接着，毛泽东在批驳了那种否认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观点以后，进而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他认为：“中国人民要进行长期斗争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些任务一旦完成，就必然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然而我们同时认为中国革命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下面来谈谈我们的论据。…我们先讨论以下三个问题一一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民族资产阶级也可能参加革命，而在另一时期，他们又可能动摇。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时是革命的敌人，有时又不是敌人。”
“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为什么是由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呢？为什么中国革命有别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呢？其理由是中国是个半封建国家，相对来说，无产阶级的力量大于资产阶级的力量，因为垄断中国大工业的是帝国主义，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操纵的大工业的工人，再加上国营、私营工业的工人，其力量大大超过软弱的资产阶级，足以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中国有二百多万工人阶级；尽管就全国人口而论，人数不多，但是和资产阶级相比，是一支占优势的力量。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其革命性最为坚决。此外，中国无产阶级还受世界革命力量——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发展的影响。苏联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斗志。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成熟了，开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示其力量。中国共产党也是在这一时刻创建的。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虽则人数很少，然而，却是独一无二的一支最有战斗精神、最坚强的力量。”
“中国无产阶级得天独厚，有一支非常强大的革命同盟军：农民。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由于他们身受中国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其革命性十分坚定。中国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阶级的双重剥削，其劳动所得，百分之五十至八十用以交纳地租，高利贷的利率高达三十至一百。农民每生产一百担粮食，必须向地主交纳五十担甚至一百担。农民如不得已向高利贷者借款，要付百分之三十至一百的利息。农民的要求是耕者有其田，废除帝国主义的剥削。资产阶级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农民问题，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坚决斗争，才能解决。因此，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强大、坚定的同盟军。”
“革命的第三支动力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学生、知识分子、小生产者、小商贩和许多自由职业者。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有其特殊性。他们既可以成为革命的敌人，又可以成为革命的一股力量。他们有时支持革命，有时又动摇，投靠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他们有时站在地主阶级一边，有时又站在小资产阶级一边。其原因是这个阶级中的许多人既是资本家，又是买办和地主。民族资产阶级不包括买办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的大部分都自己拥有资本，但是这个阶级同帝国主义资本和土地有特殊的关系。我们把他们中间主要附属于帝国主义资本或土地的人，划为买办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的附庸，他们是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
“当前的南京政府是地主、资本家、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
“一旦某一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占领中国，地主和买办的切身利益将受其直接威胁。出现这种情况时，他们中间除了利益不受侵略影响的人，或者和侵略者有共同利益的人，其他人可能不会反对反帝斗争；在紧要关头，可能支持革命斗争。”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为什么我们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性的——除汉奸外，包括全体中国人。这就是民族阵线有别于‘人民阵线’的特点。统一战线的另一特点是：它是由无产阶级政党倡议成立的；今后的发展趋势，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完善统一战线的组织，完成它的任务；因为无产阶级是中国唯一自觉的和起决定作用的革命力量。资产阶级不能担负这一使命。”
毛泽东在最后总结道：“鉴于中国政治和经济状况的特点，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民主革命进行到一定的阶段后，这个革命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胜利结束。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里我们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大段引用毛泽东与海伦·斯诺当年的这段谈话，是因为这段内容是毛泽东继1925年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来，在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所作的又一次深入系统的分析。谈话阐明了他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中国革命动力、中国革命前途，以及中国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根本性认识和主张。其意义不仅在于将这些主张传播出去，达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争取国际上和国内有识之士的同情与支持，而且对澄清党内外在理论上的一些糊涂认识，教育和团结广大群众有着重要的意义。从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角度看，这篇谈话也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
毛泽东与海伦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强调在中国实现民主的紧迫性。8月13日，他在百忙之中又一次接受她的采访。他首先把一份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交给海伦，请她广为传播。毛泽东在谈到这个纲领时说，为了避免引起软弱的、被吓破胆的国民党官员的抵制，十大纲领回避了经济要求，甚至连简单的民众经济动员也未提出来，主要宗旨是给人民以爱国行动的自由和武装自己的自由。毛泽东认为，如果南京政府愿意合作，十项最起码的救国纲领得以实现，“我们就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如果不合作，中国就会灭亡！”他的话引起了海伦的共鸣，她在同毛泽东多次交谈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全民必须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组织起来采取行动——其中的一条办法就是讲“民主”。
这次谈话中海伦提出要离开延安到前线去进行采访，毛泽东于8月19日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弼时，小平同志：斯诺夫人随军赴战地担任向外国通讯的工作，请你们给她以帮助。生活费等问题请为解决。”这封信当时并没有用上，10月17日海伦从延安离开，后在西安碰上了她的丈夫斯诺，他们坐火车去了青岛，未能去前线。一直到1979年邓小平作为贵宾出席华盛顿市为庆祝“中美关系正常化”而举行的招待会上，海伦在时隔42年后才把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交给邓小平。
说到尼姆，我们不由地想多说几句。古人说：“伟人背后，必有默默无闻，未被颂扬的伟大女性。”尼姆就是一位这样的女性。
斯诺在与尼姆离异多年之后，依然坦率地写道：“在亚洲生活的几年间，她是我忠诚的合作者、伴侣和评论者。”
尼姆原名海伦·福斯特，尼姆·韦尔斯是斯诺为她起的名字。1907年9月21日出生于美国的一个律师家庭。1931年到中国上海，在那里的美国总领事馆当秘书。就在这时，她与斯诺相识，1932年圣诞节他们在日本结婚。后定居北平。
尼姆性格坚毅，非常有主见。在北京期间，她接触了大量的进步学生，经常把中国青年一时还不易看到的材料，提供给学生，并向进步学生提供开会场所，提出建议。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如黄敬、姚依林、龚澎、黄华等都是她的好友。一二九运动时，她和斯诺走在学生游行队伍的前列，还拍了不少照片。尼姆自己回忆说：“我差不多把整个时间全用于支持学生运动上了。我把新闻稿定好后，就骑车带了我们那条白狗戈壁去送给外国记者们。埃德和我尽量利用外国记者来宣传学运。中国学生也来向我们打听消息。我们成了新闻中心。全都靠我一个人打字，要打许多份。可累死啦！我们是以个人身份协助中国打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后来我写了一本《1935年—36年的中国学生运动》。”
斯诺的陕北之行以及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中也凝聚着尼姆的心血和汗水。
斯诺下决心去陕北冒险，得力于尼姆的推动，当斯诺还有些犹豫舍弃不下一帆风顺的事业和生活时，尼姆说：“绝对没错！无论如何，你必须去一趟。”“如果我能去，我会跟你一同去的。”以后一段日子，斯诺开始接种各种疫苗（盛传西北流行各种传染病），尼姆则忙着购买物品，编写和清打采访提纲。
斯诺一去，数月无音信。尼姆虽然心急如焚，但她倒是希望斯诺能够呆得久一些，采访到精彩的材料。1936年9月，她收到斯诺的来信：“我多么希望你在这儿，共同分享我的经历啊！”然而，当她10月初到达西安，准备去陕北同久别的丈夫相会，一起工作的时候，中共驻张学良处代表刘鼎劝她立即离开西安，主要是以防招致对斯诺的注意。如果斯诺被发现，就会眼睁睁失掉他拍摄的胶卷和采访笔记。尼姆顾全大局，很快便返回北平。
斯诺从陕北回来后，正沉浸于胜利的喜悦时，尼姆突然想起斯诺胶卷的重要性，她立即带着胶卷，乘上黄包车，到照相馆去了。一同带去的还有毛泽东在保安亲手交给斯诺的那些旧照片，她打算翻拍。在这些照片里，每顶破烂的红军军帽上面的红星都清晰可辨。尼姆提心吊胆，唯恐胶卷在阿东照相馆“丢失”，她希望冲胶卷的人不懂得这些东西的价值就好了。庆幸的是不仅没有“丢”，而且冲洗效果非常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