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一、政治体制改革伴随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化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政治体制改革也同时被党中央提上了议事日程。邓小平同志在深刻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做了系统、精辟的论述，敏锐而又深刻地分析了我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产生根源、问题实质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方式方法，阐明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指出了我国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在于权力过分集中。80年代中期，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6]
以此为指导，党的十三大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了全面部署，系统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内容，使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个初步蓝图。党的十三大以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为了有效应对政治风波的冲击和影响，我们党在毫不动摇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内容作了必要调整。
党的十四大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根据这一大战略，政治体制改革转为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对行政机构与人员进行精简，并着手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体系。十五大以来，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明确提出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定位意味着在政治领域要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使党的政治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并以此为据规范执政行为。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与其相适应，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本身有着巨大的包容性和广泛的适应性，它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人类文明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实行了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迈出了平等选举权的重要一步。基层民主得到不断发展，规范化程度日渐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成绩显著。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大部制改革稳步推行，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取得新进展。
纵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相关性。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事实也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适应了中国经济发展要求，二者都取得了重要的进步。事实上，由于我国传统体制中经济与政治高度融合的特性，决定了我们的改革没有也不可能将这二者严格分开。比如，如果没有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家庭联产承包根本不可能实现；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也总是伴随着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与调整；等等。对于我国来说，经济、政治再加社会和文化体制不能以简单的“线性结构”来认识，而应当将其看成是一个“网络结构”，各种改革相互牵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改革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
二、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的原则和着力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这里提出的“两个必须”和“三个更加注重”表明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的原则和着力点，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基本保证。任何时代的政治文明都是由同时代的先进领导者带领人民群众反复实践所取得的进步成果。在中国，夺取政权需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样需要有党的领导，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是保证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正确方向的根本。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17]。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切实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对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全局性影响。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始终要立足于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基础之上。切实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理顺党和人大、政府、政协、群众团体的关系，总揽而不包揽，协调而不替代，支持各方依法履职、各尽其责，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彰显法治精神。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人心向背始终是决定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历史命运的根本因素。人民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依靠人民的支持，实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平建设时期，同样要依靠人民的支持，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党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就是要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执政的实质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只有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大大增强人民群众对国家的主人翁意识；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与党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这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稳固社会主义制度，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意义，是最为重要的“民心工程”。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相适应，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扩大和保障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民主，尽管形式多种多样，但要实现都必须与法治相结合，没有法治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不断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依法治国的核心是确立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实现在宪法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效约束和限制公共权力，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240余部、行政法规700多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主体，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结合而成的完整体系。它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在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优势。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的一些政治体制，还存在着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形，还不能很好体现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政治制度的优势，需要不断加以调整与革新。因此，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通过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另一方面，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学习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借鉴而不拒斥，学习而不照搬，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三、滞后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
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相比较，与到2020年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相对照，转变政府职能的任务重要而紧迫，主要体现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等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尚存在对市场秩序的规范和监管力度不够、对微观经济活动直接干预过多、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依法行政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不高、履职重管理轻服务等问题。
（一）可能会导致的三个冲突
如果以上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很有可能激化以下三方面的冲突。一是经济增长与利益分配的冲突。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复杂过程中，一方面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另一方面如何分配社会利益成为所有社会成员关注的焦点。政府如何掌握和控制好利益分配的杠杆，成为现阶段遇到的最大难题。如果政府与民争利、政府行为不规范，只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和冲突。二是政府的不廉洁行为与人民群众公平意识的冲突。市场经济培育了社会成员的自强、自立、公平、竞争的全新意识，他们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希望政府公平、公正、廉洁、高效。但一些政府官员恰恰在这个渐进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腐败现象，致使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度大大降低，形成心理上的冲突。三是社会发育水平提高与政府社会控制能力下降的冲突。在计划体制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高度合一，政府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现在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非营利组织、民间社团组织逐渐发育起来，客观上要求政府减少干预。政府一方面要控制社会、保持稳定的格局，另一方面要让民间组织能够相对快速地发展，这对政府来说是一大考验。
（二）政府承担巨大的压力
第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今天经济高增长是以“三高”为代价的，即资金高投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靠战略口号还不能变为实际的行动。中央政府曾经明确提出要用集约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替代粗放式的增长，但是到今天这个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官员长期以来形成的“政绩观”存在冲突，包括对官员的选拔任用的价值标准、选拔体制、考核标准以及由此形成的官员的价值追求等。
第二，化解社会矛盾的压力。现在社会不稳定因素很多，一个小小的事件可能会酿成一个大问题。这其中原因也许很多，但是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讲，最主要有两大原因：目前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程度已经超出了社会的承载能力；政府公共政策所代表的公平正义出了问题。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所代表的公共正义像天平一样，如果天平出现了不适当的倾斜，这个社会就会出问题。目前中国的现实是，中国社会上层在精英化，但中国社会广大的老百姓在碎片化，在制定政策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争取公共政策的能力在不断下降。
第三，提高政府自我控制能力的压力。这方面政府来自社会的压力主要在两个方面：政府有没有能力控制住自身的腐败现象；政府能不能控制住自己的财政支出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