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拂晓，我第一纵队第二、第十九旅及第六纵队主力按时占领了预定地区。敌发觉我正在巩固和紧缩包围圈，于是便组织就地抢修工事，并向洪武垴、蚂蚁山等高地又发起猛烈攻击，企图抢占有利地形，固守待援，但数次攻击非但没有奏效，反遭我猛烈的反击，不得不弃阵向清水河方向溃退，乘敌惊慌混乱之机，刘邓首长下达了乘势发起总攻的命令。第一纵队的第一旅由洪武垴、界岭，第二旅由高阳山经茅庵山、马骑山，第十八旅由十里铺，中原独立旅第一团由大王寨山，分别向高山铺方向攻击，形成了合围部署。各部队以迅猛的动作扑向敌人，敌顿时乱作一团，溃不成军。所有的挣扎、抵抗和反扑，均被我打垮。经一个多小时激战，敌大部被歼，残敌向高山铺西南溃逃，在我多路追击和预伏部队的阻击下，也被迫投降了。战至下午14时，战役结束，共歼敌一万两千六百多人，其中俘虏九千五百人，缴获火炮三十三门，机枪三百七十五挺，子弹四十余万发和其它大批军用物资。中共中央致电刘邓大军在高山铺“歼灭四十师及八十二旅之大胜利”。刘邓大军进人大别山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也是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一个奠基礼。正像刘伯承在《千里跃进大别山》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张家店、高山铺和这一时期的其他几次作战，都是在敌情十分严重、供应异常困难、部队人员和装备都削弱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由于全体指挥员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响应了中原局的号召，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克服各种困难，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些胜利大大打击了敌军和地方反动势力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提高了部队进行无后方作战的胜利信心，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二节明修栈道 暗度陈仓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说的是楚汉相争时，刘邦进军汉中（今陕西），为了防止雍王章邯的侵袭和麻痹项羽，烧毁了从关中到汉中的栈道。公元前206年，刘邦的大将韩信将要出兵，为了迷惑敌人，一面派人佯装修复栈道，一面暗中从故道迂回到陈仓，出敌不意的击攻了章邯，消灭了关中的雍王、塞王、瞿王，占领了关中。可见，在争谋斗智的战场上，以明显的佯动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给敌造成一种错觉和错误的判断，来掩护自己真实的作战意图，往往会收到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的作战效果。邓小平在指挥大军征战中，就多次运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常常使对手上当受骗而争得了战略、战役上的主动，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敌军事斗争艺术的高超和精妙。
刘邓大军打过长江以后，在兄弟野战军配合下，以风扫残云之势，迅即解放了长江以南的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浙江全部和江西、湖北、福建三省的部分地区。毛泽东又电示刘邓进军西南：二野主力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2月可占重庆一带。贺龙部经川北南下进占成都。陈赓部完成广西战役后前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刘、邓、贺等组成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二、第三书记。经营川、滇、黔、康四省。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明确了与白崇禧作战的基本方法：“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又分析判断了我人民解放军入川的可能方向。在他看来，川东地理环境复杂，地势险要，交通闭塞，不利于大部队行动。而川南和与之毗邻的云贵后方，因有湘桂白崇禧集团重兵把守，所以解放军也不会来“啃这个骨头”。而川北既是我军入川的捷径，又与陇海铁路接近，还与老解放区相连，便于大部队机动，也便于后方补给，尤其在历史上，确有魏国大将邓艾率精兵由川北渡险南下以“奇兵冲其腹心”成都，最终灭蜀的先例。因此，蒋介石判断：解放军主力最大的可能是由川北方向入川。基于这种分析判断，蒋介石决定：“拒匪于川境之外，即以陇南与陕南为决战地带，而不在川境之内与匪周旋。”其具体兵力部署是：以胡宗南集团的十四个军约十七万人，沿秦岭和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一线构成两道防线；以张群所辖的川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部八个军约十万人位于鄂西地区会同巫山、万县地区的孙震部三个军约四万人，屏障川东门户。罗广文的十五兵团配置在南充等地，准备向川北或川东机动。另外，还有几个军分散配置在公路沿线及两侧要点，或担任警备或监视地方实力派。显然，蒋介石将防御的重点是放在了川北。如果上述计划一旦落空，便退往云贵，再不能存身时，则逃往国外。对此，蒋介石一再强调：“今日重庆将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之使命。”
西南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西藏五省区，地形十分复杂。北有大巴山脉横亘川陕边界，东有巫山山脉、武陵山脉纵贯川、鄂、湘、黔边境，形成西起奉节、东至宜昌、长达200余公里的峡谷地带，是川鄂交通的咽喉要道，地形极为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国境线蜿蜒于该省的西部和南部，长达3000多公里，是我国西南的门户。西藏地区，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公尺以上，系藏族聚集居住区。整个西南五省区，除四川盆地之外，其余多为山地和起伏连绵的丘陵地，山陡路窄，崎岖弯曲，交通极为不便。云、贵、川三省，雨水充足，土地肥沃，特产丰富，人烟稠密，历来为我国兵、粮的主要来源之一。
由于西南地区的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形势特点和政治、经济等条件，蒋介石同其军政要人商讨，制定了把西南建成“反共复国”基地的战略决策。他们认为，依托西南的军事、地理、政治、经济等有利条件，可以盘踞川蜀，开拓滇康，支撑一隅，以求时机，东山再起。于是，他提出了以四川为中心，建都重庆，背靠云贵两省，“割据西南”的行动计划。当时，退逃集聚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的部队有：川陕边区绥靖公署胡宗南部的第五、第七、第十八兵团；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部的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九、第二十等六个兵团，连同新组建的部队在内，共计37个军约90余万人。蒋介石在听取了西南地区的军事报告后分析认为：秦岭、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诸山脉是一道共军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便于封锁和坚守，可以割断川黔两省与内地的联系；西南地区盘根错节的地方封建势力和各据一方的军阀土匪，可以作为实行反动统治的政治基础，也是共军不可忽视的牵制力量；西南地区人口众多，少数民族混杂，特产丰富，兵员和粮食都可以充分保障；西南地区地处边陲，与数国边境相接壤，便于取得外援，也便于向境外撤退。正是基于上述有利条件的综合分析，蒋介石决定，要大力开发和建设西南。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战略意图，蒋介石首先决定把退集到西北、西南的各路残部统统组织起来，沿川陕、川湘鄂边区层层设防，构成多道坚固的防线，以“固守西南”。紧接着，蒋介石及其同党为了做出一种姿态，蒋介石从台湾亲临重庆，并住进了抗日战争时期曾住过的山洞陵园，以示与我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负责坚守大西南的主要将领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何绍周、刘伯龙等人联名上书，请求蒋介石这次到重庆就不要走了，长期住在重庆，“使之成为反共复兴基地”。将领们心意，蒋介石完全理解。但此时的蒋介石，并不想把自己搭在事实上并不可能的胜利上。不得不以“我在台湾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要由我亲自主持。因此，我要经常住地台湾，而不能长期留在四川”为由来推辞。虽然如此，他为了稳定军心，还是硬着头皮在重庆住了28天，开军事会议，部署西南防务，召见主要将领询问情况，面授机宜。可是好多人从中感觉到蒋介石已不再有以前的那种威望了。宋希濂曾说，“蒋介石又重复了他那套空洞无物的话。老实说，我当时口虽唯唯，心目中已开始觉得蒋介石这座偶像不过如此而已。”罗广文也说：“这次总裁来，我们以为一定有些新消息，新办法，但结果仍然是老一套，这样能长期支持下去吗？”可见，蒋介石的坚守西南的抵抗策略，连他的亲信都失去了信心。
其实，就在蒋介石筹划下一步作战方案时，“保卫西南的主将”胡宗南和宋希濂曾与蒋介石彻夜深谈过一次，胡宗南和宋希濂认为：为了保存实力，必须设法避免部队被共军包围消灭。在共军尚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前应设法将主力转移到滇缅边区。第一步应先控制西康和川南，作为逐步向滇缅西之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带，以一部转至滇、缅、泰边境。为了考虑到缅甸政府可能采取拒绝入境或敌对行动的可能，必须具有击破缅甸政府可能采取的敌对行动的思想准备和力量。因此，在部队转移时，要尽最大努力保存现有的重武器，如战车、重炮、山炮等。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同意胡、宋二将的方案。蒋介石认为，西广势难保持，华南失掉之后，在大陆上必须据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够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如果把大陆完全放弃，则国民党政府将完全丧失国际地位。西南地区，不仅有坚守的必要，更有军事、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有利因素所决定的坚守的可能。所以，蒋介石决意要经营西南，目的在于保持一个编安之局，以求构成有利于卷土重来的态势。他的兵力部署，也正是着眼于这一点。
高山铺战役是“示敌以弱，骗敌就范”的指挥谋略运用的胜利，是刘根据蒋介石的兵力部署，刘伯承、邓小平分析认为，蒋介石兵力部署是以四川为整个“西南防线”防守重点的，而坚守泰岭阻我由此入川又是防守重点中的重点。于是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采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
一、“明修栈道”，佯动欺敌
“明修栈道”，是一种佯动，目的在于欺骗敌人，使敌人误以为我要沿“栈道”方向攻击。所以，在实际作战中，这种“明修栈道”的佯动越逼真，欺骗敌人的效果会越好。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认为，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大包围方针的指示，必须精心谋划运筹，为使大迂回、大包围行动更加有效，很必要以战役佯动相配合，利用蒋介石对我军作战意图判断上的错误，采取“明修栈道”之计，将敌人判断上的错误推向极端，从而为我创造更大的战机。为此，刘伯承、贺龙决定，在二野西进之前，首先以第三兵团主力等部围歼宋希濂部于彭水以东地区，第五兵团等部仍以大迂回动作直出贵州，夺取贵阳、遵义，进击宜宾、纳溪、泸州，断敌逃往云南退路。再以第十八兵团多次对秦岭之敌发起佯攻，不但吸引了胡宗南的兵力，而且也吸引了蒋介石的注意力，真的以为我第二野战军的主攻方向是在川北。因而就造成了川南、滇、黔方向敌人兵力的相对空虚。刘邓认为，我军只有在敌人主要退路上迅速而不停顿地前进，只有让敌人担心可能失去退路，我军才能取得最佳效果。为此，必须以真正切断敌人的道路为目的。尤其是以一野的部分兵力在秦岭实施的佯攻，能进而不进，能胜而不胜，特别是兵临陕南重镇汉中城下时，摆出了准备强攻城池，以为南下创造条件的态势，同时又以陕南军区部队和活动在鄂西地区的中原军区部队积极主动地向大巴山之敌实施佯攻。这些作战行动，既阻止了胡宗南集团向兰州马步芳部的增援，又给敌造成我军将从交通畅通、补给方便的陕南、甘南进军四川的错觉。另外，二野部队的巧妙机动给敌造成了更大的迷惑，他们命令二野指挥机关率领第三兵团由芜湖、南京等地公开乘火车西进，宣布大军即将经河南进入陕南，而更有明修栈道之意的是，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参加了开国大典的一系列活动后，于10月22日赶到徐州，登上了二野指挥部西进的列车。随后，他们俩又公开出现在郑州火车站，参加了群众欢迎第三兵团的活动，新华社还公开发布了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途径徐州、郑州西进，大举进发西川的新闻报道，佯示西进陇海路，然后由川北南下。上述这些活动，给敌人成功地制造了二野主力将由陕入川的“明修栈道”的错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