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各师应由敌军工作部组织敌军工作研究会，吸收敌军工作部、宣传部有关人员参加，并将研究结果随时提供指挥首长及本部参考，所得敌军工作经验应随时报告。
针对敌军士兵宁死不缴枪的情况，只有严格执行不杀俘虏的政策，才能有利于瓦解敌军。193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对俘虏处理办法的指示》：“敌军宁打死不缴枪，我若于俘获后再杀，必更增其恐惧。为着瓦解敌人，以后凡已俘之敌军，如无法弄回时，应将其武装解除，发钱三元放回。”①同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发出《关于对日军俘虏政策的命令》，《命令》共四项，简明扼要：“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使确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四、愿回故乡者，应给路费。”②
①《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对俘虏处理办法的指示》（1937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
②《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关于对日军俘虏政策的命令》（1937年lo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从书《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82页。
瓦解敌军是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延安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把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作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他说：
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他强调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著，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贝特兰问：宽待俘虏的政策，在日本军队的纪律下未必有效吧！
例如释放回去后日方就把他们杀了，日军全部并不知道你们政策的意义。毛泽东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越杀得多，就越引起日军士兵同情于华军。这种事瞒不了士兵群众的眼睛。我们的这种政策是坚持的，例如日军现已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施放毒气，即使他们这样做，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①这就从根本上阐明了实行宽待俘虏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只有宽待俘虏才能瓦解敌军。抗日战争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他的预见也都变成了事实。
①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381页。
经过八路军全军上下传达贯彻，深入领会敌军工作的重要性，懂得只有宽待俘虏才能瓦解敌军的道理。把“不杀俘虏”、“不虐待俘虏”作为一项严格的战场纪律，人人必须遵守。从对日军士兵宣传鼓动人手，实施一系列宽待俘虏的政策。对日军士兵的宣传鼓动，办法有两项：一是在日军士兵驻地附近和必经之处张贴日文标语（传单），二是在火线上喊话。这两项办法，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八路军战士大多是工农出身，对入侵的日本帝国主义怀有深仇大恨，有顽强拼搏奋勇杀敌、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热忱，但是文化水平有限，能识中文，写中文标语口号的，已经是很不错的了，现在要说简单的几旬日语、写日文标语口号，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在平型关战役后，八路军在各部队中着力寻找和发现懂得一些日语的人，尤其是曾在日本留学过的人。这样的人才虽然是有的，毕竟凤毛麟角。
但正是依靠他们，用突击的办法，在八路军战士中普遍地教会了几句简单的日语喊话和书写几条日文标语。曾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留学的张香山，也正是在1937年10月被调派到一二九师任敌工干事，后来先后担任一二九师敌工部副部长，太行军区敌工部、晋冀鲁豫军区敌工部部长的。
在战场上几旬日语喊话、张贴几条日文标语，对瓦解敌军果然产生了效果。
1937年11月4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在正太路广阳战斗胜利后的第二天，战士们在山头上看到有几个敌军士兵跑到民家窑里，他们即用刚刚学会的几句日语，高喊：“日本弟兄，缴枪不杀你们！”“到这边来，优待你们！”等口号，一会儿即从窑里伸出几条枪来，战士们走近去接枪并把三个俘虏带回。这是八路军第一次活捉日本俘虏。时任第一一五师师长的林彪说：可见日军不难以政治宣传瓦解之。今后对日军官兵必须进行宣传，对俘虏必须优待。
万事开头难。初战告捷，鼓舞了八路军指战员瓦解敌军的信心，从而把这些办法坚持下去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在战场上活捉俘虏的事接二连三地涌现。
1938年2月，八路军各部展开交通破袭战，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战。第一二九师2月22日在井陉、旧关之间的长生口，3月16日在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3月31日在东阳关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的伏击战，三战三捷，战果累累。
长生口伏击战是由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进攻日军的旧关据关，吸引井陉敌人来救援，第三八六旅在长生口设伏予以歼灭。三八六旅旅长是陈赓，政治委员是王新亭。这次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持续了5个小时左右，歼敌130多人，“荒井丰吉少佐等五人被我活捉。”①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活捉的一个俘虏是被矛子红缨枪刺伤右肩后被俘的。第七七二团当时因刺刀数量不足，冲锋时还有人使用矛子。这个日本俘虏对八路军战士说：“你们的武器配备好，你们的长剑（指矛子）厉害。”
①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8页。
陈赓1938年2月24日日记：“这两天因长生口战斗胜利，传遍村镇，群众夹道欢迎，端水送饭，特别是争看胜利品和东洋兵。群众的意见，是不应该让日本人骑牲口，而应该枪毙。经过我们解释仍不满意。”2月28日日记：“今日经和顺县时，群众热烈欢迎，慰劳鸡羊甚多，并开祝捷大会。我陈列胜利品，并以日本俘虏兵示众，对群众鼓舞最大，深闺中的三寸金莲少女，及走着八字步的老太婆，均一颠一拐地争看日本人。许多少壮的群众，对日兵怒目相向，责问其为何要来中国侵略。要不是随着我们队伍，完全可能被群众打死。”②《陈赓传》记述当时的情景：
②《陈赓日记》，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63页。
“听说第三八六旅又在长生口打了胜仗，周围许多村镇的群众都兴高采烈地跑来端茶送饭，慰问部队。正在手舞足蹈的时候，看见一个穿着黄色军装，圆脸、小胡子的日本兵来了，他还骑在一匹毛驴上。大家议论纷纷，情绪激昂，喊着：‘为什么不把日本鬼子崩了？他们杀人放火还少吗？’‘赶快拉下来毙了！’人民群众真是恨透了日本侵略军。
刚给部队作过解释的陈赓，又得耐心地对群众解释我军的俘虏政策：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等等，并说所以叫他骑毛驴，是因为他肩上腿上负了伤，不能走路之故。”③
③《陈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页。
神头岭伏击战也是由第三八六旅担当的，第三八六旅第七六九团担当对黎城的袭击战。八路军指战员与敌顽强拼搏，战果辉煌。3月16日晚8时，陈赓、王新亭致电一二九师师部，报告战斗结果：“在黎潞之间歼灭由潞城、长治增援的敌骑、步兵近千人，毙死五百余，俘日
军十余名，弹药、军用品甚多，打死骡马四百余匹，现在清查中，我伤亡约二百人。”①对已经缴械了的日本士兵，八路军给每人配了一匹马，派人把他们送到了后方。
①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页。
响堂铺伏击战在三次战斗中影响最大。在神头岭战斗的前后，30万国民党军正面反攻太原，没有攻下，而日军却在3月上旬前，接连攻占了临汾、汾阳、离石、风陵渡、长治、晋城、东阳关等重要城镇，打通了邯（郸）长（治）公路和同蒲铁路南段，正向晋西、晋南黄河各渡口大举进攻，后方运输十分繁忙，邯长公路上汽车来往不断。为了切断日军的运输补给线，继续在邯长公路上打击敌人，一二九师决定在响堂铺地区设伏歼敌，由副师长徐向前担任前线总指挥。这次战斗共炸毁敌人181辆汽车及缴获步枪300支以上、轻机枪10挺以上、迫击炮4门，弹药甚多，尤其是炸毁那么多汽车，还是破天荒头一次。战斗结束后，徐向前向刘伯承师长谈起战斗详情，说到：“大约有四百多个鬼子被打死，森木少佐也在里边。抓到了三个日本兵，还有一个开随营妓馆的老板，是个朝鲜人。可惜有三十多个鬼子钻了我们的空子，从公路南边的山地里逃走了。”②
②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
任弼时是在抗战之初担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1938年3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他被派往苏联，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作汇报。同年5月17日，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口头报告。其中讲到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特别注意瓦解敌军的工作。“为着这个目的，除印发许多日文、中文、蒙文、韩文传单小册子，利用政府飞机或经过游击队和地方居民，以及组织武装宣传队，散发张贴到敌人区域，并教育指战员学习几句简单的日文口号，以便在作战时向敌人宣传。对俘虏的日本士兵，给以很好的优待和教育。我们散发的小册子，对日本士兵已起到一些影响，时常从俘虏以及战死的日本士兵身上，可以找到我们散发的宣传品。在战场上被我们包围的日本士兵，经过我们喊口号，有自
动缴枪过来的。俘虏来的日本兵，有很少数现在帮助我们写日文传单小册子，他们甚至要求留在八路军工作，并要求设法将他们的家眷也搬到中国来，以免受日本政府的摧残。”①任弼时的这一段话，是对抗战初期八路军开展敌军工作情况的简要记述。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作了进一步概括和阐发。他指出：“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②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把“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同“尊重士兵”、“尊重人民”相并提，强调这种尊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这对统一全党、全军（八路军、新四军）对瓦解敌军工作的认识，并把这种认识提到新的高度，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①《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一193页。
②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