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不时地，报社会收到一些试图保护自己身份的人就有关报道对报社进行威胁。如果报道经过我们的判断具有新闻价值，并且有事实根据；
那么依据我们的方针就应当发表。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认为这篇报道不应被禁止发表，即使面对着里斯先生的威胁。
3月1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对《时代先驱》的判断提出疑问。来自马里兰的南希·伯德曼·艾迪写道：
我不能理解这些新闻作者的想法，当里斯先生说如果报道会暴露他的身份，他会自杀时，那群人只解释说“这篇报道不应被禁止”，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不？与我们普通人相比，新闻工作者究竟是在坚持何种更高尚的道德准则？宪法第一修正案也许赋予他们发布新闻的自由，但他们为何故意坚持要发表这篇可能导致一个人死亡的报道，而事实上，它究竟是服务于什么目的？他们所表现出的狂妄自大简直令人无法置信。
3月31日，另一封维护报界的信发表了。来自布鲁克林的约翰·派尔写道：“对于这样的揭露报道的威胁已阻碍了人们认识到这一事件的邪恶，认识到揭露报道是这些人应当付出的代价，这有可能比法律更有效地阻止间谍活动和叛国行为。
为《时代先驱》工作的人们主要做了三个选择：1．一些人认定这一报道值得调查和发表；2．一些人决定按原计划在星期天早上发表；3．一些人决定无需顾忌里斯自杀的威胁。
与这三个决定相关的考虑分别是什么呢？《时代先驱》的方针是：如果报道真的具有新闻价值，并且有事实根据，那么就应当发表，一些人认为这个事例符合了这两个标准。假定由于与里斯的两次访谈，《时代先驱》拥有真实的细节，并认为它们有新闻价值，那么报道本应提醒读者，当里斯一开始在二次世界大战时为苏联人工作时，苏联是同盟国。报道还应包含这样公开有用的内容，即什么原因和压力迫使里斯在二战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依旧为苏联政府从事秘密工作？因此，这也可能提醒那些想要背叛国家的政府官员要恪守职责。这样，依据这一标准（即这篇报道含有对公众或许有益的信息）来判断，这篇报道是否有新闻价值就值得争论了。还值得讨论的是，报道没有包含公众需要知道的信息，但仅包含了公众为了寻求间谍案的刺激而可能想知道的材料。
就第二个问题来看（决定按时发表），几个相关因素进入了这一环节。
这一报道很明显应当保留，拖延发表的时间可以有余地与里斯进行谈判，看看他在访谈中自愿提供的哪些信息现在他希望删掉。与里斯进一步的交谈或许还可以在文章中保留他想隐瞒的东西，并以此来满足公众的需求。无论如何，决定发表本可以推迟的新闻，而且在里斯的威胁下也确实这样做了，这在表面上看似乎对里斯的生命漠然处之。《时代先驱》解释原因的声明没有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尽管在13年后的一次采访中，记者详尽描述了《时代先驱》的决定：“我愿意给他时间告诉他妻子，去搬家，并且编辑也答应给他时间。……谈到这儿，他说如果你们刊登这篇报道，我只有自杀。”第三个问题（完全忽略里斯的威胁）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编辑忽略了里斯的亲戚以及权威人士，那些或许可以想办法阻止里斯自杀的人。
《时代先驱》没有通知某人这种威胁的存在，这是值得关注的，任何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都能发现里斯明显的不稳定状态，但报纸却忽略了他的威胁，甚至没有告知任何人里斯提出过威胁。这些编辑无情地轻视一个人的生命。只要编辑决定不发表，一条生命就很可能得到挽救。报社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原则：我们不仅不应当导致灾难，而且在我们不至于造成类似的灾难的情况下应该阻止这一灾难的发生。报社员工至少应当尽最大可能与里斯进行商谈，或者改变重点或澄清事实，将可能引起自杀威胁的内容去掉。劳伦斯·乔利登1973年时是《时代先驱》的第一总编辑，他是最后一个从报社来看望诺曼·里斯的。他曾正确地总结说，“当消息提供人认为报纸没有公正地对待他们时，采取自杀的威胁，是极为极端的例子，……但你必须保持对话。”他现在认为新闻工作室的人员有责任告诉那些以自杀相威胁的提供消息者，媒体很重视他们的利益。
然而很明显的是，我们有责任阻止伤害的发生，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不加思索地慎重对待每一个自杀威胁。如休·艾尔斯沃思曾质问：“如果每次一有人威胁自杀，我们就不再发表有新闻价值的消息，那么我们的报上该刊登点什么？”消息提供人的反应是影响是否发表报道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独一无二的因素。可以想象另一种情形，里斯是一个富裕社区的头面人物，因乐于慈善事业而受人尊敬，他控制一家隐蔽的信托公司，违规占有贫民的房产。一个可怜的家庭死于一场火灾，里斯情绪不稳定，心神分散，若他的经营被人揭露，他威胁将自杀。如果从无知的角度来考虑这种情况，那么发表报道则是合理的。或者，使这个争议问题更复杂一些，假设里斯死于自然原因，并且没有大火，那么他的讣告新闻是否应该这样写：这样一个富裕的巨宅主人是如何聚积他的财富的呢？
20．第12页上的妓女辛迪·赫比格是一个模范少年，蒙大拿州密苏拉的高中生，一个显赫家庭中的独生女。她曾获得了Radcliffe的奖学金，然而在1979年1月17日，她在华盛顿的中心被人谋杀了。ll《密苏拉人》，这份发行量达32，000份的日报在第二天的头版上刊登了报道——这个社区的一个悲剧和她家庭的悲伤。在当地的讣闻中，辛迪在华盛顿污秽的生活细节没有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事实上主编罗恩·德克特也一无所知，直到与《华盛顿邮报》发生联系之后。《华盛顿邮报》把这篇报道的戏剧性的部分发挥得淋漓尽致：前途有望的天才般的十几岁的少女却变成了妓女被人在大街上刺死，悲剧有可能是在她招揽生意时发生的。
辛迪从有天份的音乐家转变成一个妓女，起先是由于不能适应名牌大学内的竞争和没有人情味的东北城市生活的压力。1976年感恩节，她离开了大学回到了家乡，但很快对那儿也不满意，无法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六个月后，她在密苏拉的一个酒吧遇见了一个拉皮条的，并随之来到了华盛顿，进入了15号大街和西北部的K大街的下流社会中。虽然这个恶棍为警察熟知，但从未被捕过。1977年12月，辛迪因卖淫被宣判有罪。
1月22日，星期一，在辛迪葬礼举行的那天，《邮报》的记者打电话给《密苏拉人》报社，想从其发表的讣闻中获得信息。到这时一切都明了了。作为回报，《邮报》的撰稿人同意在星期二晚通过电话向报社口述他所知道的故事。
辛迪的父母，哈尔与洛伊斯·赫比格，起先是在星期一晚些时候听说《邮报》打算报道的事，当时华盛顿的记者也与他们联系过。他们对于记者对他们隐私权的侵犯感到害怕，同时也不愿意公开他们女儿的问题。他们家的朋友和密苏拉的律师杰克·马德答应帮助赫比格夫妇要求报社不再发表报道。星期二早晨，马德给《邮报》打电话要求取消，他争辩说，这个家已经受够了，更大范围的公开会危害这对夫妇的健康，至少报道应当被改得委婉一些。但《邮报》拒绝了。
同时，马德得知《密苏拉人》打算在星期三早晨版中用上这篇报道，马德恳求德克特，甚至模糊地提到如果报道在当地刊登他就自杀。德克特告诉马德，只有等到《邮报》当晚晚些时候打电话口述故事之后，才能决定发表这一报道。德克特希望《邮报》不要在这一点上卡得太紧。但令人失望的是报道在晚上9：00左右来了，《邮报》的导语是：在辛西娅·赫比格21年的一生中，她在蒙大拿高中获得了荣誉和奖励，会拉提琴，并在Radcliffe学院获得了奖学金，但最后却跑到华盛顿成了每次交易拿50美元的妓女。
其他部分的报道也令德克特非常懊恼，比如第15段上写的“赫比格过去常常轻松地谈起她的工作，最近这里的一次，在晚会上，她告诉熟人，‘我是妓女”。19段之后描写了辛迪的音乐天份和谦虚，报道还突然提及了她古怪的生活。《邮报》实际上采访了生活在辛迪身边的妓女，并在第20段中概述了她们的评价：
一些女人……描述她是一个聪明的年轻女孩，穿着“保守”，与客人接触时“非常甜”，“她每次要价50美元”，她们说。一位警官认识赫比格，他曾经对她说“她看上去不像那种典型的在大街上蹓跶的人，……她常常傻笑。”
最后德克特看到了最后一段——引用辛迪自己的一段冷漠的话，像是对一个身份不明的熟悉的男子说的话，“你看，你不相信我是在大街工作的，现在你知道我是妓女了。”
德克特看完报道知道他必须在自己的报上发表。它具有新闻价值。毕竟，许多有关辛迪的死在密苏拉地区依旧是一个谜。德克特也相信她的故事会对这个地区其他青少年是一个警告。那个在酒吧里招募了她的皮条客依旧在干这活，并有成千上万像他这样的人存在。也许辛迪的故事会避免一个相似的悲剧发生。最后，德克特知道这报道将一定会通过《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的新闻报道传遍全国。如果他不发表，他的社团将质问他常常压制其他信息基于何种原因。
从事新闻工作11年的德克特，从来没有如此的困惑。当地的市民一是会抗议，在三万人口的一个小镇，报纸很难找到许多朋友。他决定在第12页对《邮报》的报道加上自己的看法，和其他地方新闻一起刊载。《邮报》的标题《一个充满希望的生命发生了一个奇怪的致命的转折》被其他更感人的标题所替代，“辛迪·赫比格不该死！朋友如是说。”德克特删掉了《邮报》第15段，用通过电话采访华盛顿检察官所得到原始材料增加了四段，但删掉了辛迪的傻笑和最后一段，包括那段引言“我是妓女”。最后，德克特在快结尾处加上了很好的见解。《邮报》上提及辛迪保存着“记录着一些常客的笔记本，她认为这些人是她可以信赖的。”依德克特的看法，华盛顿警方暗示“辛迪的这本小册子是她为了避免在街上工作时发生危险所采取的一种方法。”
德克特在星期二晚上1l点时给马德打了电话，告诉他将发表这篇报道。马德最后请求拖延一下，直到他能够让这个家庭有个心理准备。
赫比格夫妇和许多密苏拉人都对这种做法极为震惊。商人们纷纷撤下广告，《密苏拉人》的法律事务所也放弃其代理权。广告商威胁要进行抵制，尽管并没有实施。两周内报纸刊登了150多封信，其中绝大多数是发泄怒气。一位读者说：“《密苏拉人》又一次向公众显示它只是一堆毫无品味的垃圾，无论她的故事是真实的或是虚构的，它都不应当在她家乡的报纸上发表，让她的朋友和亲人读。在我看来《密苏拉人》是完全不合适的。”至少有200位读者取消了他们的订阅。
然而德克特最后遇到的难堪是来自他自己的员工。社论版编辑萨姆·雷诺兹在报道发表两天后，写下了自己的题为“个人意见”的信，开头是“当我读辛迪·赫比格的报道时，我满怀羞愧，为在报社的工作而羞愧，为曾经写过其中的一部分而羞愧，更为在受伤已重的地方增加额外的痛苦而羞愧。”
雷诺兹为读者回顾了因《密苏拉人》的决定而受的痛苦，指责《邮报》的报道是“粗俗的追求轰动效应的新闻——最差劲的新闻——我的感觉是厌恶。”
雷诺兹对德克特也不满意（虽然他没有发表出来），因为他编辑修改了署名专栏文章使之变得温和，但又失去了自己的立场。
在此之后，原来撤下广告的商人又回到了报纸上，哈尔和洛伊斯·赫比格得到可以就这个问题发表一封信的特权，而《密苏拉人》的出版商承认原本能更好地处理这一报道，比如接受马德的要求延迟发表一天。但在此后的采访中，德克特坚持说，如果他有机会重来一次，他也许会做同样的决定。在截稿时间的压力下，新闻工作者最好是尽可能地发表新闻，尽管它可能会伤人。
赫比格夫妇支持者的怒气与德克特新闻判断之间的冲突在于，对于社会的新闻价值更重要还是卷入此事的人们的隐私更重要。德克特功利主义的框架，事实上是要有利于多数人而挫伤少数人。但如果有人应用这条原则，什么样的行动才能被认为是符合道德的呢？“爱”特别适用，因为爱有强烈的个人观点。为了理解爱，一个人最深的内在的感受，就应当完全理解人类的心灵。
当然，仁爱思想会把“堕落天使”的故事作为完全无理由的干扰而取消。
为什么环境的受害者要承受轰动报道这种惩罚？关于这个密苏拉的皮条客的部分在德克特编辑《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章时只留下了八个词。大部分是关于血腥刺杀的细节，包括数量、尺寸和在尸体上的部位。乡村一圣女一离开一到一名牌大学一和一大一城市，这样的观点构筑了这篇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不适当的、轰动性的和无情的对隐私权的侵犯。德克特虽然从未做违法的事，但他依据《华盛顿邮报》所规定的时间和框架报道是不负责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