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字表明，生理上的疾病，只有三分之一是属于器质性疾病，而三分之二是由各种各样的心理因素引起，也就是说，所谓的“心病”已不只病在“心”，而会引起全身多系统的不适。而要能找出这样的病因，则要求综合性医院的医生有足够的心理学知识，有一只灵敏的“探头”。
另一方面，我们的心理保健人群还远远不够。我国现有精神科医生约一万人，其中仅半数受过正规训练。而正在执业的心理医生还不到两千人，平均每百万人口只有2.4名心理工作者。
心理咨询是一项高智商、高科学、高知识含量的脑力劳动，一个合格的心理医生，应该是经过专业训练、精通医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而且也有深厚的社会生活经验。心理医生提供的服务，不是一般性的安慰、鼓励、说教，而是有系统性、结构性和深层次的心理干预。
在美国，有四种与职业有关的心理专业：临床心理学、咨询心理学、学校心理学、工业和组织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偏向于精神病的治疗，培养的是心理医生；咨询心理学侧重于一般的心理障碍，培养咨询心理学家；学校心理学培养的是学校里的心理学教师；工业的组织心理学则是为工厂企业、机关组织里输送心理咨询人才。
美国的心理诊所开业，牵头的必须是获博士学位的咨询心理学家，人员构成包括咨询心理学家、学过心理学的心理技术人员（一般为硕士学位）、经过培训的助理人员。
相比之下，国内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人员，心理学的基础就薄弱了一些。综合性医院的心理门诊医生更多的是学医出身，有着医学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位，却没有系统的心理学知识。而一些心理咨询人员甚至没有接受过专门培训，只是凭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满腔热情在做这项工作。可见，中国的心理医生，还有着一段漫长的职业化道路要走。
（王珏磊黄纬）
五百多个日夜的追踪
该案被评为20世纪90年代上海十大精品案。公安部对这一疑难大案的侦破给予了高度评价：“11·23”专案组荣立集体一等功，凌致福、毛立章和王军荣立了二等功。下面是上海名探王军副总队长向记者披露的大案详情。
涉外持枪杀人抢劫血案惊动上海滩
1994年11月23日，是我的四十三岁生日。邀上涉外的三支队队长凌致福、大案支队的刘道铭等老同事，叫上副支队长、探长一起到食堂里小酌一番。
刚和患难与共的同事们碰杯换盏之际，身上的手机响了，一接电话：上海长宁区虹桥宾馆发生涉外凶杀大案！正巧三支队长、探长们都在，案情是命令，我们立刻停杯放箸，拉响了警报直奔案发现场——虹桥宾馆1408房间。只见现场一男子满身是血地倒在电视柜旁，客房的大玻璃被砸碎。死者的双手、双脚均被黄色的封箱胶带缚着，嘴巴也被牢牢封住。从住宿登记表上，得知死者叫李相奉，三十五岁，是韩国三湖物产株式会社食品事业本部综合研究所的代理。
经仔细勘查，总队刑科所的痕迹专家明德茂在现场找到了一枚弹头、两枚弹壳、四发子弹。经验丰富的老明从弹壳底的编号断定：犯罪嫌疑人用以杀人的手枪系五四式，是云南登记在册的枪支。
老明又在大楼消防梯门上发现多处血迹，十二楼把手上还留下一枚血掌纹，楼底有分布广泛的玻璃残屑。
立刻给云南省公安厅去电，请他们协查枪支号码。很快云南省厅来电告知，这支编号的枪是两年前云南德宏州潞西县轩岗乡党委副书记丢失的枪支。
当我从总服务台了解到，与李相奉同来的还有一位旅行社导游裘小姐时，便命侦查员速将她找来。裘小姐赶来后，惊恐地介绍道：客人是今天上午十点半从韩国抵沪的，由她去虹桥机场接机，十二点左右，裘小姐陪李到宾馆办理了住宿登记，一起用了午餐，又陪他去了外滩拍照游玩，大约4时15分在上海大厦门口为李叫了辆出租车，让其单独返回宾馆。
裘小姐还回忆道：李相奉携一只古铜色小型密码箱，还有一架尼康相机。与他一起用餐时，看到他随身携带的钱包里有不少美元和韩币，具体数目不清。从现场勘查情况来看：那只密码箱、照相机和大量现金已失踪，死者口袋里也一无所有，连护照也不翼而飞。据此，我断定：作案者系为财而来，作案性质系持枪杀人抢劫；作案时间确定为2B日下午4时40分至5时05分之间的二十五分钟内。现场勘查访问结束后，案情分析会在宾馆举行。儒雅的沪上名探、刑侦总队长张声华在详尽听取了各路侦技人员的汇报和意见后，分析道：“此案看来非职业杀手所为，因为职业杀手决不会使用射击时反复卡壳的劣质枪支，况且职业杀手作案也不会与被害人交谈，更不会徒手搏斗；从被害人财物被洗劫一空来看，此案的性质可定为杀人抢劫，而且流窜作案可能性较大，因为案犯与被害人交谈过，说明案犯懂朝鲜语，所以作案人不太可能是上海人，可能是东北的朝鲜族人或懂朝鲜语的汉族人。”
最后，张声华总队长根据被害人到上海后活动均坐出租车却被案犯跟踪，案犯作案后又坐出租车：逃离现场，为了清洗血迹可能再到旅馆去等情况的推断，要求我们重点寻访本市出租车与旅馆，同时要求老专家明天直飞云南枪支失窃地，查清失窃的枪支是否是凶手所使用的枪支。’
大家一夜未合眼，但神经异常兴奋。吃早餐前，我根据张总的布置，决定兵分四路对本市进行大海捞针式地摸排细查：一是在案发宾馆周围走访，了解经常与韩国人接触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人，尤其是朝鲜族人，逐个摸底；二是在全市出租车行业发动排查，要求每个出租车司机回忆11月23日这天是否曾尾随他人出租车至虹桥宾馆，当天下午5时许是否载过从虹桥宾馆出来身染血迹的可疑对象；三是在全市宾馆、旅社大清查，要求摘抄11月22、23日全部住客的名单，重点是东北人；四是对现场遗留物黄色封箱胶带进行鉴定调查，查明它的生产地。
几条线索经过昼夜奔波，一一被否定，最后就集中到清查全市宾馆、旅社上来了。三个探组的侦查员白天在外四处奔波，晚饭全部集中到指挥部，我听取各路走访的汇报后，与大家一起讨论分析，再布置明天的任务。之后，大家把分、县局收集上来的住宿登记从11月22日至23日在上海住宿的客人名单一一制作成卡片，同时，对数百个外地住宿怀疑对象一一发函，请求当地公安帮助排查。
近一个月下来，上海方面经过了地毯式的梳篦子，结果是一无所获，侦查员们颇感沮丧，我内心其实也着急和烦躁，但我不能表现出来，如果一个指挥官都没信心，那部下怎么还会有信心呢？
1994年12月15日，京、辽、青、黑、滇等十六省市公安刑侦处长、技术科长群贤毕至、云集上海，大家一致认为破案的重点仍是失枪两年后的这把杀人手枪，由枪查人是唯一选择。
失枪者细说原委入乡随俗山寨动情
我们决定移师云南。根据专家明德茂云南回来后确定的失枪地，我带领三支队副支队长毛立章、探长顾智敏于12月16日飞至德宏州潞西县轩岗乡。
我首先向失窃者轩岗乡原党委副书记李发宗了解了失枪情况。他也因丢枪过失被撤职调至县城。老李回忆了两年前丢枪的经过。那是个秋高气爽的秋夜，那天参加派出所组织的抓赌行动，至深夜12时回到家后，因为疲惫，随手将五四式手枪挂在了靠窗不远的墙壁铁钉上，一觉醒来后才发现枪支丢失，怎么也找不到，后来组织了人员全力侦破，最后分析是报复作案，因为工作关系得罪人多，定性为故意报复。结果久侦不破，一直悬而未决。
我听罢要求亲自去现场观察，去老李家时，我发现他的家是在乡政府的大院内，且又是最后一排房屋，走进去有一段很深的小路，直觉告诉我不像外来人口作案，一定是熟悉地形的人干的。来到那间失枪的卧室，我仔细查看了挂枪的钉子周围，至今还遗留有划痕，根据推断这是偷枪者用竹竿伸进来钩枪时留下的痕迹。卧室在一楼，窗口也不高，窗外有座破败的围墙，墙后是一片农田和大山。山上住的是景颇族的寨子，窗下有个小坡，从通往寨子的小路上很难发现窗前的小坡。
我综合现场勘查和访问知情人后，得出了是顺手牵羊的盗枪案，对象是本地人，且有盗窃劣迹的结论，其理由是：老李平时枪都放在枕下，只是偶然一次深夜挂在墙上，报复者不可能知道老李就这一晚枪挂在墙上；其次是这条路外人不熟悉地形一般不会深入至这幽深的小路。为此，我决定改变侦查方向，围绕有盗窃劣迹的本地人开展调查。
在当地派出所的积极配合下，根据年龄段的劣迹人员，一共排出了数百来人，我认为山寨里的人是重点，因为深夜只有山寨的人才走这段小路，回寨子路过此窗口时发现墙上有枪顺手用竹竿挑走的可能性颇大。当地派出所的同仁告知我们，这山寨的人很厉害，有次外地检察院的人没有打招呼直接进寨子里抓人，结果被一帮寨子里的人用锄头、农具团团围住，结果只得放人悻悻离去。
争取老百姓的支持是中国破案的特色，也是破案的关键所在。在当地派出所所长陪同下，我们特地拜访了山上景颇族山寨的村长和山下傣族村的村长，我言辞恳切地向他们介绍了案情，强调了破案的重要性，同时又请他们一起喝了酒。为了破案“宁伤身体，不伤感情”地一饮一大杯，对方见我们如此怀有诚意，便拍胸脯保证道：“王总队长，如果需要我们帮忙，只要你一声吆喝，不管抓谁，我来带路，保证你不会有麻烦。”听罢，我一仰脖子又是一大杯“咕嘟咕嘟”一饮而尽。没想到那地方土酒后劲特厉害，我回住处直到第二天中午才从昏睡中醒来。
通过近一个月的深入调查，对住宿名单、封箱胶带、贩毒、盗窃上百名对象逐一排查，结果大多被否定，还有几名出境去了缅甸。无奈，我们请求当地公安布置了力量，一旦发现他回来立刻扣押。我们从当地带回了894名失枪期间到过当地或与当地有密切联系的各省、市人员名单，以便回上海后分头查证。
获线索欣喜若狂被排除陷入僵局
回沪后，我们虽立足云南，但没有放弃上海本地的调查。虽然我这时又参与本市其他许多大案的侦破，但“11·23”案子一直是我心中最牵挂的案子，我不言放弃，我盯住毛立章副支队长，让他不断地打电话讯问进展情况。
1995年8月下旬，云南警方传来令人高兴的信息，告知有一重大嫌疑对象。我听完汇报后立刻令毛立章与顾智敏探长率员第二次飞赴云南。
经侦查，嫌疑人谭某系个体户，常到乡政府玩，有赌、嫖恶习，债台高筑。其妻子与枪主妻子系同事，两家关系比较密切，后嫌疑人因违法行为被李发宗处理，遂怀恨在心，有报复李的动机。正巧嫌疑人在李发宗失枪后突然失踪去了缅甸。谭曾扬言自己有把枪，还托人帮买子弹。在调查中还发现谭有一个华侨农场朋友在上海案发期间两次来沪，并托人去取一个用布包着的密码箱。我听到电话汇报后，兴奋不已，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要抓住他！毛立章与当地警方深入到缅甸境内。9月2日，谭不请自入，终于在中缅边境的拉咱被查获。连夜对谭的强化审讯，一连审了五天，这块骨头才开口，但在关键时间段里，都有数名证人证实谭无盗枪时间；上海发案期间，也无谭的熟人滞留案发地，农场朋友的那只密码箱是棕色的，与死者箱子的颜色不一样。至于枪与子弹，谭说是自己吹牛，因为常在外奔波，想吓吓人壮壮胆。子弹确实帮人搞过，都给境外商人，用来换木材指标……我接到毛立章的电话后，太失所望，但我还不死心，为确保万一，决定将对象带回来审讯。
对象一到上海，我连夜审讯，结果一切均被否定，侦破更陷入僵局。
1995年9月26日，专案组成员由毛立章带队，第四次赴云南。
与当地警方交流分析后，决定以失枪地为中心，扩大辐射范围和时间，再次调查失枪时间前后到达该地周边地区的外省人员。由于两年前住宿登记不全，难以使侦查工作做到百密无疏，四处奔波了，一个月后再次无功而返。
毛立章等一行拖着疲惫的身躯打道回沪，尚未恢复疲劳，10月底，云南警方又传来一条发现一名重大嫌疑的信息。据当地羁押场所的一名在押犯严某揭发：当地有一位赵医生，嗜赌成性。有次严某上门讨债，无意中从赵医生的枕头下摸出一支手枪，正好奇地端详时，赵医生进门见状一把夺回手枪，神色严厉地说：“危险！里面有子弹！”说罢又叮嘱万不能说出去，否则要坐牢的。枪是什么型号，严某一无所知，几经辨认，严某指认为“五四”式，同时，严某还见过赵的儿子曾玩过一个照相机，而赵医生又恰恰是曾在失主李发宗家帮过忙的女孩的亲戚。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像注入了兴奋剂一般的激动难抑，看着毛立章因为长期在外，人折腾得又瘦又黑，心里很痛惜。三十多岁的顾智明从云南回来不久，前几天突然中风，幸亏及时抢救活了过来，但已瘫痪在床，连话也不能说。我知道这是积劳成疾的结果。但为了案子只有请毛立章再次出马。
毛立章闻讯也欣喜若狂，顾不得疲劳又率员五下云南。
经侦查，失枪时间与赵医生藏枪时间吻合，医生又具备进入现场的条件，因他系少数民族，又是人大代表，但为了破案，我指示毛立章，边侦查边履行法律手续，不要打草惊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