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台综合了汉藏建筑艺术，中央入口处的大门饰以琉璃墙，壁面上有窗户三层，每层有窗十三个。窗系汉式，长方形，有窗扉两扇，窗头上浮嵌琉璃制的垂花门头。大红台为藏式平顶，内外均有女儿墙，四角有小殿。大红台内部为群楼，中央是妙高庄严殿，即六世班禅讲经处。大殿三层，上下贯通，重檐攒尖，覆盖鎏金铜瓦，即所谓的“金顶”，瓦片成鱼鳞状，屋脊则成波状，具有强烈的藏式建筑风格。每个屋脊上有两条巨大鎏金黄龙，共八条，形态生动。中央宝顶成钟形。整个殿顶颇为奇特。北京故宫的雨花阁屋顶的金瓦，即是仿照妙高庄严殿建造的。与大红台相通，有吉祥法喜殿，是六世班禅的住室，同样是金顶。庙的最后高处部分建有琉璃宝塔。
须弥福寿之庙从外观上看，具有藏式建筑的特点，但在布局上，整个建筑群体已有明显的中轴线。在中轴线的左右，建筑物作了基本对称的排列，这是汉族大型建筑群的形制。这种布局，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西藏建筑与汉族建筑艺术的综合。
寺庙大门之上，悬有乾隆御书“须弥福寿之庙”匾。门殿面阔三楹，进深一问，单檐歇山琉璃瓦顶。殿内上方原挂字匾两面，下供财宝天王。东山门“梵香遍满”，内供黑色财宝天王。西山门“法界圆成”，内供白色财宝天王。院内两侧有龙旗、御杖、玛尼杆四根，杆上分别挂有五色布幡四首，黄绒绳十六根；五色布鹿马，经三百四十块；五色白伞盖，经三百八十块；五色布六字真言，经二百二十块。
碑亭额题“智光普照”，系乾隆御笔，意为佛的智慧之光普照世界。碑文亭建于须弥座之上，四面开拱门，重檐黄琉璃瓦歇山顶。内立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御制《须弥福寿之庙》碑，碑文用满、蒙、汉、藏四种文字镌刻，碑身通高八米，宽二米半。
碑文中记述了清王朝从顺治到乾隆皇帝的文治武功业绩，宣扬边疆少数民族倾心向化、拥护中央政府，并强调六世班禅自愿前来，表明了清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密切关系。
碑身两侧是龙戏珠石雕，碑首为二龙戏珠，中间是篆书“御制”，碑身正面四边连续刻有十四条龙戏珠。碑身之下是一巨大的龟形石雕顾质，传说是龙之九子中的第八子，善于负重，象征吉祥长寿，标志着此庙高贵的等级。
在巨大的顾质之下是一方形的“海水江崖”石墁浮雕。石墁为海水波纹，波纹涌向四角成漩涡，四个漩涡中心涌出鱼、蟹、龟、虾。无论是碑身、碑首，还是顾辰、石墁，均刻工精细，线条刚劲。
出碑亭，登临假山，宽大的月台上筑有三间四柱七楼式以各种形状的琉璃饰件镶嵌而成的琉璃牌坊。牌坊翼角翘起，斗拱层叠。
拱门门楣用九块青石构成，门楣正面镂刻卷草，底座为莲瓣图案，四柱是黄绿琉璃相间的云纹和绿柏图案。三门之上有绿琉璃额枋，额枋两侧为莲花，中为“一统江山”图案，四楼中间穿插三座体积略大之“楼”，正面中间嵌白石木匾额，上有乾隆御书“总持佛境”，石匾四边嵌黄琉璃龙戏珠图案，黄色琉璃与吉白石匾形成强烈的对比效果。两侧二楼中嵌黄色琉璃二龙戏珠大花板，整个牌坊用黄绿琉璃和青石构成。结构严谨，造型独特，色彩典雅，体现出皇家寺庙的高超建筑水平。
主体建筑大红台，正面开有三层形制新颖的窗，门上方两层六个窗；两侧各十五个，共三十六个窗。窗楣为琉璃垂花窗头。大红台平面为“都冈法式”的“回”字形，形成严谨封闭的内院。
红台南部群楼东侧，陈列着七祖佛自北至南依次为迪洛巴、沈格巴、那若巴、金刚持、萨拉哈、固陀罗菩提、仲比巴。据说印度婆罗门教皈依佛教后，七祖佛成为喇嘛教的始祖。这些佛像赤身裸体，造型粗犷，表情生动，肌肉、骨骼清晰，有一种质朴的力感。佛像额上的骷髅，据说是对自身的一种告诫——死亡是人的必然，要珍惜光阴，有限的时间内尽快修炼成佛。南侧壁前有佛三尊，为白伞盖、金刚持、尊胜佛母。群楼西侧面置有金漆木雕药师佛七尊，从左至右依次为迈达拉玛、明建王、法音海、无忧佛、宝月佛、妙号、无垢。北楼一层正中供释迦佛一尊，左右为四大天王、十八罗汉。
群楼顶上有平台，四角有角殿四座，西北殿内供不动金刚佛，东北为秽积金刚佛，东南殿内供手持金刚佛，西南为马头金刚佛。北侧面二角殿脊顶为卧鹿，南侧角殿为孔雀。卧鹿、孔雀之间是法轮，象征佛法无边。孔雀表示响丘桑巴菩萨化身听佛讲法的故事；卧鹿则是纪念佛祖释迦牟尼在印度贝那勒斯附近的鹿野苑初转四谛法轮。
妙高庄严殿平面七间，高三层，为六世班禅来热河祝寿时讲经之所。
在这所宽大庄严的大殿内，六世班禅将自日喀则出发，沿途为乾隆祈祷祝福万寿的记录亲手转赠给乾隆皇帝，并向乾隆皇帝敬献吉祥哈达和礼品。乾隆皇帝也将自己的御容像及弓箭、金币、金丝袈裟赐送给六世班禅，并为六世班禅亲自颁发金册、金印。
此殿正面上方高悬乾隆御书“宝地祥轮”匾，“宝地”是指佛教圣地，“祥轮”即法轮。左右有楹联日：“震旦现香林，人天欢喜；耆阔开宝纲，龙象总持。”楹联之下悬挂宝幡一对，此幡为黄缎幡条扦黑字，字体为篆书“中天梵气斗姆紫光金尊圣德巨光天后摩利餐天大圣圆明道姥天尊宝幡”。
大殿一层明间中供释迦牟尼佛，须弥座上供八宝、五供、海螺等，两侧有珐琅塔、珐琅鼎、珐琅仙鹤一对，鸾翎扇一对。前中供黄教始祖宗喀巴像一尊。二层楼正面供释迦牟尼佛，两侧为其两大弟子阿难、迦叶。须弥座原陈放经书一部，佛龛、八宝、五供，左右有铜珐琅狮子一对，明角灯等。三层楼正面原供秘密佛一尊，左右有铜珐琅狮子一对，东西间有三尊密宗佛，墙壁原挂十八罗汉像。殿外原在楼上挂雨搭一百二十驾，楼下四角有“大铁海”四口。铁海主要用来防火，但同时也是寺庙中的一种装饰。每到农历小雪时节，要在其下置炭火，加棉套，上覆木盖，以防冰冻，来年惊蛰时方撤炭火和防冻设备。
殿顶有八条鎏金铜龙，每条铜龙重约一吨。中心宝幢的四脊四条铜龙昂首向上，流露出一种向中心崇尚和追求的力量，体现着“四方”与中心观念，寓示清王朝天下一统的思想。外侧檐脊的四条铜龙，昂首向外，向着无限的宇宙空间，这又体现出永无休止的无限空间意识。八条鎏金铜龙，鼓目生威，仰天遥望，爪牙伏利，势欲腾飞，这是静止的造型艺术蕴藏着巨大的动感力量。高低的起伏，松紧的弓合，急促中的缓和，卷曲中的伸仰，首尾精细的过度，空间上的连续，时间上的延绵，造成了神情栩栩而灵生的气韵。云与龙对比构成画面，更富有无穷的神韵。
鎏金顶由六部分组成：经幢子，代表显密二宗；宝顶代表不动金刚；瓶代表宝源佛；钟代表不空成就佛；轮子代表大日如来；莲花代表无量寿佛。
在金顶之下的梁角处有摩羯鱼，传说是龙的一种。在摩羯鱼后插有八把宝剑，据说此非宝剑，而是“菩提八枝”。“菩提”是正觉的意思。殿正中的“妙高庄严”匾中的藏文，描述黄教始祖宗喀巴成佛的意境。
“吉祥法喜”，意为在吉祥的福地传布佛法，人天欢喜。此殿在红台西北角，为班禅驻锡之所，又称住宿楼。该殿面宽五楹，进深三间，高二层。殿内一层明间上悬乾隆“芬陀普涌”匾，字对一副。原供释迦牟尼佛，须弥坐上供奉五供、八宝、佛经、珐琅塔，两侧有宫扇一对，东墙面西挂填金梭萝树一轴，西墙面东挂墨刻和墨刻填金七佛偈斗方四幅。后东次间供佛龛、八宝，假门贴清李致画一张，后明间假门贴舒敏画，东稍间假门贴清柱画，西墙东贴墨刻梭萝树一张。西次间有高矮床，床案上有碑记一册，经一部，及如意、曼达、铃杵等。室内供银班禅像。西稍间有床，墙上挂班禅像一轴，左右护法神画二轴。室内还有自鸣钟，玉冠架。楼上墙上挂佛像十三轴，中有殊油供案，案上有各式佛龛、五供、八宝。靠东西墙设坛城。吉祥法喜底层有围房，明间前有紫檀桌一张，《班禅额尔德尼源流经》四部及各式佛龛、五供、八宝。院中有大铁海一对，左右有琉璃挑杆幡一对。现均已不存。六世班禅曾在此殿接受蒙古王公贵族的礼拜。
“生欢喜心”，意为寺庙清静，身心愉悦。此殿与吉祥法喜相对，原下层神台上供奉金刚性佛，俗称佛供楼。须弥座上有佛龛、五供、七珍、八宝等，左右有鸾翎扇一对，前中有紫檀大檐塔，西墙面东挂佛像十三轴，东墙面西挂积光佛母，西墙面西有叶衣佛母现仅存基址。
万法宗源殿，面阔九楹，进深三间，黄琉璃瓦绿剪边歇山顶。一层明间中原有紫檀绣金字五屏风，前有铜佛一尊，紫檀桌供七珍八宝，两侧有铜珐琅仙鹤。东稍间面西有宝座床，左右有铜珐琅插屏和梁国治字一张。西次间内墙中有乾隆御笔字，并有经书、海螺、嘎布拉碗等。楼上中有纹竹三屏风，紫檀罗汉椅，墙挂佛像十二轴。
金贺堂建于南面石砌高台上。面宽进深各三楹，前一进为单层，后两进为双层，北部上下出廊，前檐装槛窗，后檐立槁扇，东西抄手廊与北面万法宗源殿相接。廊为平顶，设女儿墙，成为二层通道。万法宗源和金贺堂总体平面呈凸字形，藏族佛寺特点较为明显。金贺堂现辟为《清代佛教艺术珍品馆》。
万寿琉璃塔是全庙中轴线的结尾，建于方形石台之上，下部是白台雕砌的八角形须弥座台基，上装石栏杆，南设踏步。正中以石块砌成八角形塔心，首层四周立石壁，以石拱与塔心柱相连。东南西北辟拱门，门上有佛，其余四壁共塑佛像八尊。由南向东依次为无量寿佛、不动金刚、大日如来、不动金刚、宝源佛、无量光佛、不空成就佛等。佛像为石胎浮雕，外层披麻搂灰，而后上色。比例协调，端庄肃穆。佛上方有天盖，左右有卷草纹样、八宝图案、山岳和波涛、云纹等，呈龛形。塔内原贴有佛像十六张，外有黄缎蔗刷。
万寿琉璃塔塔高七层，八角形，每一面均嵌琉璃，中间开龛门，门中有无量寿佛。塔的下部为塔廊、檐柱，每面四柱开三间，正中明间较宽，柱枋以上施五踩单昂镏金斗拱。石壁与檐柱之间以空插枋相连，悬挑垂莲柱，莲柱之间置华板，支撑单檐黄琉璃坡顶。
六世班禅居住在须弥福寿期间，乾隆亲临此庙拈香，并同班禅一起参观佛殿，诵经开光，禅堂进膳。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六和二十四日，乾隆皇帝又去须弥福寿之庙，班禅向乾隆无量寿佛大灌顶，紧接着皇室和蒙古王宫又争先恐后地求班禅摩顶，求赐法名，并向班禅捐献供养。同时，班禅给小公主赐法名为“四朗吉竹玛”。
乾隆皇帝还册封班禅金册金印，赏赐大量珍宝。
清王朝所以支持喇嘛教，大兴黄教，并在热河之地建起金碧辉煌的外八庙，无外乎“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也就是说，清王朝之所以花大力气保护蒙、藏信仰的黄教，其根本的目的在于怀柔蒙、藏，安绥边疆，使国家永享太平。诚如一位早期佛学研究者论及佛教与西藏政治关系时所言：“西藏人民既皆聪慧勇健，而其地又复荒寒险阻，则为政也至不易矣。宽之则民怠玩而涣散，严之则民怨怒而梗逆；散则举之也难，逆则乱之也速；从而尚刑则民不畏死，尚武则地不利战。然则何施而可也？设非佛教输入，深印于藏人之心；说善恶因果，使祈福德而厌罪苦；示秘密神变，使移邪信而慕正教；演真实之理智，开其高远之知见；赞慈悲之功德，充其仁爱之心性；俾其信乐深而妄行息，道德富而嗜欲消者；虽有智勇具备之豪杰，施以机变不测之政令，其何能使之柔顺而服从也？”西藏佛教在沟通藏、汉、满、蒙各族人民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扩大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等方面，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巨大的历史作用永远不可磨灭。远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蒙古最终脱离“事天主，不信佛”的俄罗斯，历尽艰难，举族回归祖国，其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宗教信仰所发出的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如同一种心灵的暗示，一种无声的呼唤，冥冥中指引他们追寻故土，万里东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