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21岁的我开始在北京打拼。那时，我没有钱租有暖气的楼房，我住四面透风的平房，晚上下班回家，电饭锅里冻了一锅敲都敲不碎的厚冰。我插上电源，冰水化成50℃的热水，将冻成红萝卜一样的双脚浸泡在热气升腾的热水里，冷热相接，侵入骨髓的麻醉让我相信世间幸福无非就是在-10℃左右的寒冬里，在屋里和屋外相差无几的小屋里拿50℃的热水泡脚。
那时，我不愿回清冷的家，总是在繁华的东四街头看人影攒动。夜色渐浓，我躲进三联书店，在靠墙的楼梯上倚墙而坐，一晚上一本《活着》、俩晚上一本《情人》、仨晚上一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太多寒冷孤单的晚上我在这里的第三个台阶上度过。
曾经有人问我，如何打发那些别人看来寂寞无聊的时光？
“找本书看吧，看书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孤单。”我说。
四年前，我曾经搬到远离城市的郊区，搬进了楼房，虽然很旧，但冬天的时候，我不用将自己埋藏在厚厚的三层棉被里还冷得哆嗦。
我可以在星期天的早晨，看到门前的一条小河上逐渐升起的太阳，看四周农家院子里袅袅升起的炊烟。看久了，就自己也买来棵白菜，想当然地和土豆炖成一锅不分你我的糊涂菜。这也就是当年我理解的幸福生活了。
这个偏僻的地方，几乎没有公共汽车，每天我在月亮还没有下班的时候就出发了，疾步如飞地走上25分钟，才到了最近的车站。虽然-星星已经很疲惫了，但这里已经站满了像我一样眉毛上沾满白霜的等车人。
我们焦急而冷漠地互相打量对方的实力，因为片刻后，即将展开一场激烈的挤车抢座位的表演，我总是被人用一笔带过的眼神一扫而过。是的，我单薄瘦小，即使穿上厚厚的大衣，也显得底气不足。令我担心的事总是在周一的早晨和周五的晚上发生，这是人们赶车的两个最高峰，我不止一次地被无数疯狂的人们挤下车。
三年前，我终于又进城了，大有一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感觉。那时我在中粮广场上班，就住在对面国际大厦后面的胡同里，繁华与落寞就是这样有意思地并存着。每天我迎着朝阳上班，披着星月回家，以至于胡同里戴红袖章的老太太会用狐疑的眼光上下打量我：
“姑娘，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慌忙整理衣袖，一脸正色道：“大妈，我是做广告设计的。”
“广告设计，广告设计是设计什么的？”
我才忽然想到当时流行的一句名言：“夜晚出行三种人，妓女、嫖客、广告人。”
忽然又想到当年像张爱玲一样的单身女子独自生活的种种不易。于是游说大学同学Aimy和我一起住。孤独太久的我，和Aimy形影不离，惹得同事们私下猜测，我和Aimy都“北大荒”着，一点儿都不着急，是不是性取向有问题。“北大荒”就是对我们这些奋斗在“北京”，接近“大龄”，仍然“荒着”的女子的经典称谓。
我们也曾试图为自己创造“艳遇”的机会，但是后来发现，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回家只想一把把自己扔在床上，如何能奢谈那费时费力的感情问题？
两年前，我终于决定买属于自己的房子了。我在父母的倾力援助下，花尽了口袋里的银子，终于如期安坐于温暖干燥的铺着淡黄色桌布的餐桌前，享受自己亲手下厨煮出来的清汤挂面。想着这些年的点点滴滴，更觉得这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来之不易。
晚上，我偶尔会用柔软的床单裹紧自己，敷上厚厚的面膜回忆多年前长长的梦想：买来好多好多书，放在任何伸手可及的地方，最后再放进我灵魂的黑洞里。现在我终于拥有了一整面墙的书柜和满满一书柜的书，但是我却发现很少去碰它们了，我要出去和朋友吃饭，要去酒吧和同事拉拢感情，要去SOCO看最新品的兰蔻香水上市。
一年前，我终于遇到了一个可以将我冰凉的脚暖在手心的男人。
我们相遇在地铁站，猛烈的沙尘暴将刚出地铁口的我一下撞进了他的怀里。他普通得像每一个穿着黑色风衣进出地铁的男人，直到他抱定我，我才感到久违的温暖。来不及看清他的脸，我就想，就是他了。
多年寂寞之后，我更乐于享受那些水到渠成，不用挣扎也无须争取的爱情。
我们像燕子衔泥一样一点一点购置新居里的东西。装修了整整半年，一切无不是我精挑细选的，一切无不是简单明亮的，就像我现在的爱情和生活，节制而内敛。
多年前的一个伟大的难以实现的梦想：我要一个不大的房子来装很多很多的爱。每天我裹着爱睡去和醒来。
今天，那个梦就在伸手可触的手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