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礼，我们要有诚心和敬畏之心。当然了，比如，在“五四”运动的那个时代，因为中国跟西洋战了几次都败了，败了以后呢，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大一个民族，它不可能不产生这种反省。它在反省的时候，觉得是这种东西耽误了中国。实际上，这个“反儒教”，当然传统的东西也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一定要建筑在“是什么”的基础之上。首先，你要搞明白这个东西是什么。现在，我们这几十年搞的“是什么”，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就给批了，这怎么行？比如说，礼教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是协助一个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什么叫文化？文化不等于知识，有些人很有知识，或者说是个大专家或者说大科学家，但是他有可能没有文化。有些人可能没怎么上过学，但是很有文化。这个行为是文化的，其实就是七个字，就是“事先的无意识的”。
第二点，你不骂人。小时候，你骂过一次人，可能被你的父亲或者母亲撕了一下嘴，最后你记住了，骂人不好。然后，你在交往当中，把不骂人作为一种交往手段。
不骂人的人，不见得就比那些骂人的人高尚。但是，你在交往当中，肯定愿意跟那种不骂人的人交往，而不愿意跟那种张口就骂、抬手就打的人交往。但是，世间许多罪恶，也可能是那些不骂人的人制造的。但是，比如说你不骂人，你从小没有骂过，那么，在愤怒至极时，你也骂不出口；你骂过了人，但你又觉得不骂人高雅，所以你老是想，但可能一不留神又骂出来。咱们这种礼教的作用，就在于驯化你的习惯。人产生了一种习惯，有敬畏之心，然后有诚心，然后其目的就叫宁睦，就是和睦。如果你不遵循这种规则，可能就要遭到别人的批判，所以，这个“礼”和“耻”是所谓相关的。
比如讲，这骂人就是无耻之由，那已经是骂人骂到极点了。有人讲过，什么叫小人？
小人就是‘‘非亲无所惧也，乃惧无所耻也”。人要是丧失了这个“耻”字，这个人是不可救药的。只要你还有这个羞耻之心，甭管你做错了什么，或者是说犯了什么罪，还是可以有药可救的。因为治国，或者说社会关系，需要的是一种文化，需要建立起大家共同遵循，而且遵循之后产生一种行为的无意识。这样的话，社会可能就是相当的和谐。
我总觉得，中国人在西方的枪杆下，有一种现代化情结，这种“情结”其实就是心理极不平衡。一个是急躁，这个急躁之余，就抱怨祖宗。不管怎么样，这种现代化，这种工业文明，最长也只存在了一百年，就能把人变成这个样子。但是对于人来说，如果地球不爆炸就永远活下去的话，就要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讲人情，生命是不可逆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一种所谓的生命体验。它靠什么？就要靠文化。
发展与文明，没有先后之分
提问：
我想问一下。现在中国人还面临着困惑，从事件上来说，它跟西方不一样，西方是侵略的，它是发展的。中国讲礼教，讲理智。事实上，人类就应该讲究礼教，应该讲究精神的文明。现在，中国人既要发展，又要讲究文明，谁在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李宝臣：
我总觉得，这个文明与发展，谈不上谁在先。因为这种事情，我觉得人呢，愿意对未来作一个计划，但是往往，人对未来所作的计划，最后的结果，往往跟计划不同。
中国人现在为什么爱计划呢？原因就是有预后证明。
比如说，传教士来中国的时候，那个太仆寺，对医术、物理等别有一番技巧。而且皇帝要在礼部开局，拟这些书，以有备于后事。但是，当时没有人包括皇帝，也没把它当回事。但实际上，在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来中国的时候，学的人也不少，但是中国人不能学他那些东西，原因是当时没有预后证明。现在中国人有预后证明了，到美国去，到欧洲去，然后，你会看到这些人是怎么生活的。现在，你没去过，但是，你通过电视，通过现代化传媒手段，你知道是什么样的。过去，你是一个穷人，想成为富人，你的旁边有一位财主，那么，你的志向是什么？就是将来成为财主。
现在，中国人要想致富，不必要当财主了，可以自己想象；而且呢，这种传媒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觉得计划对人来说是最要命的。计划来计划去，人算不如天算，所以这种东西它好也罢，不好也罢，有一点我认为是非常糟糕的。比如，一提中国的原子弹，美国人家是创新，你中国人那是模仿，模仿与创新绝不可同日而语。模仿，它是有预后证明的。就是说，模仿以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你是知道的。但是，我觉得，以中国这十几亿人，模仿的速度没有民主和谐重要，速度太快可能就乱起来了，反而不好。而且，现代人对物质追求即有原始的野性，明白吧？
周孝正：
我觉得李教授说的对，中国问题就是“八无”：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
儒学本身没有“民族国家”概念
提问：
教授您好，我是从南方过来的，我觉得，像看老北京的东西，像天坛那些小杂技，还有刚才说的茶楼，这些是一种最具有传统的中国特色的东西，真正的中国特色不是说像现在的中国特色。但是，现在这种很正宗的东西都已经没有了。比如说，我来北京，我想看那些城楼，可是，看到的城楼都是特别不正宗的，然后只好到博物馆里面去看。我觉得，作为中国人应该有民族特性，不能丢，可能别人觉得这是凑个热闹，但是，那种东西可能更符合我们民族的特性。
还有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民族的包容性，还是因为人们的盲目追求，或者是说外来的那些冲击力实在太大了，现在的很多东西都让人痛心。比如像看世界杯，韩国的民众是非常非常齐心协力的，那种民族自豪感非常强；但是，我们的国人现在所拥有的民族自豪感好像并不明显，平时很难看得出来。像30年代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学中西文化中最经典的东西，他们同样也喝咖啡，也去骑马，但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感情是非常深的。
而现在的国人，比如说像不少教授，就比较追求物质性的东西。而像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学儒家学说，追求女性的贞节。而中国的大学生，在公共场合的一些谈情说爱行为，我觉得有点羞耻，大家都是知道的，我就不说了。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民族的包容性，还是一种盲目的追求，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谢谢！
李宝臣：
其实，你的这种想法，也就是人生是直线可行的。但实际上，比如教育儿童，好多人，包括家长在内，愿意给儿童设计道路，往往就是说，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
也就是说，在青年的时候，你走弯路，但在你眼里面，你认为直路可走。实际上你别忘了，儿童的眼里是没有直路的。你青年的时候走的是弯路，走过去之后，你才发现，在你的眼里面有直路。但是，青年是没有直路的，所以我觉得，你没必要按照模式来体现各个生命形态，各个生命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但是，我刚才为什么讲中国需要一些“礼教”，就在于人与人之间，你要搞成“中庸”的形式。你不能说，你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你把别人耽误了，那是不行的，我的意思就是这个。你比如讲，韩国那个球如何如何，我觉得不足为乐。为什么呢？儒学是世界第一的，中国的儒学高明就高明在这儿。所以说，民族国家的概念，是一种西洋的概念，儒学本身并没有这种概念。
所以，中国人能够让穷人做皇帝，清朝的人也可以让满人做皇帝，对吧？老祖宗的东西，过去都是这样的。但是清朝的满人在遵循“儒学”这个东西上，比汉族人更要汉族人。也就是说，你认同了我的文化，我就认同了你。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球赛，中国队胜利了我就高兴，其实你仔细想，一个商业性的比赛，跟国家民族有什么关系？没有太大关系。这是我个人意见。所以说，特别是中国这种儒学，它本身的传统就是世界第一的。
周孝正：
对，我觉得李教授说得对。比如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如果改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怎么样？“国家兴亡”，“匹夫”怎么有责任啊？是当官的有责任。“天下”是什么意思？种族之内基因的差异，大于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差距，这是最新基因列表证明的。所以，种族歧视没有任何根据，中国就是天下的。
讲礼也要有经济基础
提问：
李教授，我想问一下，从礼的方面来讲，为什么要会“礼不下庶人”？
李宝臣：
过去有一句话，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为什么“礼不下庶人”？不是庶人不应当尊礼，而是事有所不能也。比如在家里，在过去讲周礼的时代，娶了媳妇三个月以后，才能见公婆。可是，就庶人而言，住的地方本来就很小，怎么能等三月？
本来，娶了媳妇跟着爹妈一块过，就在这个院里头住，能够等到三个月吗？所以，他必定是大户人家，另外他有那个宅子，把这个媳妇娶了三个月，到公婆这儿来见。礼的确就是繁文缛节，操作起来必定是繁密的，是要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你要是饭都吃不上，一味地讲礼，估计没准得冻饿死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