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不独喊出人人心中底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热情。”
京沪一些无聊的小报也在变，创造社的狂飙使那些无聊小报在改变主张，那些小报也开始标榜着自己从事新文学。常常有朋友寄信来，或亲自到民厚南里121号访问郁达夫，问某报某报上有他不署名的作品么？是否真的？那些作品是露骨的色情描写，这使郁达夫非常恼怒，这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声誉。他不得不在《创造季刊》上刊登了《郁达夫启事》：
“我平常作的东西很少，这很少的作品，也只在‘创造’上发表，并且发表时只署我的真名，近来有许多朋友写信来问我，以为某报上的两篇小说是我做的，我不得不在此声明一句，‘我并没有作那两篇小说，’我更要请我的朋友注意，我是从来不用雅号的。请诸君不要弄错了。”
创造社诸君子也面临威胁，他们有苦难言，他们是无产者。《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他们自认是无产阶级的园地，他们欢迎外界投稿，本来这些作品是不付稿酬的。同人组织由自己组稿写稿，现在开始付出稿费。同时他们作品的版权受到损害，最使他们哭笑不得的是，有的学校公然没有通知一声，在彩排他们戏剧剧本，他们现在感到已经有些为名声所累。
“好累好累！”郁达夫他们经常这样说。可他们也是愉快的，有了稿费，他们共同上街痛吃一顿，散散心。
过了几天，创造社的三员大将，共同回访了徐志摩，他们都希望打破这种僵局。可事实上——事与愿违，他们发觉彼此之间，创造与新月、文学研究会之间的差别太大，他们谈不到一块去。三个组织不像是任意线，倒像是三条平行线，你无法使它们相交或者说重合。也许只有民众的大运动，才能产生振幅，才能彼此有短暂的联系。
空气是越来越恶劣了！郁达夫凭着他的学识知道，他们三员大将在上海滩上闯荡了一年多，他们发表的大量的诗歌、小说、散文、评论，创造了那么多的书，《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可这财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泰东老板的手里。他们的创作，只是为老板赚钱。老板与作家，那是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那是雇佣劳动的关系。从经济学的观点看，郁达夫知道，他们是被人榨取，为人作嫁。他们的收入多少？几乎一无所有！他更知道，赵南公老板从他们的身上榨取了不少利润。而他们三员大将还要仰人鼻息！好像是受人恩赐！这实在是不公平。
他常常看到郭沫若的五口之家！贤慧的安娜与三个脏兮兮的孩子。一个卓越的诗人居然养不活他们的孩子！自己呢？那个不胜软弱我爱犹怜的妻子，想我读书十多年，在上海也奋斗了两三年，可还得老母养活我的妻儿！他觉得心都崩溃了！
他常常接到妻子的来信。那里报告的并非都是好消息，可怜的儿子！倔强的母亲！赢弱的妻子！生活的艰难！他常常一个人到上海滩的街道上散步。傍晚，甚至写作到深夜，心血来潮时，他像个夜游神。
他从静安北路一直走到静安南路，直上跑马厅，深入邓脱路。脑子里越走越是愤愤不平。他有时与郭沫若、成仿吾商量，可总觉得不如意！有时干脆一个人跑到小酒铺中喝一点酒。啊啊，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啊！
他跑到徐志摩的临时宿舍里去，也去见郑振铎，还给鲁迅、周作人先生写信，可总觉得忧愁一阵阵袭来！天地之大，可穷人的路是那样的狭小！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朝难！郁达夫想他的家了。家就那么好么？
不，他想遁逃，遁离这个世界！祖母死了，家里人手无多，只有母亲，妻子。还有，二哥一家现在还没有回到富阳。妻子是那样的温柔，在那个接近男人个性的母亲身边，能有好日子么？从妻子的家信中，他知道母亲又老了许多，没完没了的抱怨，想她的儿子，骂他没有良心！郁达夫心里很是烦躁，生活的艰难他是知道，他打算回家去一趟！
可他还没有走，成仿吾、郭沫若也怪可怜的！六只手，得编两个大刊物，稿源又严重不足。上海的七月又那么热，那么令人心烦！只有朋友的情谊，是沉醉的春风！他近来的心就像是六月的天，说变就变。一下子高涨，一下子低落！人生太不自由了！人，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啊！他在晚间散步，常常看到一些女工深夜下班，有纱厂女工，也有烟厂女工，还有印刷厂等女工，她们一个个年轻漂亮，却掩盖不住睡眠不足的疲倦，散落在贫民窟中。上海滩上女工工资之少，他是知道的。在上海，除非你是流氓、资本家、在任或者隐退的军阀、官员、外国大亨，农村来的土财主，要住下来是很不容易的。可从乡下来的农民还在增加，城市在扩大，贫民窟在增多，下海卖文的也在增多。与那些穷人相比之较，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起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穷人》。
郁达夫深深感受到那些可怜的女工们的生活，他观察，落笔了！他写下了中国第一篇反映中国工人阶级生活的短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写得那样美好。那个善良、淳朴的女性、那个嫉恶如仇、伤感、疲倦的女孩子陈二妹跃然纸上，那也是他心理的反抗啊。那不正是他自己心中要呼喊的么？她每天要给厂主做十个小时的小工，要受厂主老板的盘剥和管理人员的侮辱，他以一个女工、女孩子最大限度的反抗。
劝人不要吸这个烟厂出品的香烟来表达对剥削阶级的愤恨，同时对生活窘迫的失业知识分子表现了深切的同情与关怀。他自己不正是有着那些愤恨吗？郁达夫写的正是他自己的内心！他自己与那些女工又有什么区别？他也许不知道，他的小说，是中国作家中最早发表的表现中国工人生活的作品！
七月中旬，郁达夫领到了几块稿费。生活真艰难，他想起了富春江边的母亲妻子儿子。他已经好久没有回家了！他要回一趟家。人生是悲苦的，郁达夫已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快乐二字。他写小说，喝酒，把悲苦融人酒色与小说之中，可他们得到的是什么？有人痛骂他是颓废派，有人痛骂他是享乐主义者，可谁知道，他追求醇酒妇人的真正原因呢？
世人众多，又有几个人理解那一颗破碎的心呢？他的哀愁，他的叹息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要沉重得多。他常常在来稿来信中看到一些文章骂他是堕落者，是没有灵魂的人。郁达夫很是灰心，即使是朋友，也不理解。
有一天，他遇到徐志摩，徐志摩面对这位老朋友，出其不意地问道：
“达夫，你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叹息，那么多的悲伤？你为什么要把愁苦像浓血一样擦在自己的脸上，让人家施舍不值一钱的泪水呢？”
他只有苦笑，可他的心里在流血！他哪里是堕落者呢？他哪里是没有灵魂的人？他太了解这个世道，太了解自己的命运。他没有万贯家财作后盾，他只有叹苦嗟卑，他也想逃遁，遁离世人的咒骂，把家乡作为他的安全地带。与那些富家子女相比拟，人家又如何理解穷人的命运呢？难道他是喜欢叹苦的人吗？只因生活艰难啊！
可不，他回到富阳家里时他面临更大的灾难！他的母亲正大发脾气，他又一次见到了妻子呜呜的哭。他的母亲心情太悲苦，三个儿子都不在身边，忘记了娘亲，她恨不得只有数落孙荃。可孙荃难道不想丈夫在他的身边吗？她也是“悔教夫婿觅封侯”呀！
他的心在流血，他在悲哀，苦恼，这是苦恼的人生。他觉得自己在上海滩上没有固定的收入，卖文为生，三个文人都太爱面子。可回到老家，自己又如生活在夹缝里，老母怨，妻儿啼，人生其难如此！他怒气冲冲，又自怨自艾，人生的旅途是如此不公平！想自己的才气，为世所闻，可命运却是如此多蹇！他的同学仿佛人人得着一份好差事，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固定的收入。可自己在这上海滩生活太不容易了！他的心在收缩，在动摇。
他觉得自己在四面楚歌中！文道难难于上青天。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想起李白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有什么样用呢？他觉得自己是这个社会的多余人，与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没有多少区别。
他重新来到富春江边，那条年轻时曾哺育过他会唱歌的大江，他恨不得一头扎进去。他进入春江第一楼，来到钓鱼台边，那里还有当年他一个人散步的遗痕，还有当年他与朋友同游的足迹，他没有忘记看看当年在那些地方题诗的痕迹，精神为之一振。可回到家里，他又万念俱灰。那个当年诸多空想的小诗人早已不见了！在他的身上压上了两副重担：
人生和家庭的重担。那个要与世界观拼一拼的年轻人不见了，他在动摇，他有时真想回到富阳这乡下来，做一乡间野老，或者做一遁迹山林的和尚。如果能享受那清净无为的生活，离开那浊世多好？那个人生的战场对他来说厌烦透了！
§§§第四章 离散前后
他没有那么幸运，命运注定郁达夫还要在这个世界上厮杀、在家庭的苦恼中挣脱出来。他想在家休整，已属不可能，害怕自己卷入一场风暴中，他答应一有时机就把孙荃母子带出上海。现在他又向上海避风，那里有他的事业，有他的朋友，有他的安慰，他在家里不过住了三天，他又匆匆离开家人来到这到处是险恶与坎坷的上海。
短短几天，成仿吾与郭沫若仿佛等到了三年之久。风尘仆仆的郁达夫刚刚进入民厚南里，郭沫若、成仿吾立即迎了出来。
“达夫，你总算回来了。”
“出了什么事了吗？”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你回来了就好。”
“什么事？”
“等一下就知道。”
原来，七月中旬，有一批从日本回来的同学，二十余人，在消闲别墅宴集。里面人物五花八门，有的还在日本留学，如陶晶孙、何畏；有的早已进入上海的文学界、新闻界、艺术界。郭沫若恰巧也应邀参加这一盛会，盛会上的来宾有出自京都、冈山、名古屋、东京、长崎等学校。同席的政治家，一位是上海滩上《中华新报》的主笔张季鸾，他曾在一高就学。与郁达夫、郭沫若还是先后的同学。彼此认识，筵席上，两人就坐在旁边。
张氏知道翻造社的杂志很是吃得开，销路极好，《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是上海滩上最畅销的杂志，《创造周报》初版三千份，供不应求，增印三千仍然供不应求，有时可达万份。而《中华新报》在上海滩上的销量甚差，只有两三百份。他非常希望创造社能帮助他们一下。张季鸾对郭沫若说“你们是否有余力为我们《中华新报》每天编一次副刊，编辑费每月可以一百大洋。编辑的是个半面报纸的二分之一。如果你们答应的话，编辑的全权都委托给你们。”
这是一个诱惑力很强的问题。这对于每月没有固定收人，只有泰东书局有限的津贴费的创造社的三员大将来说，它是一个值得考虑的行动。郭沫若踌躇了，他当场答应考虑一下，回到创造社跟达夫、仿吾商量之后再作正式的答复。
就在郁达夫从富阳回来后的当天晚上，在民厚南里，三员大将，加上从日本回来的暑假加国的陶晶孙、何畏正式召开了一个创造社的社务会议，讨论这一议题。本来，创造社可以召集全体社员开会，但这时大部分的社员都不在上海，张资平、邓均吾、方光焘等大都还在日本，有的已在中国外地。郭沫若首先提出张季鸾提出的问题，他是不赞成接文学副刊的。道理很简单，一是《中华新报》的政治色彩不好，它是政学系的机关报，政学系与北洋军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北洋军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不光彩的，趋向于保守。二是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工作太忙，又要著书，又要编书，又要翻译，还要编《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又要来一日刊，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时郭沫若一方面在翻译尼采的短文，一方面在译中国古典著作《诗经》，加上安娜和三个儿子，的确也够艰苦的。
成仿吾与郁达夫两人都一致积极赞成接受。在繁重的工作面前，他们都不缺乏斗争的勇气。郁达夫认为，文学研究会有《时事新报》上的《学灯》，旁系又有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上的《觉悟》副刊，而作为中国文坛上新军的创造社至今虽然有了《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可没有一种日刊，不能与之抗衡。成仿吾说，季刊、周报要求较高，又是纯文学，质量要求比较高，周转太慢，一旦遇到其他派系的人总攻击，反应不快。如文学研究会，胡适派文人有意攻击创造社，又是评论，又是书信，而我们反应不快，不能及时反批评，不能及时还以牙眼。
现在两种刊物的标准偏高，外来稿件又用不上，不能用，因而将会失去一些读者，自然应有一种日刊做后盾，销纳一批来稿。郁达夫又说：
“政学系的政治色彩是沾染不到我们的。日刊副刊的编辑权在我们，我们有的是自己的色彩，我们还是以我们《创造》的主张来编辑我们的文学副刊，我们有一个前提，有编辑的主权。何况有一百元大洋，对于经济颇紧的我们无疑是生活上些少补助，我赞成接受。”
成仿吾更是意气风发，高声说：
“既然有我们的自主权，又为我们作义务宣传，扩大影响，即使吃力一点又有什么呢？政学系，怕它个鸟！它格调不高管他的。我们办我们的，大不了，干得不符合他们的意思，以后我们不干。”
沫若终有些不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