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蒋介石的那一套不灵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比国民党的力量更强大，号称有八百万大军的蒋介石政权，不堪一击。那个卖国独裁，视人民生命如草芥的国民党政权也随着消亡，分崩离析，土崩瓦解！蒋介石政权只能逃到那个刚刚回归的祖国宝岛——台湾，在台湾苟延残喘。一个百年来多灾多难，任人宰割的东方古国，以一个崭新的姿态，光辉强大、独立自主、民主自信的东方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地屹立在世界东方。这个新政权的诞生，使一切帝国主义仇视、颤栗！在新中国出现了一代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和人民领袖，这是另一组雕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那是一批职业共产党人，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带领人民前仆后继……。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诞生了，一个多灾多难，历尽耻辱，任人宰割瓜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这个国家内，租界——国中之国没有了，列强的军警滚出了中国，甚至连被迫租借的香港澳门也已胜利回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人民当家作主，没有外国侵略者的一兵一卒……。如果郁达夫地下有知，他一定会畅怀大笑的，这可是中国人民好几代人的努力啊！
“祖国啊祖国，你快强大起来吧！”七十多年前，郁达夫曾经做过如此的呼唤。那呼唤是那样的沉重，是那样的绝望，那是一种无诉的痛苦，那是一种惨烈的呐喊！那是对祖国衷心的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郁达夫的呼唤的祖国富强如今已经成为现实！郁达夫笔下的那个世界终于进入一个盛世……
新中国的诞生百废待举。郁达夫的许多朋友都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栋梁之材，郭沫若、茅盾、成仿吾、胡愈之、老舍，他所敬仰的周恩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宋庆龄、沈钧儒、田汉、叶圣陶、徐悲鸿、刘海粟、刘开渠…一都成为新中国的受人尊敬的一代知名人士！
但郁达夫却一度被人误解了，在国人心中消失了。但这种消失并非由于他的遗产缺乏灵气，缺少艺术魅力，也并非出于郁达夫的作品不够进步，而是国内的政治状态。国内由于共产党的胜利与领导，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是全民的普及的。试想一些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东西，完全是持另一种眼睛看的，用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的眼光去看，难免不认为在三十年前的作品有些不对头。这在郁达夫的好友赵家璧在他后来的回忆《郁达夫与我有关的十件事中》有了很好的例证。解放初，赵家璧有意出版这位亡友郁达夫的全集，并将此事问候已在高位的郭沫若，可这时的郭沫若也只好是摇摇头说：“达夫的作品里毕竟有些属于黄色的东西呀……”连老朋友都是如此，其外围可想而知了！
在如此的气候下，郁达夫的作品间或有了出版。对于伟大的爱国主义作家，伟大的文学大师，国内只有过小范围的书籍出版，并且是一鳞半爪。一九五一年七月，北京开明书店初版，一九五四年改由小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曾以“新文学选集”之一，出版过《郁达夫选集》，其作品目次是：
《序（丁易作）》；
《沉沦》；
《采石矶》；
《春风沉醉的晚上》；
《薄莫》；
《过去》；
《迟桂花》；
《东梓关》；
《出奔》；
《文学上的阶段斗争》；
《海上通讯》；
《一个人在旅途上》；
《病闲日记》；
《钓台的春昼》；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不错，这些文学都是郁达夫的代表作，对于国人了解郁达夫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郁达夫的作品精神与韵味，完全没有反映出来。
之后，在一九五七年在《人民日报》、《文汇报》、《中国古典诗》相断出现过郁达夫的部分日记与诗作。
直到一九五九年六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三辑《郁达夫选集》，第一辑是小说，第二辑是杂文、散文，第三辑是评论、回忆，其目次如下：
第一辑：《春风沉醉的晚上》；
《薄奠》；
《微雪的早晨》；
《杨梅烧酒》；
《迟桂花》；
《唯命论者》；
《出奔》；
第二辑： 《故事》；
《钓台的春昼》；
《书塾与学堂》；
《马六甲纪游》；
《在方向转换的途中》；
《民众发刊词》；
《谁是我们的同伴者？》；
《“天凉好个秋”》；
《介绍萧伯纳》；
《一文一武的教训》；
《从法治转向武治的日本》；
《非法与非非法》；
《政权与民权》；
《说木铎少年》；
《暴力与倾向》；
《战争与和平》；
《抗战周年》；
《西方的猴子》；
《岁朝新语》；
《敌人的文化侵略》；
《今年的“三二九”纪念日》；
第三辑： 《文学上的阶级斗争》；
《农民文艺的提倡》；
《现代小说所经过的路程》；
《怀鲁迅》；
《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
对于一个现代作家，一个已经为国捐躯的作家来说，两次出版他的选集，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已经是成绩斐然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为作家编辑全集的并不多，鲁迅先生有这一幸运，其他的人大多是选集。而且郁达夫与他的兄长郁曼陀早在一九五二年就已经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在烈士的故乡富阳，风景如画的鹳山上，当地人民政府为他们兄弟在他们当年的故居松筠别墅旁边建起了“双烈亭”，亭后建立了郁曼陀的“血衣冢”，前面有郭沫若撰文的墓铭，由马叙伦先生书丹……，而且故乡的父老也没有忘记这壮烈殉国牺牲的儿子，把作家老家门前的满家弄改为达夫弄……
之后，在中国大陆，郁达夫差不多沉默了整整二十年。书店、图书馆的书架上几乎见不到他的作品了。在中国大陆的青少年中极少有人知道，中国现代文学或者说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曾经有过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一位勇敢爱国主义者，一位被日本宪兵所残害的，并且是一位天才而薄命的郁达夫。
这就是历史，历史的真实，二十年可不是一个很短的岁月，而这二十年恰恰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时期，一个文化、文学的荒漠化时期——“文化大革命”的前后。“文化大革命”的来临，其文化左倾空前绝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其伤痕犹在——
历史仿佛是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郁达夫在国内的研究，在解放后几乎没有多少成绩，如果说五十年代的中前期郁达夫作家作品研究在大陆中国还偶有所见，那么进入六十年代之后，到了一九七七年的近二十年中恰恰就是空白。据现有资料，所见的不过是一九五。年十月一日《人民文学》第二卷第六期丁易的《郁达夫选集》序，一九五一年九月开明书店初版、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修订重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中的零星记载。一九五五年七月丁易在作家出版社初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与张毕来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的作家出版社初版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中的断片。一九五六年四月同年出版的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卷有其三言两语。同年吴木作于《文艺报》的《鲁迅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文汇报·笔会》登载若飘和尚的《回忆郁达夫》稍见文坛的宽松。
一九五七年六月，《人民文学》第五、六期合刊中由曾华鹏、范伯群作的《郁达夫论》，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最系统的研究。一九五九年四月，郁达夫的好友郑伯奇的《略谈创造社的活动》、《忆创造社》、《创造社三题》、《郭沫若与郁达夫》，完全无法避免地谈到郁达夫的文学创作活动。同年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有《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砌选讲，有田仲济的《郁达夫创作道路》是一份较重要的作品与作家研究。进入一九六一年，也不过是《新民晚报·繁花》登过《郁达夫的（广州事情）》，同年，山东师院中文系编印《中国现代作家小传》中有郁达夫小传。一九六二年四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周振甫在《鲁迅诗歌注》中有一段注解。再就是唐瞍的书话《饶了她》，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有《望远镜中看故人——序（郁达夫诗词抄）》，郑伯奇在六二年八月的《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以及《解放日报》、《光明日报》上的研究断片。
进入一九六三年以后，郁达夫研究已经进入霜冻期，当然这一时期与郁达夫作品没有能够发表一样，中国的文学已经进入荒漠，一切都要为现实服务，政治严重干扰文学艺术。左倾思潮严重制约了文学，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后，中国的文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而接近于“空白”。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为郁达夫一个人抱屈。
但郁达夫研究在海外却十分流行，畅通无阻。郁达夫研究，这时成了海外学者的专利。国内的学者即使写出文章也无从发表。郁达夫的好友，曾经是坚定的共产党人的冯雪峰就曾经潜心研究亡友的生平，极不容易地整理搜索故人的资料与作品，但向什么地方去说？在新加坡、日本、香港、台湾、泰国、美国、朝鲜、捷克斯洛伐克、苏联、西德、马来西亚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却有不少人潜心研究郁达夫，郁达夫颇有点当年孔夫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味道，是那时我国走向海外、走向世界为数不多的几个现代作家之一。
这真是悲哀的一幕啊，在郁达夫的故乡，在郁达夫的祖国，几没有人想起了他，没有人研究他，使他更为寂寞，而他却正如孔夫了老先生的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了。他在海外似乎遇到了知音。
郁达夫在参加鲁迅先生的葬礼时为《文学》杂志写了一篇短文《怀鲁迅》，其中有一段话非常发人深省：“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句话恐怕是真理吧，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环境中，什么权威、学者、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全都斯文扫地了，正如新加坡光复后有人写的文章《郁达夫，值几占钱？》，一切文学、艺术、科学、经济、文化……统统都进入沙漠戈壁，也可以看出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国家呀！
这一时期，郁达夫研究最风行的恐怕是台湾、新加坡、香港、日本，而以新加坡、日本为最。新加坡是郁达夫消失于南洋之前，最后从事文学活动的地方，培植了一批本土的文化人，他们甚至把达夫的每一首诗都分别搜集起来。日本的学者们也不辞辛苦，搜集郁达夫的遗文、书信，走访郁达夫的同学、友人、同事，搜集郁达夫的全部资料。尽管他们研究的初衷各有原因，但谁也不能否认郁达夫一生的真实！如果说郁达夫地下有知，当真又要大大感叹一回了！
翻阅郁达夫研究资料，人们不能不看到，台北是研究中心之一。但是这种研究有明显的两极性，一类是严肃文人的研究，另一类带明显的功利性，当然也不乏恶毒攻击的内容。那个在郁达夫生前就屡屡谩骂郁达夫的苏雪林——绿漪女士，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在台湾的《自由青年》刊出了《黄色文艺大师郁达夫》，苏雪林对郁达夫有多少了解呢？这个郁达夫生前就十分厌恶的女士，只不过是一向以来依靠痛骂左翼文人在国民党手里赚取几个津贴费的无聊文人罢了。在国民党败退到台湾时，她自知在大陆没有立足之地，是辗转到台湾，向当局分得一杯羹汤的无聊与无耻文人之一。据说就凭着向左翼文化人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乱咬乱攀，而被蒋介石等视为国宝级人物，其实呀，不过是一个大活宝！我们还从台湾的六十年代的《反攻》、《畅流》等杂志中看到刘心煌的郁达夫研究，他可以说是一个郁达夫研究的专家了，研究之多，令人感动。但，如果你有幸看看刘氏对郁达夫和王映霞、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研究，才知道，那是十足的狭邪研究。你可以看到他们津津有味的是什么！你看看他研究的那些题目就足够了。一九六一年二至九月台北《畅流》第二十三卷至二十四卷的《郁达夫与王映霞》，一九六一年台北《反攻》月刊第二二七期上有他的《郁达夫论》，一九六一年四月台湾《作品》第二卷四期有他的《关于郁达夫》，六一年九月至一九六二年一月在台北《畅流》上《郁达夫在南洋》，一九六二年二月台北《反攻》杂志上有《郁达夫二三事》，六二年二月一日台北《畅流》上有刘心煌的《郁达夫与原配夫人》，三月在《畅流》上有《郁达夫与三夫人》等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