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高雅脱俗的建筑，已然耸立在旧居之前，气势豪华，敞开着大铁门，一条水泥路直通进去，可以坐着汽车在正屋前下车，先是南向的三开间正屋，当中是客厅，有马君武“风雨茅庐”手迹的横额，客厅两边是卧室，每间有前后廊轩，采光宽敞明亮。陈设的家具一律是新的。墙壁上挂着鲁迅、蔡元培、马君武、刘海粟等人的字画、镜屏。客厅、卧室已经油漆一新。鲁迅的四张虎皮笺即《阻郁达夫移家杭州》配上四个乌木镜框赫赫在目。一切都是新的，经过一个月亮门，是另一个院子，点缀着一些假山石，几棵新栽的花木，草皮是昂贵的。廊上摆着些荷花鱼缸，朝南的两间是大花厅，外边一间是大大的书房，书房前面还有孩子游戏室……
郁达夫心情愉快，他不得不佩服妻子的能干，煞费苦心，人情练达。
他现在可以随心所欲，有了自己的“风雨茅庐”。只不过因这风雨茅庐拉下一屁股的账。他决心待几年后放弃游宦，一心从事他的写作，他决心在这“风雨茅庐”中度过下半生。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生中，几乎没有在这里享受这辛辛苦苦建就的洋房，就在这时代的暴风雨中眼巴巴离开杭州……
经过两天的整理搬移，他们兴奋地搬入了新居。他在书房中欣赏着他那些爱如拱璧的新旧藏书，心中自得其乐，这里花去了他太多的金钱与心血！书籍是整齐的，古代名家的线装、石印、手抄本，有不少是孤本、善本书，那是他最足以向妻子自豪称道的。还有英、德、日、法、俄的文学名著，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国内新著差不多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和藏书家，待到经济宽裕的时候，他还准备增加大量的藏书。
生活，其乐融融，妻子、孩子、佣人。郁达夫心里向往着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那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但是那样难，他的妻子特别愉快，来客亦复不少，大多为官场中人，他们慕达夫的文名，乐与过从。郁达夫由于妻子的虚荣心，与当地的官员过从甚密，更加上具有独特的眼光，时不时对当局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措施，并且对当局的建设多所揄扬，彼此交往相得益彰了。他们夫妇在那几天还对那些知心的朋友进行了答谢宴会，宴会上最好的一道菜肴是醋鱼，郁达夫为此还做过一首诗：
宋嫂鱼名震十洲，
却教闺妇暗添愁。
旧词新解从何起，
恨煞萧山半上流。
杭州的报上为此还特地刊登《郁达夫请客吃醋鱼》等十来篇报道呢。
环境优裕了，如锦上添花，可郁达夫做梦也想不到的是，风雨茅庐虽好，也不过是镜花水月，竟属他人！
只住了两三个晚上，他不得不再度返闽，过着那无聊的官场生活，依旧是官场的周旋，依旧是“友邦”的交往，依旧是忙里偷闲，写点文章。
郁达夫只觉得一切成为自然、习惯，依然是“三杯通大道，五斗合自然”，他已经从一个文坛的斗士变成闽中的风雅名士了。
六月中，陈仪主席任命郁达夫为闽省省政府公报室主任，予以实职，郁达夫从一个可以云游四方的参议，成为身居实职的干员，虽然他的心中依然是向往那种伟大的文化事业，但由于这工作忙碌，战事日紧，国难日深，他已无力分身，甚至连拜读文学之书的时间都不得不让位于公务，他给他的朋友的信中写道：
“……
自到福州以后，因在行政界服务，关于文学的书，不太有机会读。
并且陈主席实地苦干，我辈下属，也不好偷闲，再来看其他的书。国难如此，觉得空弄笔墨，也有迂疏之嫌。我虽手无缚鸡之力，但雄心未死，若有机会，也还想赶上前线去实地工作，因此便更感觉到从前弄文的空虚了，所以自搬到杭州去住以后，就不再作那些无补实际的文章了。至于思想问题的讨论，关于文学的批评与建议，也未始不想多做、多想、多读，可是自己觉得头脑并不致密，历事也未必长久，徒有此心，未能实践，现在只能说是学习。
……”
郁达夫在闽中的思想开始了转变，只想多做，而且做抗日救国的实务。
在杭州的郁达夫，并没有忘记他的老朋友鲁迅先生，他屡屡在与朋友的交往中称道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学界的第一人。他发表文章指出：
诗人要不失其赤子之心。“这赤子之心，就是curiosity的遗留。凡不失此心的人，像英国的哈代、俄国的高尔基、我们的鲁迅一样，到了高年，还会做年青时候的梦。”“哈代八十岁后还会写情诗；鲁迅的《两地书》是四十以后的书简；高尔基五十岁以后的小说里，写到恋爱的场面，还是那样活灵活现……”
郁达夫把鲁迅与哈代、高尔基相提并论。
七月中的一天，郁达夫得到鲁迅先生病重的消息，特地从福州赶往上海看望先生，他看到先生的一身病体，满脸憔悴。郁达夫从先生那里知道先生得了严重的肺病，并且知道先生的心情相当恶劣，因为左联解散，而与“文总”的一些人闹了很深的矛盾，他非常孤独。他必须与病魔作斗争，同当局作斗争，有时他还不得不与以前的一些战友作斗争。先生的内心也是充满了忧伤。虽然他对未来充满信心，但对这个世界早已充满了绝望、哀伤，这世界依然是一个铁屋子——国难日深、当局摧压日重，而左翼战线完成．了历史使命，他充满了诗人的哀伤。虽然，当局的死敌红军长征到达了黄土高原的陕北——他为此曾经打电报给中共中央，看到北方的红色政权寄托着中华民族的希望，但他深受内伤，他的情绪达到人生的最低点。
郁达夫最佩服鲁迅先生，他永远是他最好的朋友。他看到先生病中依然翻译着果戈里的《死魂灵》，也听到先生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的计划。病中的先生依旧雄心勃勃。听到先生的倾诉，那里面有战斗，有愤怒，有更多的幽怨，达夫的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先生老了吗？先生真的老了吗？他的肺病可不轻，在短短的见面中，他听到先生一次次的咳嗽……
他劝告先生去日本治病，到日本去疗养，日本的温泉对肺病有特殊的疗效。他自己当年是多次得过严重的肺病的。鲁迅先生很高兴，他对达夫说，内山老板也劝他到日本乡间疗养一段时间，他打算秋天去日本，问他能不能同去，郁达夫满口应承。郁达夫也正想到久违了的日本去一趟，那里还有他很多很多的日本朋友，看看日本最近的社会情况，那个好战的政府的近况现状。他痛快地与先生约好到秋天时一同去日本帝国，并且与先生约好要一起去日本京都岚山看红叶……
从鲁迅先生那里回来，他回到了福州，郁达夫的确着手准备到日本去度过秋天。他已经与陈公洽主席说好，陈公洽主席对鲁迅的感情最好，对郁达夫个人的私交超越一般，恰在那时，颇有不少的政府大员和新闻舆论传出他是亲日派的说法，他知道郁达夫可以为他洗刷这个不好的名声。郁达夫也当然视陈仪主席为知己，大有知音之感。他知道在这个社会上，他相当孤独，一个有思想的人，孤独是不可避免的，他与鲁迅一样，忧国忧民，心情十分忧伤，伤悲这个国家，伤悲这里的人民，也伤悲这个东亚。他一直在担心，自从甲午战争赔款以来，中国一直舍身饲虎，养虎成患。日本成了一个海盗之国，弱肉强食——这是大自然的法则，也是社会的法则。日本做强盗，而中国如果不是奋发图强，只有面临灭亡。
陈仪将军完全同意郁达夫秋天去一趟日本，探索日本的现状。在日本留学时，他与鲁迅就是最好的好友，当鲁迅遇到困难时，常常与郁达夫开玩笑，要到陈仪将军那里当兵吃粮去，他们的感情超越一般。郁达夫将负有特殊的使命。事实上，中国的现在正处于高压之下，正处于万马齐喑的时代，可这是火山爆发前的沉寂，一个同仇敌忾、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前景正在到到来。郁达夫不仅要到日本，要陪同鲁迅，走访日本各界，还打算到日本的千叶乡下，探望老朋友郭沫若，他们差不多十年不见了。
每天忙碌于公务，郁达夫偶尔也写一点文章，谈国防文学呀，统一战线呀，抵制日货呀，谈战争与和平、日本当局的赌注呀什么的，但为文已不甚多，杂志被当局封锁得太多了。他还得周旋，周旋于官场、名流、社交界之中，甚至与日本领事、记者们也朝夕相处。
十月十九日，那对于郁达夫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那一天的傍晚，郁达夫刚刚在福州南台的醉春园与一群名流醉饮，同席的有一位是日本的新闻记者，毕竟是新闻界消息灵通，一见面就问郁达夫：
“鲁迅逝世的电报接到了没有？”
郁达夫大吃一惊，他不能相信这是真的！“鲁迅先生没了！”他相信这是日本同盟社的谣言。才两个月前，先生身体虽则憔悴，还好好的，可哪里知道，这时竟过世了呢！他知道，先生的肺病是连年夤夜写作落下的职业病。他们不是还约下秋后到京都岚山看红叶么？那一定是不可靠的误传……
郁达夫心里非常不落实，耳朵中早已“嗡”地叫了起来。他要证实，不及终席，他便离开了那记者和众人，他立即前去《福建报》报社，因为那里正有他的一篇演讲稿在付排，需要进一步润色，郁达夫立即从南台到城里，直接上了报馆。
正是晚上十点钟之后，是报馆里最繁忙的时刻。郁达夫与一个负责编辑的只讲了几句话，便有位专编国内时事的记者拿来了中央社的电稿，让郁达夫看，郁达夫目瞪口呆，电文与日本记者所说的一模一样：
“著作家鲁迅，于昨晚在沪病故。”
其实，鲁迅故于十月十九日的凌晨五时。
伟大的鲁迅先生因病去世了！郁达夫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他首先想到的是许广平先生和他们的孩子，随即在那张电稿的背面匆匆拟了一行字：
上海申报转景宋女士：骤闻鲁迅噩耗，未敢置信，万请节哀，余事面谈。郁达夫叩。
这位郁达夫的知心朋友，中国最伟大的作家，终于离开这令人生厌的人世。鲁迅是那样热爱国家、热爱人民！但他与当局和侵略者势不两立！郁达夫的脑袋轰轰地响了起来。短短的五、六年中，他失去了那么多的同志和朋友！他已看多了朋友的牺牲与死亡，那都是一些好朋友：柔石、蒋光慈、徐志摩、杨杏佛、鲁迅……但再也没有比鲁迅的死更使他震惊的了！那个曾经与他朝夕相处的先生，他的新青年时期、他的“三·一八”时期、他的厦门与广州时期，他的左联时期……他的坚强、他的赴难、他的文坛领袖雄风……郁达夫夜不能寐，先生真的去世了？不能不信，但又绝不相信。他恨不得痛哭一场！
在这个世界上，他有过那么多的朋友，各式各样的，文坛的、官场的；北京的、上海的、杭州的、广州的，还有东京的、名古屋的；有不同时期的，创造社时期、武汉北京教书时期，更有左联时期。可许多朋友，做官的做官去了，出国的出国去了，有的疏离了，有的反目了，有的十年心事归平淡，有的一载相交换恶名……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谁是他郁达夫始终不渝的文坛朋友呢？只有鲁迅……
啊，不是约好到日本看岚山红叶么？不是约好秋天他们同到日本去考察么？不是十五年的交往推心置腹么？在鲁迅、郁达夫他们之间的交往，是始终不渝的。先生永远活在郁达夫的心中。宴会上的笑脸、书房中的笑声、内山书店里的幽默，活泼的、严肃的、冷峻的、仁慈的、友好的……一切切，一幕幕，一齐涌上他的心头。
他只活了五十六个年头！他本来可以为中国留下更多的宝贵思想、宝贵的著作、宝贵的梦，但由于他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局的压迫，外族的入侵，国家的弱小，为了国家与人民，他牺牲了自己的健康，但如今他终于撒手人寰……
郁达夫夤夜买好一张去上海的船票，第二天凌晨便跳上三北公司的靖安轮，直赴上海，他要最后见他的朋友一面，参加这位始终不渝的朋友的葬礼！
一颗璀灿的巨星消失了，郁达夫黯然神伤。
在旅途上，他思绪万千，他写下了手书，“鲁迅虽死，精神当与我中华民族永存。”手迹就登载在两天后的《申报》第一版上。
郁达夫是在二十二日的上午才到达上海的。轮船太慢了，而他的心太急，他必须赶在先生的葬礼之前到达上海，而从收音机中知道，先生的葬礼将在二十二日的下午，他忧心如焚……
鲁迅先生是左翼文坛的丰碑、旗手、领袖，他有坚定的信仰。与郁达夫一样，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但他能干出共产党人所不能干的。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有时他们的思想比共产党更激进。鲁迅先生始终是那样清醒、勇敢、好斗，但另一方面他又是那么善良。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一个真正的人民作家。“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正是他自己的真正写照。正是从五四开始，他是中国文坛天空中熠熠生辉的巨星，如今这颗巨星殒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