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日子里，我最亲密的朋友——音乐家汉纳·斯基恩，给了我莫大的安慰。他很奇怪，见不惯名利和野心。他热爱我的艺术，以为我演奏为乐。我想他算是最崇拜我的人了。他是个不错的钢琴家，经常整日整夜地为我弹奏，今晚弹的是贝多芬的交响曲，明晚就是《尼伯龙根的指环》组曲，从《莱茵的黄金》开始，一直到《众神的黄昏》。
1913年1月，我俩一起到俄国做巡演。这次路途中发生了一件怪事。黎明，我们到达了基辅，乘坐雪橇前往酒店。睡意惺忪中，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马路两边整整齐齐地摆着棺材，那么小的棺材，肯定给小孩子用的。我惊恐地抓住斯基恩的手臂，叫道：“啊，都是孩子——孩子们全死了！”
“伊莎朵拉，你怎么了，那儿什么都没有啊。”
“没有？难道你看不见吗？”
“真的没有，除了雪。大雪堆在马路两旁，和孩子有什么关系？”
“雪？”
“不要怕，伊莎朵拉，可能是雪光引起的幻觉。人一劳累，就往往这样，过会儿就好了，但你得注意休息。”
为了放松身心，我去了一家俄国澡堂。热气腾腾的浴室里，一排排木制的长阁板错落有序。我躺在其中一块阁板上，服务员出去了。热气突然上涌，我被突然袭来的热气熏得掉了下来，不省人事，服务员急忙将我送回了酒店。检查说我有点轻微脑震荡。
“你今晚恐怕不能跳舞了，你正在发高烧。”
“但是我不想让观众失望。”我决意演出。
当晚的曲目是肖邦的作品。在演出结尾的时候，我出乎意料地对斯基恩说：“弹奏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吧。”
“还是不要跳这种曲子吧，伊莎朵拉，我求求你。”
“我一定要跳。白天那个不祥之兆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要让上帝知道，我接受了他的喻示。我要用舞步走向悲哀，走向苦难，以救赎现实中可能出现的一切不妙。”
他见我态度坚决，便弹奏了起来。我双臂一举，舞蹈开始了。——首先向上帝致意。掉臂，两手下垂。胸向前高挺。膝微屈。收腹——表达对上帝的虔敬之心，以及逆来顺受的驯良。躯体歪斜。迟缓。踉跄。怀抱着死去的婴孩，走，走，走。灵魂飞升，光明挤进死亡的门缝。手指绕成白色的花朵，佩戴在命运的襟前……
舞毕。全场鸦雀无声。
斯基恩上来恳求道：“千万不要让我再弹这支曲子了。我体验到了死亡的滋味，我闻到了丧礼之花的芳香，我……看到了孩子们的……棺材……”
1913年4月回到巴黎后，我们在特洛卡迪罗演出。其中一场漫长的表演结束后，我们再一次合作表演了《葬礼进行曲》。观众们陷入宗教般虔诚的肃穆中，之后掌声雷动。甚至有些女人都哭了。
也许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是一条漫漫长路。而无论路途有多坎坷崎岖，它依然存在，只是我们没有发觉而已。我们以为眼前是当下还未发生的未来，殊不知这个未来早已恭候在前。
自从在基辅表演《葬礼进行曲》之后，我总觉得不安，好像有什么灾难就要降临。回到柏林后，我举办了几场演出，再一次在神灵的感召下，创作了一支舞蹈，表现一个突遭可怕打击的人，直面命运的残酷无情，勇敢地站了起来，追寻新的希望。
在我去俄国巡回演出期间，伊丽莎白帮忙照看着孩子们。我回到柏林后，便与他们会合了。他们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常常手舞足蹈，看起来很快乐。我们一起回到巴黎，住在我位于纽利的大房子里。
我终于又和孩子们在一起了。我常常站在阳台上，悄悄地看着迪尔德丽自己编舞。她根据自己写的小诗编舞——宽敞的蓝色工作室里，她舞动着小小的身子，并且用甜美的童音朗诵道：“现在我是一只鸟，我高高地飞呀，飞到蓝天白云上”；过了一会儿，她又说：“现在我是一朵花，抬头望向鸟儿，摇啊摇。”看着她如此优雅和美丽，我想或许有一天她能继承我的学校吧。她是我最好的学生。
儿子帕特里克也开始跳舞了，只不过伴奏音乐比较古怪。他从来不要我教。“不，”他一本正经，“帕特里克要跳属于帕特里克自己的舞。”
在纽利的生活让人身心愉悦。在工作室练舞，在图书室阅读，在花园里跟孩子们玩耍或跳舞，都让我乐在其中，我不想再出去做巡演而跟他们分开。他们一天比一天漂亮，我也更加舍不得离开他们。我预言，将来肯定会出现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将作曲与舞蹈这两种天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我的儿子就能担此重任。
把我和两个可爱的孩子联结在一起的，除了血肉亲情，还有艺术。他们和我一样都对音乐深深着迷，喜欢待在工作室里，听斯基恩弹奏或者看我跳舞。他们会静静地坐在旁边，露出陶醉的神情。小小年纪的他们，居然拥有如此强烈的专注力，着实令人吃惊。
还记得一天下午，伟大的艺术家拉乌尔·普尼奥为我弹奏莫扎特的乐曲。孩子们踮着脚尖溜进来，立在钢琴两侧。他弹完后，两个满头金发的小家伙不约而同地从他的胳膊下钻出来，极其崇拜地看着他，后者惊呼道：“两个小天使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啊，莫扎特的天使！”小家伙们灿烂地笑了起来，然后爬上他的膝盖，将脸埋进他的胡子里。
我心满意足地看着这美好的组合，一点儿也想不到前面等待他们的将是那种结局。
时值3月，我轮流在夏特菜剧院和特洛卡迪罗剧院演出。虽然日子过得还算如意，可我还算隐隐感到不安。
一天晚上，在特洛卡迪罗剧院，斯基恩用管风琴弹奏了肖邦的《葬礼进行曲》，我再一次跳起了那支舞。我的额头感受到了那股凉意，我的鼻子闻到了白色晚香玉和葬礼花朵的浓烈气味。穿着一袭可爱的白色服装的迪尔德丽，坐在中央包厢里，见我跳起这样的舞蹈，突然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哦，为什么我的妈妈那么伤心、那么难过啊？”
这是悲剧的一个小小前兆，不久，我生活中的所有快乐都永将结束。我相信，尽管一个人可以继续生活下去，但是有些致命的伤痛会伴随终生。一个人或许可以如行尸走肉般生活，但是他的精神已经垮掉了。有人说，悲痛可以让人升华；而我只能说，悲剧发生前的那几天，实际上是我精神生活的最后几天。从那以后，我的内心只有一个想法——飞离——飞离——飞离那恐怖的悲剧，我的生活只不过是为了逃避那场悲剧而作出的一连串努力，像悲哀的“流浪的犹太人”，像“鬼船船长”。对我来说，生活像一艘幽灵之船，在一片虚无中航行。
心理上的变化，往往是现实的反映，这是一种奇异的巧合。波瓦瑞特为我设计前面所说的那个神秘小房间的时候，在每扇金色的门上挂了浓黑的十字架。起先，我只是觉得这种设计独具匠心；渐渐地，我感觉到这些黑色十字架仿佛也是一种预兆。
尽管我的生活看起来一帆风顺，实际上笼罩着一种诡异——可以说是不祥之兆。我会突然在子夜醒来，陷入惊悸。于是，我整晚整晚地亮着灯。一天夜里，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床对面的黑色十字架里走出来一个人影，一袭黑衣，移进我的床脚，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有好一会儿，我吓得不敢动。随后，我将所有灯点亮，那个人影也就消失了。这次之后，我又不断遭遇了这种可怕场景。
我为此深受困扰。一天晚上，好友雷切尔·布瓦耶夫人请我吃饭时，我跟她倾诉自己的苦恼。她听后大吃一惊，热心肠的她坚持要马上打电话给自己的医生。她怀疑我是神经方面出了问题。
年轻英俊的雷内·巴德特医生来了。我描述了自己的幻觉。
“你的神经显然是过度紧张了，你最好到乡下住几天。”
“但是我在巴黎还有演出任务，合约早就签了。”我回答。
“那么，去凡尔赛吧——凡尔赛很近，你可以开车来回。那里的空气对你有好处。”
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孩子们的保姆，她也很高兴，说：“凡尔赛很适合孩子们去。”
于是，我们收拾了几个旅行手提包，正要准备出发的时候，一个瘦瘦的黑衣人出现在家门前，慢慢地沿着小路走过来。是我神志不清，还是那个人从黑色十字架里走出来了？她走到近前我才认出来。
“我跑出来，”她说，“只是为了来见你。我最近老是梦到你，觉得很有必要来见你。”
她就是那不勒斯女王。几天前，我还带着迪尔德丽去觐见过她。
我说：“迪尔德丽，我们要去觐见女王。”
“哦，那么，我该穿上礼服了。”迪尔德丽说。她把波瓦瑞特为她制作的一条有很多绣花和褶裥边的精美小连衣裙称为礼服。
我花了点时间教迪尔德丽正统的宫廷礼仪。她学得很开心，只是到了最后忽然哭了起来，说：“哦，妈妈，我很怕，怕见一个真正的女王。”
我觉得，可怜的小迪尔德丽肯定是以为自己要去的是真正的宫廷，就像童话舞剧里演的那样。事实上，我们去的只是女王位于林地边缘的美丽别苑。当我们被领到一位白发辫子盘在王冠下、身材瘦削、举止优雅的女人面前时，迪尔德丽大胆地向她行了一个宫廷屈膝礼，然后笑着奔向女王伸出的双臂。女王仁慈和善，迪尔德丽一点都不怕她。
这天，女王戴着黑色面纱来见我。我告诉她我们正要去凡尔赛，并把理由也说了。她说很愿意与我们同行——这对她来说，算是一次冒险活动了。路上，女王忽然伸出慈爱的双臂，把我的两个孩子揽进怀里，紧紧地搂在胸前。当我的小家伙们的金发脑袋贴着女王的黑衣的时候，我仿佛再一次看见最近老是折磨着我的幻象。
来到凡尔赛后，我们和孩子们愉快地喝茶，随后我护送那不勒斯女王返回她的府邸。女王是命运多舛的伊丽莎白二世的姐姐，是我见过的最亲切、最仁慈、最聪慧的人。
第二天，我在特里阿侬酒店美丽的花园中醒来，近日来所有笼罩在心头的阴霾全都化为乌有。医生是对的，我需要来乡间休养。不过，如果古希腊悲剧中的歌舞队在这里该有多好啊！他们也许会举例告诉我，人们为了躲避灾祸而刻意选择相反的道路，往往就是径直走向了灾祸，比如不幸的俄狄浦斯王。要是我没有来凡尔赛躲避纠缠着我的死亡幻影的话，孩子们就不会在3天后死于那条熟悉的道路了。
那晚的情景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是我第一次那样跳舞。我不再是一个女人，而是化为一团欢乐的火焰——一团火——火星四溢。重跳了好几遍之后，我最后以《瞬间的音乐会》收场。在舞动的过程中，我的内心似乎在歌唱“生命与爱情——最大的欢乐——源源不断——源源不断地输送给需要的人们”。突然，迪尔德丽仿佛坐到了我的一个肩膀上，帕特里克坐到我的另一个肩膀上，他们稳稳地坐着，兴高采烈；我一边舞动着，一边转过头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看着他们稚嫩而明亮的笑容——我的双脚不知疲倦地跳着。
那晚的舞蹈结束后，我得知洛亨格林来了，这个几个月前去了埃及后再也没有现身的男人，来到我的包厢。他似乎被我当晚的舞蹈吸引了，提议在香榭丽舍酒店的奥古斯丁套房跟我们一起用餐。我们回去后，坐在餐桌前等着他。一小时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出现。对此我深受打击。且不提他去埃及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我其实一直都深爱着他，并盼着这次与他会面，还想让他亲眼看一看他茁壮成长的漂亮儿子。到了3点，他仍然没有出现。失望之余，我回到凡尔赛看孩子们。
演出和等待很快让我精疲力竭。我爬上床，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孩子们进来把我吵醒了。他们就像往常一样，跳到我的床上，咯咯地笑着。然后，我们也像往常一样，共进早餐。
帕特里克显得尤为兴奋。他自娱自乐，用小手推一张张椅子，椅子倒下的时候，他就欢快地叫起来。
随后，发生了一件事。前天晚上，一个陌生人给我寄来两本制作精美的书，作者是巴贝尔·多尔维利。我伸手从旁边的桌上取出了一本，正要责怪帕特里克太闹腾的时候，目光落在书中“尼俄泊”这个名字上，接着读到这么一段文字：
神气十足的母亲啊，你为孩子感到骄傲。当人们谈起奥林匹斯的时候，你竟然在暗笑。为了惩罚你，神的利箭射向你忠实的孩子们的头颅，你那宽阔的胸膛根本保护不了他们。
保姆也不耐烦了，让帕特里克别再大吵大闹。
保姆面慈心善，她也十分疼爱孩子们。
“噢，由他去吧，”我喊道，“要是没有了孩子们的吵闹声，生活会变得多么无聊啊。”
一个念头闯进我的脑海里——如果没有了他们，我的生活将多么空虚、多么黑暗！他们充实了我，他们带给我的欢乐，比艺术带来的欢乐要多很多，比任何一个男人带来的爱的欢欣要多出一千倍。我继续往下读：
你转身迎向利箭射来的方向，等待胸膛被刺穿……你等待着！可是没有用，高贵而又不幸的女人啊。神的弓已松开，你被戏弄了。
你就这样等待着，在死静的绝望和满腔的沉郁中度过每一天。你心如止水，了无生气。人们传言，你变成了峭壁上的岩石，心脏停止了跳动。
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赶紧将书合上。我把两个孩子叫过来，张开双臂把他们拥入怀中，还流下了眼泪——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天早上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个动作。多少次，在无眠的夜里，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责问自己为什么没有留意那些不良的预兆，来避免悲剧的降临。
